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林毅夫

　　在我就職于世界銀行時，走訪世界各國，發現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普遍有著與中國領導人一樣的抱負，他們也試圖推動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但卻用錯了方法。

林毅夫：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走錯了路

　　我很高興擔任李約瑟年度紀念講座第二講的主講人。李約瑟是我敬佩的學者，能夠在他晚年工作、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院發表演講，討論他研究生涯里的一個重要課題：“李約瑟之謎：為何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的成就領先于世界，在現代社會卻如此落后”，這是我的一項殊榮。這個謎題由他提出，也是他一生研究的重點。他提出這個謎題的主要目的是想探討中國是否有復興的可能。這個謎題自年輕時代就一直縈繞于我的內心，今天下午利用這個機會向諸位介紹我的研究心得。我將從2009年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時開始倡導的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版--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視角來分析和解答這一個謎題。

　　根據李約瑟詳實的文獻研究，中國在近現代之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是在18世紀下半葉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之后，中國迅速落后于西方國家。

　　經濟基礎是衡量國家實力的重要指標。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研究，在19世紀20年代，中國的經濟總量仍然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那之后急遽下降。在1949年實現了社會主義建國時，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只剩4.2%，到1978年，當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其經濟規模只回升到4.9%。

　　據馬克斯?韋伯的研究，在13、14世紀時中國已處在工業革命爆發的邊緣。有些學者的研究發現，宋朝的科技和紡織業發展水平與在18世紀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前夕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中國并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并在近代競爭中兵敗如山倒。對此，李約瑟提出了一個極具挑戰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在近現代之前能大幅領先其他文明，卻無法在近現代維持它的領先地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關系到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判斷。

　　這個問題是李約瑟在20世紀50年代首先提出來的，那時他不能預想到在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國會煥發出一幅全新的氣象。自1978年，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到去年為止，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從占世界GDP的4.9%恢復到18.6%。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結束，習近平總書記說，現在中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在這次演講中，我想分析以下幾個問題。1，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起源于中國？因為這是中國在與西方競爭中敗北的起點。2，為什么中國在1978年之后能如此蓬勃地發展？3，為何在1978年之前不能有同等程度的經濟表現？

　　4，在這段時間，其他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也都嘗試從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的經濟卻出現了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中國則保持了穩定和強勁的增長。為什么同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不同國家的經濟表現會有如此大的差異？5，就像每枚硬幣都有兩面，每件事情也都有兩面性。中國為快速的經濟增長付出的代價是什么？

　　6，中國在未來是否還有可能維持快速增長實現中國知識分子和李約瑟共同關心的中國的復興？最后這個問題對世界經濟也至關重要，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后，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三分之一。

　　目前世界經濟尚未能從2008年的危機中完全恢復，如果中國經濟能保持有力的增長，這對世界來說是件好事。如果中國經濟增長放慢，世界經濟將會失去增長的動力引擎，這將不僅僅是對中國，對全世界來說，也都是個挑戰。最后，我會對這個講座做一個簡短總結。

　　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

　　首先，我們得了解“工業革命”是什么涵義。對很多人來說，工業革命意味著蒸汽機的應用，紡織工業的機械化與鋼鐵使用的普遍化。但是，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定義。因為如果一個經濟體只有這三樣創新，他們只會經歷一次大幅度的生產率提高，卻不會有持續的經濟發展。

　　我們知道，在18世紀之前，西方國家平均每年國民年收入的增長率僅為0.05%。這意味著要用1400年，才使得人均收入翻倍。當然，對世界其他地區，情況相似。18世紀之后，增長率提高了近20倍。國民平均收入增長率從0.05%提高到1%，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一倍所花費的時間也從1400年減少到70年。在西方，從19世紀中葉至今，國民平均收入增長率再度翻倍至2%。收入翻倍的時間也從70年減少至35年。這種加速的經濟增長并不是因為那三樣新技術的運用，而是因為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帶來的經濟增長一日千里。為什么突然之間，科技創新率提高，產業升級速度加快？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我認為技術創新的速度和產業升級速度的提高才是工業革命的本質和更重要的內涵。

　　為什么西方突然經濟增長率加速了？我認為是技術創新范式的改變。工業革命之前，所有社會或文明中的技術創新來自農民或手工藝者的經驗。自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后，技術創新主要來自實驗室里的研究和實驗。19世紀之后，技術創新不僅僅來自實驗，更是來自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實驗。這種范式的轉變對中國及世界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18世紀以前，技術創新以經驗為基礎，中國具有優勢。中國肥沃的土地和適宜的天氣都對農業生產十分有利，因此，中國能供養龐大的人口。龐大的人口也意味著比起其他國家，中國有更多的農民和手工藝者來積累經驗，促進中國社會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不僅僅是中國，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古文明國家都發生在大河流域土壤肥沃的地區。我想這是中國在過去能如此先進的原因。但是，當技術創新普遍采用實驗的方法后，龐大人口失去其重要性。因為在實驗室里，一個科學家能在一年中做成百上千次試驗，而這原本可能需要農民或手工藝者窮其一生去完成。

　　但是，技術創新革命是另一場革命的結果：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使人能通過實驗獲得知識。當通過實驗來發明新技術時，過一段時間很有可能會遇到瓶頸。科學革命的一項貢獻是可以通過科學研究來獲取更多關于對自然界的知識，幫助人們克服在技術創新上的瓶頸，使得新技術的發明可以再度源源不斷的涌現。這種以科學為基礎，進行技術創新實驗的新方式正是科學革命的結果。所以，如果想回答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起源于中國這個問題，首先應該解答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發生于中國。

　　科學革命的精髓是通過運用數學模型來歸納宇宙與自然運行的規律，并且運用可控實驗來驗證數學模型中產生的假說。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現這種理解世界運行的新方式？發生科學革命首先必須有對自然現象充滿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對于自然現象充滿好奇心與悟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在人口眾多的中國，應該會有更多具有這種天賦的人。那為什么這些天之驕子沒有找到這種更好的研究自然現象的新方式？

　　我的解釋指向了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中國有其獨特的科舉制度讓平民百姓可以通過科舉晉升為統治階級。在傳統社會中，成為官員是光宗耀祖且收益最高的工作。所以，考取功名、成為官員對大眾來說極具吸引力。宋朝以后科舉制度要求考生熟記儒家的四書五經，這就導致有才華的年輕人都投身于儒家經典的學習以準備科舉考試。他們沒有學習數學和可控試驗的動力。因此，中國缺乏擁有這兩樣人力資本同時又充滿好奇心的人才，科學革命也就未能應運而生。

　　與中國相比，西方實行封建制度，不存在抑制杰出人才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的社會原因。對自然現象好奇的天才通過數學和可控實驗來滿足自己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而催生了科學革命。沒有本土的科學革命，就不會有本土的工業革命。

　　當科舉在宋朝成為國家選取人才的制度時，數學也是其中的一項考試內容。但是，皇帝隨后發現，數學好的人沒有用處，對皇帝的忠誠才是更重要。儒家思想更有助于培養忠君愛國的人才。根據儒家哲學，要想成為一名君子，就應該仁民愛物并盡忠于皇帝。即使天高皇帝遠，也要嚴于律己并對天子盡忠。所以即使近現代之前的信息和控制技術落后，儒家教誨與科舉制度仍能幫助中國維持大一統和政治穩定。

　　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科舉制度可以說是一種制度創新。在信息控制技術落后的過去，這是件好事。但是，這種制度安排并不鼓勵人們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后者恰巧是科學革命的關鍵。在西方國家產生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中國迅速從最先進的國家跌至低谷。有關中西經濟社會的比較，我最喜歡的一句引語來自奇坡拉先生（Cipolla）的《工業革命之前：1000-1700的歐洲社會與經濟》（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書中的最后一句話講到：在公元1000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農業社會且處于黑暗時代。與同時期中國相比，西方更為貧窮與落后。但是，在18世紀之后，一切都被逆轉。隨著西方國家在經濟、軍事、政治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中國就像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被英國及其他西方勢力打敗，并成為其半殖民地。這就是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帶來的后果。

　　為什么中國在1978年之后蓬勃發展？

　　如何復興中國？這是近代中國知識精英孜孜以求的一個問題。自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嘗試各種方法包括洋務運動引進技術來增強軍事實力，通過革命推翻帝制，開啟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建國。但是，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為什么從1978年起，中國能如此迅速地發展？在過去連續38年間，中國保持9.6%的年均GDP增長率，貿易增長率更是達到14.8%。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堪稱人類經濟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跡。

　　在上述的高速增長之后，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家，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而在工業革命之后，英國成為世界工廠。隨后輪到美國、德國和日本。現在中國獲得了這個稱號。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以購買力平價為衡量標準，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為什么過去的40年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李約瑟現在重新思考中國未來前景的相關問題，我們會有新的“李約瑟之謎”。

　　為何1978年之后中國能快速發展？我的答案非常簡單。中國在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發展得益于后來者優勢。經濟發展意味著人均GDP與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有賴于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如何做到這一點？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說，需要現有的產業內不斷的技術創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產業不斷涌現，可以將勞動力和各種資源從附加值低的產業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產業。只有在工業革命之后，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成為可能。

　　對于先進的高收入國家，自從工業革命之后，他們的技術與產業已經位于世界前沿。技術創新對發達國家來說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技術發明。產業升級意味著什么？同樣也是發明新產業。發明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并面臨極大風險。實證經驗表明，19世紀中葉之后，包括英國、西歐、北美在內的高收入國家的年平均GDP增長率約為3%。

　　對想要提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也需要提升勞動生產率。發展中國家既可以發明新產業新技術，也可以從高收入國家借鑒比自己現在用的技術好的成熟技術，進入比自己現在的產業附加值高的成熟產業。這種技術和產業借鑒大大降低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與風險。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充分利用這些優勢，它們會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共有13個經濟體懂得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與產業的差距所給予的后來者優勢，實現了年均7%或更高、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的經濟發展。中國在1978年之后，成為這13個經濟體中的一員。所以，基于對工業革命的理解，第一個問題的回答非常簡單。發展中國家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意味著技術和產業的差距。如果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能夠充分利用這個差距所給予的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的后來者優勢，那他們就能迅速發展。

　　為何在1978年之前發展緩慢？

　　在1978年之前，后來者優勢已經存在百年之久。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之后，這種差距就一直存在并逐漸增大。在18世紀初，中國經濟仍占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而到1949年，這個比例跌至4.2%，意味著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增大，到1978年時也只有4.9%。后來者優勢應該一直存在，但為什么中國在1978年之前沒能從中獲利？我的答案也很簡單，那是因為中國主動放棄了這種優勢。

　　自從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成為中國的主旋律。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取得政治獨立。當時的民族抱負是盡快追趕發達國家。中國政府當時的策略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這種發展導向意味著中國想要立即建設和英國、美國當時擁有的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但是，這些先進的產業都有專利保護，想要引進必須得付出高額的專利費。但實際上，因為那些產業與國防安全有關，即使想支付專利費，發達國家也不會給。所以中國想要發展這樣的產業，就必須自己發明，因而，放棄了后來者優勢。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貧窮的、資本極端短缺的農業國家，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資本密集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資本的成本，在資本短缺的中國投資成本會比資本豐富的發達國家高出很多，這些產業內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發展中國家無法靠市場的力量自發發展起來，政府需要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并且靠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給予各種保護補貼才能把這樣的產業建立起來。然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扭曲必然導致各種資源的錯誤配置，所以，這種發展方式即使使得中國能夠在1960年代試爆原子彈、70年代發射人造衛星，中國整體的發現效率很低，1949年到1978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總量的百分比僅僅從4.2%增長到4.9%。

　　1978，中國改變了發展策略，開始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形成了競爭優勢，占領了國內國際市場，積累了資本，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在產業和技術升級中利用了后來者優勢，因此，經濟才迅速發展起來。

　　為何其他轉型中國家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但是，這個分析又引出了另一個難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所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都遵循了斯大林主義資本密集型發展模式。在非社會主義陣營，比如拉美、南亞和非洲，也都在他們的第一代政治領導人的帶領下，擺脫殖民、半殖民地位，它們也都有著將本國塑造為現代化、工業化高收入國家的夢想。所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不論什么社會性質的國家，都采用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的方式，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的資本密集產業。他們同樣沒能利用后來者優勢，也因為低效的政府干預，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拉大。

　　在八九十年代，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但是，它們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盛行的英國撒切爾主義、美國里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那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差的原因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它們沒有高收入國家所具備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受保護的產權。所以，為建設完備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提升經濟表現，當時提出的建議是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同時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財政穩定化來取消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很多國家遵循這種轉型策略，但造成的卻是其經濟的崩潰、停滯和頻繁的危機。

　　發展中國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經濟表現比它們在六七十年代更為糟糕，年平均增長率更低，危機的發生頻率也變得更高。所以，一些經濟學家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結果？因為新自由主義沒有認識到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扭曲是為了保護資本密集型產業內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如果把所有的保護補貼取消掉，這些企業無法存活，只能破產。

　　如果政府聽任企業破產，就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和不穩定的社會與政治。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發展經濟？而且，有些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產業與軍事和國防息息相關，即使在企業私有化以后，為了國防安全，例如當今的俄羅斯，政府也不會允許此類企業破產。所以，私有化之后，政府會繼續保護補貼這些企業。當這些企業歸國家所有時，企業管理人是政府雇員。他們會對政府說，“沒有保護補貼，我們活不了。”

　　但有了政府的保護補貼之后，如果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那就成了貪污犯罪，頂多只能小打小鬧偷摸摸做。在私有化之后，他們會更有動機向政府要保護補貼，他們從政府那里拿的補貼越多，把錢放進自己的口袋成了合法的天經地義的事。

　　為了獲得補貼，他們會游說政府官員，“你們給我的補貼，并不是你們自己的錢，這是國家的錢，為何不多給我一些，我們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給你設個賬戶，把錢分給你？”這就是發生在俄羅斯和很多東歐國家的情況，尋租腐敗的現象比轉型前嚴重，效率比轉型前低。新自由主義出發點是好的，但帶來的結果卻是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那么，中國是如何在轉型期維持了穩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長？中國采用了不同的轉型策略：雙軌漸進轉型。中國采取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給傳統的資本密集型重點工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轉型期保護補貼，并放開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起初，中國的基礎建設十分落后，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產業要在國際市場中成為競爭優勢，完善的基礎設施十分重要。

　　可是，要同時在全國把基礎設施建設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設立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在這些區域內把基礎設施建設好。一開始，中國存在大量的扭曲，營商環境十分糟糕，政府就在經濟特區、工業園區里推行一站式服務。如果看世界銀行的營商指標，中國營商環境在世界上的排名靠后，但是，對在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內投資、經營的企業而言，中國的營商環境則在世界排名前列。在這種漸進的雙軌制下，中國維持了穩定，并有效利用了后來者優勢，取得了強勁的經濟發展。這就是不同的轉型戰略帶來的不同的轉型表現。

　　現在我想說的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上的主流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就必須采用“休克療法”，并且，認為雙軌制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事后看來，原來認為最好的方式成為最差的方式，最差的方式卻成為最佳的方式。

　　中國為經濟快速增長付出的代價

　　中國漸進雙軌轉型的代價就是貪污腐敗與收入不平等。由于傳統資本密集型企業需要政府保護補貼，這種保護補貼產生了經濟租金，導致了尋租腐敗，也導致窮人補貼富人。舉個例子，傳統部門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對它們來說，資本成本最為重要。轉型之初，中國是資本匱乏的經濟體。政府如何補貼這些產業？其中一種資助的方式是利用大型銀行和股市將廉價資金配置給資本密集型企業。在八九十年代，這些企業不僅能夠得到大量資本，也能享受被政府人為調低的利率和股市融資成本。

　　一開始，所有企業均為國有，而在雙軌制下，很多私營企業在新的部門下快速發展。到如今，很多企業的規模已經很大。而規模大了以后，企業就能從銀行獲得貸款，也能從股票市場融資。這些大企業為富人所有，得到的資金來自于普通農戶、家庭和中小型企業的儲蓄，這些資金擁有者無法從大銀行或股票市場獲得融資。當他們將儲蓄投入金融體系，得到的銀行利息和股市的回報被人為壓低，去補貼擁有大企業的富人。

　　讓窮人去補貼富人，這當然會加劇收入不平等。與此同時，為了獲得這些貸款和為了上市，這些大企業就會去賄賂有權決定誰能貸款或上市的政府官員，成為腐敗廣泛存在的原因。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還有資源稅費的扭曲和電信、電力、金融部門的壟斷和由壟斷產生的壟斷利潤以及由此產生的尋租等。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在八九十年代，資本密集型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對其進行保護補貼屬于雪中送炭，對維持經濟穩定至關重要，屬于實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在維持了將近40年9.6%的年均GDP增長率之后，中國已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中等偏高收入的國家。

　　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為8100美元，資本在中國已經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原來的大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成為中國的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具備自生能力。這些企業只要管理得當，就應該可以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利潤率。保護補助的性質就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

　　在過去，政府的保護補貼必不可少，而如今這成為一種特權。當然，對于企業來說，他們希望得到這種特權。但是，對社會來說，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為他們付出政治和社會代價。

　　改革應該與時俱進，需要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各種為了保護補貼資本密集型企業而采取的對市場的干預扭曲取消掉。中國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決定意味著，中國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時候了。只要中國能做到這點，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鏟除貪污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最終建立起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是否還有快速增長的潛力？

　　中國是否還有快速增長的潛力？根據前述的分析，這取決于中國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術差距？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觀察人均GDP的差距。因為人均GDP代表了一個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它反映了技術的平均水平。據安格斯?麥迪森發表的到2008年為止的歷史統計數據，以購買力平價為衡量標準，在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人均GDP的21%。

　　這與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國臺灣，1977年的韓國相同。這四個東亞經濟體都屬于前面提到的二戰以后13個實現了長達25年或更長、年均7%或更高增長率的經濟體。這四個東亞經濟體在人均GDP為美國的21%的基礎上，利用后來者優勢取得了持續20年8%到9%的年均增長率，那就意味著從后來者優勢的視角來看，中國從2008年開始有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

　　從現在起，到2028年之前，中國仍有10多年年均8%的增長潛力。但是，潛力僅僅是一種可能性。為了將這種可能變為現實，中國需要在內深化改革，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經濟的外部環境，后者并非中國自己能掌控。自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發展緩慢，并有可能長期增長低迷。

　　但是，只要中國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利用國內的有利條件，致力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有信心，中國會在今后的10年內保持至少6%的增長率。6%的增長率意味著什么？2016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的18.6%，按市場匯率計算也占有14.9%。6%的增長率意味著中國每年都會向世界經濟貢獻約1%的增長率。現在世界經濟的增長率約為3%。中國每年會貢獻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0%左右。在接下來的十年內，中國依舊會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小結

　　讓我總結一下。在18世紀之前，在一個技術創新主要來自農民和手工業者經驗積累的社會里，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享有優勢。而當技術進步的范式從經驗積累轉變為以科學為基礎的實驗之后，中國開始迅速落后。盡管科舉制度和儒家思想有助于中國維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與大一統，它阻礙了中國技術創新范式的轉變，因此，中國無法自發產生一場工業革命。在經歷由此產生的挫敗之后，中國比西方國家落后，意味著在在經濟追趕上存在著后來者優勢。然而，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前，中國與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沒有找到利用后來者優勢以加速經濟發展的方式。

　　只有在1978年之后，中國才走上正確的軌道。但是，傳統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內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也僅能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動雙軌制來進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種務實的方式不僅為中國維持了經濟社會穩定，也帶來了強勁的經濟發展。如果中國能繼續保持這種開放、實務的做法，我認為中國能在未來繼續保持經濟較為快速的發展，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我們也能從中國的發展學到一些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用的經驗教訓。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抱負。在我就職于世界銀行時，走訪世界各國，發現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普遍有著與中國領導人一樣的抱負，他們也試圖推動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但卻用錯了方法。

　　他們總是將高收入國家作為參照系，并步步照搬高收入國家的理論、思路和做法。盡管付出了很多努力，結果卻差強人意。所以，我提倡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基于自己現在有什么，也就是他們在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根據自己現在有的能做好什么？也就是他們的比較優勢。

　　然后在政府積極有為的因勢利導下，幫助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低收入國家擁有大量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但缺乏資本。他們應發展與自身比較優勢相適應的產業。這些國家應該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將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轉變為國家的競爭優勢。

　　在經濟轉型以消除過去不當政策所造成的各種扭曲時，政府也要通過務實的方式維持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做到這幾點，他們就能有效利用后來者優勢，維持數十年年均8%甚至10%的高速經濟增長，從低收入發展成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這樣的高速增長對高收入國家也有利。

　　不僅能夠給發達國家創造巨大的國外市場，而且，發展中國家的人能夠在本國找到工作，就不會有像當今歐洲美洲一樣，存在大量來自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國家的非法移民，也有利于發達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穩定。

　　（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于2017年10月27日在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院第二屆李約瑟年度紀念講座的演講整理，演講主題為“李約瑟之謎和中國的復興”。本文由王飄怡初譯）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