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張維迎

　　作為經濟學家，在享受三次工業革命成果的同時，我還是期待著我們的國家，能在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做出原創性的技術貢獻，而不再只是一個搭便車者。

我所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

　　人類過去250年的經濟增長，是三次工業革命的結果。第一次工業革命大約從1760年代開始持續到1840年，其標志是蒸汽動力的發明、紡織業的機械化和冶金工業的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大約從1860年代開始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標志是電力和內燃機的發明和應用，還有石油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新產業的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大約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現在，其標志是計算機的發明、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的變革。但作為中國人，我有緣享受“后發優勢”，用短短的40年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走過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過的路！

　　我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1959年秋，我出生在陜北黃土高原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在我出生的時候，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幾乎沒有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我出生的窯洞是什么時候修建的，我父親不知道，他的父親也不知道。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生產就是春種秋收、男耕女織。在我年幼的時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親手工紡線、手工織布、手工縫制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我睡夢中聽到的紡車發出的嗡嗡聲和織布機發出的吱咔聲。

　　母親縫制的衣服都是老式的，所以我小時候穿的褲子前面沒有開口拉鏈。偶然會發生尷尬的事情，就是尿急時褲帶打成了死結解不開，就只能尿在褲子里了。每每想起此事，總會讓我覺得美國人威特康·L·朱迪森和瑞典人吉迪昂·森貝克在100多年前發明的拉鏈，真是了不起。

　　美國人艾薩克·辛格早在1851年就發明了縫紉機并很快投入商業化生產，但我小的時候，縫紉機在我們那里仍然非常罕見。在我10來歲時，村里的一位復員軍人帶回一位山東媳婦，按母親一方的親戚關系，我叫她嫂子。這位嫂子心靈手巧，會用縫紉機做衣服，我穿的第一件“制服”就是她做的。

　　上大學之后，我就不再穿母親用土布縫制的衣服了。后來，家里的紡車和腳踏織布機也被當作柴火燒了。

　　過去，父親和他四舅及另一個人合伙買了一臺梳棉機，存放在離我們村25華里的鎮上，逢集的時候就提前一天去鎮上彈棉花。梳棉機比梳棉弓的效率要高好多，每次干兩天活，每人可以賺到三四塊錢，這在當時算一筆不小的收入。

　　1979年，村里搞起了“包產到戶”。父親把那臺梳棉機從鎮上搬回家，以為又可以彈棉花賺錢了。但父親的預測完全錯了。沒過多久，村里人都開始買機織布了，連棉花也沒有人種了，他的那點小手藝也就廢了。

　　改革開放后，父親的另一項手藝也廢了。我小時候冬天穿的襪子，都是父親自己捻毛線、自己編織而成。父親捻毛線用的捻錘，是新石器時代的發明。我上大學后，就不再穿父親織的襪子了，他也就不再編織了。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另一項重要進步發生在冶金工業。進入鋼鐵時代，也是中國的夢想。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中國搞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我在農村時，鋼還只能用在刀刃上，全村沒有一把全鋼制的斧頭、鐮刀、菜刀。不要說鋼，鐵也很稀缺，最值錢的就是做飯用的鍋，所以“砸鍋賣鐵”就成為人們陷入絕境的隱喻。

　　但改革開放后，隨著現代化冶煉技術的引進，中國終于進入鋼的時代。1996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鋼鐵生產國。現在再回到農村，發現犁、耙子、扇車都已經變成鋼制的了，木制工具已成為古董。

　　煤炭在工業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煉鐵需要大量的煤，蒸汽機也要燒大量的煤。我的老家榆林市現在已成為中國的煤都，其產量占到全國的十分之一。但在我小的時候，村民做飯、取暖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樹梢和秸稈。

　　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動力主要是人自身和大型動物的肌肉，這一點直到蒸汽機出現之后才得到根本性改變。但蒸汽機發明200年之后，我在農村的時候，動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農村人看一個人是不是好勞力，主要看他肩能扛多重，背上能背多少斤。我們村沒有馬，因為馬太貴，飼養起來也麻煩，僅有的幾頭驢，是生產隊最珍貴的生產工具，耕地、馱碳、拉磨、娶親，都靠牠們。如果一頭驢死了，就是生產隊最大的損失。

　　我小的時候不愛干家務活。當時農村磨面用的是石磨，碾米和脫殼用的是石碾。逢年過節或有紅白喜事的時候，由于需要碾磨的量大，通常使用畜力驅動石碾和石磨，但平時小量的碾磨，只能使用人力。母親要我幫她碾米推磨時，我總有些不情愿，圍著碾盤或磨盤轉圈圈讓人覺得枯燥無味。

　　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從來沒有被蒸汽機推動過，但在我離開家鄉三十年后，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廢棄了。村民們跨越了蒸汽機，直接進入內燃機和電動機時代，這或許就是人們說的“彎道超車”吧！

　　我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紡織和冶金這兩個傳統部門，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創造了許多新的產業。第一次工業革命用蒸汽機動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第二次工業革命則用內燃機和電動機代替了蒸汽機。但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們村里還沒有內燃機，更沒有電動機。

　　在黃土高原，能種莊稼的地都是些溝溝峁峁的山地，祖祖輩輩都是靠天吃飯。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村民們還是用石頭在溝里壘起了一些水地。水地在當地被稱為“園子”，只有少數園子可以引水灌溉，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澆灌。零散的小塊園子靠挑水澆灌，稍大塊的園子則使用一種叫“橘槔”的裝置提水澆灌。橘槔是這樣一個裝置：在一個架空的橫木中間垂直鉤一個長木杠，長木杠的一端固定一塊很重的石頭，另一端用一個活動連桿掛著一個柳編水桶。提水的時候，操作者站在石墻半空突出來的臺階上，用力將連杠向下拉，等水桶到達下面的水池灌滿水后，再將手松開，靠著長木杠另一端石頭的重力，水桶被提到適當的高度時，操作者將桶里的水倒入引水溝。如此往復不斷，就可以灌溉大片的園子。

　　大約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村里有了一臺6馬力的柴油機。柴油機配上一個水泵，就可以把溝里的水揚程到園子地里，轟動了全村人。只是這臺柴油機老出問題，并沒有立馬替代橘槔。

　　后來公社又給我們村獎勵了一臺1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八十年后，終于出現在我們這個偏僻小村。手扶拖拉機馬力不大，但又好像無所不能，農忙時耕地、脫粒、抽水，農閑時帶動磨面機磨面，或者跑運輸。

　　內燃機的最大影響發生在交通運輸業。1930年，汽車已進入60%的美國家庭，美國由此成為“騎在輪子上的國家”。

　　但我小的時候，方圓幾十里內見過汽車的人還屈指可數，全村沒有一輛自行車，人們出行的方式仍然是步行。我既興奮、又恐懼的是每年正月初二跟隨父親去探望改嫁遠村的奶奶，雖然路程不過五十華里，但好像有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溝壑，早晨出發傍晚才能到達。

　　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每次回家探親，縣政府總會派車把我送到村里，走時又派車把我接到縣城。據說這是對在外地工作的縣團級官員的待遇，我雖然不是縣團級干部，但他們覺得我有點名氣，又在中央機關工作，所以就視同縣團級對待。我自己也欣然接受這種安排，因為，從縣城到我們村八十華里路程，沒有班車，找順風車也不方便。

　　在牛津讀博士期間，我花了一千英鎊買了一輛福特二手車，從此有了自己的小轎車。回國后，我又用免稅指標買了一輛大眾捷達車。記得直到1999年，光華管理學院大樓前平時還只孤零零停著我的一輛車，沒想到幾年之后，大樓前已是車滿為患了。

　　更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現在每次回老家，村里總停著幾輛車，汽車在農村也已不再是稀罕物了，一個遠房的堂弟還買了輛中巴跑班車，仍然住在村里的年輕人大多有摩托車。

　　據統計數據，中國城市人口中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在1999年只有0.34輛，2015年則達到30輛。雖然普及率還不及美國1930年全國水平的一半，但在汽車發明130年后，大部分中國城市居民總算享受到了這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創新！

　　電力，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另一項重要創新。從出生到去縣城上高中之前，我沒有見過電燈，村里人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燈或麻油燈，有些家道貧困的人家連煤油燈也用不起，一到晚上就黑燈瞎火。有個流傳的笑話說，一位客人在主人家吃晚飯，主人舍不得點燈，客人不高興，就在主人家小孩的屁股上狠狠擰了一下，小孩頓時嚎啕大哭，客人說，快把燈點著，孩子看不見，把飯吃到鼻子里了。

　　父母鼓勵我讀書，說愿意為我多費二斤油錢。確實，村里好多人家就是因為怕花油錢，不讓孩子晚上看書。為了省油，煤油燈的燈芯都很小，晚上在燈下看書的時候，頭必須盡量靠近燈光，有時候打瞌睡，第二天上學的時候，頭上就頂著一縷燒焦的頭發，被同學們取笑。當時全村最亮的燈在生產大隊的公用窯，是帶玻璃罩的罩子燈，比小煤油燈費油好幾倍。

　　到縣城上高中時，我第一次見到了電燈，不僅宿舍里有白熾燈，教室里還有日光燈。但電壓總是不穩，時明時暗，還經常斷電，罩子燈仍然是宿舍的必備。

　　1993年我在牛津讀書期間，暑期回老家看望父母，聽說兩公里外的村子已經拉上電了，我們村因為縣上沒人說話就沒有拉上。知道我認識縣委書記，村民們專門到我家，希望我給縣委書記說說，給我們村也拉電。我說了，但沒有管用。想到村里人對我的期待，這事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幾個朋友愿意幫忙，一共籌集了四萬多塊錢，1995年，我們村終于通電了！

　　通了電，村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樣了。電不僅能照明，而且能帶動家用電器和其他機械。從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不少人家相繼買了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電熨斗、空調等家用電器，這些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重要發明，雖然在那里的農村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但還是有個別人家買了。村里也有了由電動機驅動的磨面機、碾米機、脫粒機、電鋸。更重要的是，有了電動機，家家戶戶都可以用上自制的自來水系統，就是在比窯洞高的地方修一個封閉的蓄水池，把井水抽到蓄水池，水管連接到屋里，水龍頭一打開，水就自動流出來了。我在農村的時候，每天早晚去井里挑水是一件很愁人的事，現在再沒有人為挑水發愁了。

　　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1978年4月，我離開老家去西安上大學。我從縣城搭長途汽車到山西介休，再乘火車到西安。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也是第一次見到火車。火車是英國企業家斯蒂文森父子1825年發明的，至1910年美國已修建了近40萬公里的鐵路。

　　此時距離第一臺大型數字計算機的發明已有33年，微型計算機產業正處于頂峰，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的微軟公司已經成立4年，斯蒂芬·喬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亞克的蘋果II個人計算機也已經上市兩年了，但直到進入大學后，我才第一次聽說計算機這個名詞。一開始，我以為計算機就是用于加減乘除運算的，可以替代我當生產隊會計時使用的算盤。算盤是中國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就使用的東西。但后來我就知道自己錯了，計算機將替代的遠不止算盤。

　　經濟系一年級的課程有一門“計算機原理”，記得第一次上課的時候，看到碩大無比的計算機感到很新奇。后來知道，1945年賓州大學研發的第一臺計算機ENIAC重量接近30噸，長100英尺，高8英尺，占地面積相當于一間大教室。我們還學過二進位制、打孔卡原理和BASIC語言。但除了拿到考試成績，整個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間，計算機對我的學習和生活沒有發生任何影響。

　　1985年，我開始在北京工作。我所在的研究所買了兩臺電腦，但放在機房，神神秘秘，由專人看管，只有搞經濟預測的人可以使用。單位還有一臺四通電子打字機，由打字員操作。與手寫復寫紙、蠟紙刻字印刷以及傳統打字機相比，電子打字機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儲存文本，反復修改。復寫紙是在19世紀初英國人雷夫·韋奇伍德發明的，蠟紙刻字印刷是愛迪生于1886年發明的，我在高中時和高中畢業返鄉務農時都用過。英文打字機是克里斯托弗·肖爾斯等幾個美國人于1868年發明的，中文打字機是山東留美學生祁暄于1915年發明的，我上高中時我們學校有一臺。

　　我第一次使用計算機是1988年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我把自己手寫的兩篇英文文章拿到學院計算機房輸入計算機，然后用激光打印機在A4紙上打印出來。激光打印出來的字體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書一樣，讓人無比興奮。

　　1990年9月，我回到牛津攻讀博士學位時，買了一臺286個人電腦，從此就告別了手寫論文的時代。1994年回國時，我還把這臺電腦托運回北京。但個人電腦技術的發展是如此之快，很快出現了486電腦，這臺舊電腦的托運費也白交了。后來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機，這樣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統。之后還換過多少臺電腦（包括筆記本電腦），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對大部分人而言，一臺孤立的電腦不過是一個文字處理機，我當初買個人電腦的目的就是為了寫論文方便。但多臺計算機連接成一個網絡，用處就大了。1969年，第一代互聯網—阿帕網誕生了。1972年，阿帕網的第一個熱門應用—電子郵件誕生了。1992年后，我自己也開始用電子郵件了，但當時國內的人還無法使用電子郵件。1993年在籌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時，我們向北京大學校領導提的一個要求就是，給我們通電子郵箱。這個愿望被滿足了。但沒過多久，北大所有的教員都可以使用電子郵箱了。幾年之后，中國就進入互聯網時代了。

　　記得1993年12月我兒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還是先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告訴國內親戚，然后再由這位親戚發電報告訴老家的父母。我在農村的時候，生產大隊的公窯里有一部手搖電話，一根電話線串著好幾個村，通話時必須大喊大叫才行；往不同線路的電話需要人工交換機轉接，全公社只有一個交換機，接線員是很讓人羨慕的工作。

　　上大學之前，我沒有見過轉盤撥號電話，更沒有見過按鍵撥號電話，因為連縣長辦公室的電話都是手搖的。我第一次使用轉盤撥號電話是1982年上研究生期間，在校門口的一個公用電話上，還是過路的一位老師教我怎么撥號的。在牛津讀書期間，偶爾給國內家人打一次長途電話，心跳的比電話上顯示的英鎊數字蹦得還快。當時國際長途電話很貴，從牛津到北京，每分鐘的費用在3英鎊以上。

　　我第一次安裝家用電話是留學回國的1994年，也就是貝爾發明電話118年后。當時安裝電話要先申請，繳納5000元的初裝費后，再排隊等候。后來初裝費取消了，但我早已繳過了。1999年，我開始使用移動電話，家里的固定電話就很少用了。

　　但很長時間，我還是沒有辦法和老家的父母通電話，直到老家農村也可以安裝電話為止。我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寫的家信是2000年。

　　2006年之后，老家農村也有移動電話信號了。我給父母買了一部手機，母親高興得不得了， 可惜她的信息時代來得太遲了。2008年母親下葬的時候，我把她心愛的手機放在她身邊，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聽到兒子的聲音。

　　自從用上智能手機，短期出差我不再帶筆記本電腦，也不帶相機。有了智能手機，我與父親不僅可以通話，也可以用微信視頻。父親現在住在榆林城里，春節時能與村里的鄉親們手機拜年，他很開心。

　　2017年8月，我帶幾位朋友去了一趟我們村。朋友們有心，給村里每戶人家帶了一條煙、一瓶酒。我正發愁如何通知大家來領，村長告訴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時分，鄉親們果真都來了，煙和酒一件不剩領走了。回想起我在農村時，村支書需要用鐵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結束語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當時只有三十歲，父親剛剛12歲。祖父出生的時候（1913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絕大部分新技術和新產品都已發明出來并投入商業化使用，他去世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尾聲，但他連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沒有經歷。他短暫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與他的祖父時代沒有什么區別。

　　父親比祖父幸運，他和我一起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他下半輩子吃的、穿的、用的與祖父在世時大不相同，也與他自己的前半輩子有很大不同。他坐過火車、飛機、汽車，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也許正在看著電視、用著手機。

　　我比父親更幸運，因為每次工業革命我都比他早幾年經歷。我坐火車比他早，坐飛機比他早，坐汽車比他早，看電視比他早，用手機比他早。我還會上網購物，他不會。

　　我的幸運是托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的福。正是改革開放，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有機會享受到人類過去三百年的發明和創造，即便我自己并沒有對這些發明和創造做出任何貢獻。這或許就是經濟學家講的創新的“外溢效應”吧！生活在世界經濟共同體，真是一件好事。

　　據說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在美國的引領下開始了。如果中國晚四十年改革開放，我就得從后半生開始，和我兒子一起同時經歷四次工業革命。如果那樣，我敢肯定，未來4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比過去40年的實際增長率還要高，更讓世界矚目。但我還是慶幸，歷史沒有這樣進行。

　　作為經濟學家，在享受三次工業革命成果的同時，我還是期待著我們的國家，能在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做出原創性的技術貢獻，而不再只是一個搭便車者。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