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車寧

　　作為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整合調配社會資金資源的經濟部門，銀行業可謂是最古老純正的“數字產業”，其與數字信息、工具理性的淵源之早，涉及之深，恐怕世間罕匹。事實上，數字工具的使用不僅深刻塑造了銀行業的發展邏輯和外在風貌，進入近現代以來更是在每一重大歷史關口成為推動后者業務變革的關鍵變量。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隨著內部勢能的積累和外在環境的變化，飽受變革洗禮的銀行業而今再次走到路徑抉擇的歷史當口。以宏觀要素而言，在外，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已經步入或正在步入衰退，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激烈重組，全球化局部退潮，對資本的批判和民粹主義興起交織引發西方社會左右互搏、嚴重撕裂。在內，包括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需要持續調優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在安全框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并以此貢獻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

　　以微觀要素而言，銀行業自身也在尋求變革。在監管層面，2022新年伊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相繼發布《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完善了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頂層設計和政策指引。在機構層面，不但大型銀行持續投入資源，規劃版本在X.0基礎上+1再+1，中小銀行也是聞風而動，轉型血液已從動脈干流滲入毛細血管。

　　不僅如此，銀行業本輪數字化轉型雖然承襲自前期的互聯網金融浪潮，在商業模式、技術使用上多有借鑒，但在發展理念上，前者越來越強調服務的觸達性、適當性和可持續性，越來越強調支持實體經濟與呵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在此基礎上凝聚升華的“金融健康”理念已與業績成長指標并駕齊驅，而其與廣大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的結合則有可能深刻定義行業發展的未來。

　　金融健康理念及其中國化前景

　　即使時至今日，業內不少人士依然懷念和悸動于互聯網金融所帶來的淘金熱潮，而正是在這股熱潮在中國盛極而衰的2015年，大洋彼岸的美國金融服務創新中心（CFSI）“先知”般地提出金融健康框架。該框架雖然在提出當時并未像其他金融發展理念一樣被精于“拿來主義”的國人迅速接受，但先進理論畢竟是先進理論，其與實踐結合所釋放的強大威力很快在數年后得以彰顯。

　　按照CFSI的設計，金融健康理念聚焦包括個人、家庭、企業等各類社會經濟主體對其財務與消費、債務與信用、資產積累與保險保障處于良好狀態的掌控力，關注其在環境沖擊下能夠保持金融韌性，具備應對風險挑戰的知識和技能。具體指標則包括“平衡收入與支出、建立和維護儲蓄、管理現有債務并可獲得新的債務、計劃和確認優先順序、從財務沖擊中恢復、使用有效的金融工具”等六個方面。

　　從銀行業務發展視角觀察，金融健康雖然也是衡量客戶價值的一種方式，但其相較傳統指標而言不再是一味站在金融機構本位追逐賺取利息和控制損失，反而是站在客戶角度培養其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機構與客戶的共同成長。質言之，這一理念提出所引發的變化，在西方語境中，是從強調“金融利潤”轉而關注“金融福祉”，在中國語境中，則是從貫徹“業務本位”轉而真正落實“客戶本位”。

　　如同任何舶來品一樣，金融健康理念如想在本土生根發芽，勢必需要中國化的改造和闡釋，而這對金融健康而言并不困難。在當下的中國，經歷過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專項整治，社會上下都有接受金融健康的思想基礎，不僅如此，而今銀行業如火如荼開展的普惠金融工作也需要有與其對標的國際化概念來作為交流借鑒工具。于是，關于金融健康的討論與研究在業界迅速興起，不但金融企業與研究機構多有涉及，作為監管機構和行業大腦的人民銀行也將其納入《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2021年）》，廣泛覆蓋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金融穩定和共同富裕等各個方面。

　　基于歷史經驗，理論引進的目的就是為了指導實踐，而準確判斷其影響的范圍和力度并加以有效響應則是行業分析的關鍵。就金融健康理念在中國的適用前景而言，在銀行賬戶擁有率、存貸付產品使用率、征信人群覆蓋率等一系列觸達性指標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礎上，不難想見其未來的著力重點在于繼續提升服務的適當性和可持續性性，與客戶形成和諧的共生關系，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則需要來自數字化轉型的賦能，需要銀行業從上到下的自我革命。

　　數字化轉型及中小銀行的獨特挑戰

　　與老牌發達國家銀行業保守穩健的行業形象不同，成長壯大于改革開放浪潮的中國銀行業從開始就有一種“日日新、又日新”的變革朝氣。特別是在業務信息化方面，不但開各行各業之先河，其投入之巨大、開展之持續、影響之深遠也為社會各界所矚目，足以成為其他行業變革的范本。

　　就其具體歷程而言，銀行業的信息化之路首先肇始于電子化，其關注點為管理系統的電算化，代表性產品為銀行卡及與其交互的ATM機；繼而為線上化，其關注點為柜面業務的線上遷移，代表性產品為網上銀行及支持電子商務的快捷支付；目前則致力于整體經營機制的數字化，代表性產品為手機銀行及其背后的數字化、智能化系統支撐。

　　在上述三股交替推進的信息化浪潮中，數字化轉型的推動力量更多，涉及領域更廣，指導思想也更成熟豐富，其本身也正處于現在進行的時態，目標、方法和成效的討論也因此方興未艾。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化轉型本身又包括不同的階段，彼此邏輯雖有承接但也并不完全一致。在數字化轉型的開始階段，受制于網絡平臺企業、金融科技企業的沖擊，銀行業也開始按照“互聯網思維”重新設計系統，廣泛應用數據；而當互聯網浪潮席卷全國，銀行展業環境和客戶行為習慣發生深刻變革的背景下，銀行的數字化轉型也不再是“試水”和形象工程，而是要在前中后臺形成生產力，要能產生可為指標量化考核的業績；最后，在數字化轉型已成為銀行業自身的“分內之事”，監管機構予以規范指導并與服務實體、服務客戶相掛鉤的當下，數字化轉型則需要深入到包括機構組織、戰略、文化和治理在內的各個層面，真正跨越“深水區”而涅槃重生。

　　曾幾何時，“互聯網思維”仿佛能化腐朽為神奇，各行各業競相擁抱由其引發的數字化變革，而當風口消逝，浪潮退卻后，學生們卻驀然發現裸泳的不但是自己，還有師兄和老師。作為一項未完成的事業，數字化變革不但對“互聯網原住民”、對“財大氣粗”的大型銀行是挑戰，對于率先感受發展環境涼意還視數字化轉型為救命稻草的中小銀行更是壓力巨大。

　　就轉型本身層面而言，首先，作為數字化展業主陣地的手機銀行App本身就不是高頻應用，家底殷實的大型銀行尚可以活動補貼換取活躍客戶增長，資源匱乏的中小銀行則很難持續跟進。其次，雖然部分中小銀行以靈活身段吸引合作機構導來流量，但囿于內外部因素大多淪為廉價資金供應方，很難將客戶吸引轉化。最后，數字化轉型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業務邏輯，客戶對開戶行的忠誠很難通過數字化的方式抵消，原來吸引客戶的線下陣地戰不但需要繼續打，還要“卷”著打。

　　就資源層面而言，中小銀行在數字化人才，特別是業技復合型人才的儲備、保有和培養上更處下風。在數字技術，特別是事關獲客、風控等核心環節的領先技術研發上不占優勢，內生造血能力不足。在資金投入上也往往捉襟見肘，并且由于資金投入的制約，部分中小銀行的數字化轉型不能全盤考慮，已經數字化運營的業務仿佛一塊塊補丁附著于傳統經營的舊衣。

　　就機制層面而言，一方面，相較于大型銀行的“強干弱枝”，中小銀行的總行系統并不強大，難以支撐數字化轉型對于各項集中的要求，特別是中小銀行大多為地方銀行，部分分支機構在屬地之外設立，其獨特性也增加了管理上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資金資源的不平衡投入及在數字化轉型中團隊權益的增損，前中后臺之間、業務與技術之間，已實現數字化運營的部門與傳統部門之間的矛盾將更為凸顯，甚至可能成為制約轉型深入推進的重要因素。

　　就保障層面而言，其一，中小銀行由其定位和體量決定，戰略擘畫、執行的能力原本就是短板，這對“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數字化轉型而言具有明顯的消極影響。其二，由于機構數字化轉型戰略的模糊，機構上下對轉型的目標、方法、內容、意義等不能形成良好認知和共識，也就不能沉淀護航轉型創新走向深入的企業文化。其三，在戰略不清、認知薄弱的基礎上，往往很難形成有力的評價方法，根據機構實際因地制宜地準確把握轉型的投入產出，指導轉型持續推進。不僅如此，當對機構業績考核指標中增加了金融健康等社會效益的內容，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加復雜。

　　金融健康如何影響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

　　如前所述，金融健康理念的引入勢必與金融人民性等要求相結合，納入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ESG）的社會責任框架中發揮作用，通過政策-制度建設規范監管對象產品研發、服務定價、業務開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重點引導銀行業系統提升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群眾的適當性和可持續性。并且在安全與發展并重的當下，提升機構合規能力，有效防控金融風險也是金融健康要求的題中之義。在此背景下，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影響主要包括：

　　服務實體經濟（對公業務）方面，在整體層面，中小銀行相對大型銀行優勢寥寥，雖然部分中小銀行在本地經濟發展和本地企業服務方面相對領先，但因其業務開展的地域性，成長也與本地區高度綁定，不能如大型銀行般有效分散風險，在更廣闊領域獲取優質資產。特別是當大型銀行數字化轉型成果初顯，減費讓利要求持續貫徹的壓力之下，中小銀行在產品、價格方面的劣勢也就更為加劇。

　　服務人民群眾（零售業務）方面，中小銀行面臨金融科技企業客戶上升與大型銀行客戶下沉的兩頭堵截。一方面，在普惠金融和業務合規的驅動下，原本致力于服務次級客群的消費金融機構、網絡小貸公司紛紛改換門庭，在提升借款額度和復借率的同時爭奪此前銀行服務的客群。另一方面，大型銀行持續推進服務下沉，以產品、價格和營銷優勢蠶食原本中小銀行的客戶。在此背景下，中小銀行獲客等成本不斷攀升，不良資產等加速暴露，數字化轉型加深了大型銀行和部分先進中小銀行的實力，而落后的中小銀行不但劣勢擴大，且因成本在系統建設等數字化轉型等方面的投入而影響了業務競爭的開展。

　　業務合規風控方面，首先，過去中小銀行依靠“搶跑”彎道超車的“包容性監管”環境已成為歷史，“鉆空子”、“打擦邊球”不但不再會創造收益，反而會成為機構資金、聲譽損失的淵藪。其次，與之相應，“創新”不再是中小銀行的相對優勢，合規反而成為大型銀行的相對優勢，特別是金融健康的背景下，銀行不但需要接受金融監管，也需要接受網絡安全、數據安全、消費者權益保護、反不正當競爭等多重監管，在合規真正成為金融機構穩健經營基礎的同時，事實上也加重了后者的經營成本。最后，數字化轉型不但意味著開展新業務、接入新場景、服務新客戶，也意味著風險敞口更加多元，風險更具有傳導性和復雜性，與此同時，監管機構也明確要求核心風控不得外包，風控能力提升也因此成為中小銀行的必答題。

　　展望與建議

　　以資產規模而言，中小銀行是中國銀行體系的重要組成，而以機構數量及服務客群而言，中小銀行更是金融行業的主力軍，因此其發展質量具有不言而喻的外部性，其數字化轉型的成敗不但對于金融穩定，對于實體經濟發展而言也是意義重大。就其實質而言，中小銀行目前正在推進的數字化轉型的獨特性在于其是在明顯的生存壓力下，在明顯的資源約束中進行的自我革命，是危機與發展爭奪時間的賽跑，也是在短中長目標間調配資金資源的藝術。金融健康理念的引入，從長遠而言固然有利于銀行與客戶形成更為持續的共生關系，但在當下也加深了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在數字化轉型征程中的挑戰，業務場景受到一定沖擊，風控合規壓力持續加大。在此背景下，中小銀行有必要有的放矢，系統設計數字化轉型方案。

　　業務主導避免技術異化。在數字化轉型乃至信息化轉型的各個階段，推動力量雖然少不了監管機構、科技企業等外部因素，但起決定作用的則一直是銀行本身對業務開展的需要。因此，數字化轉型的工具和外貌雖然大多是技術，但其起點和終點都是場景業務。在轉型推進過程中要始終堅持業務主導，解放資源，提升效率，對于技術應用則應堅持因地制宜、“夠用就好”，避免過于追逐技術和架構前沿而導致的異化甚至風險。

　　加強合規控制風險成本。如前所述，合規一直是中小銀行的治理痛點，而當監管執法力度加強后，潛在的隱患則可能成為真正的損失，這就要求銀行未雨綢繆，提前加大合規投入，系統加強人防-制防-技防能力，補齊各項風險短板。不僅如此，中小銀行還應在業務戰略、客戶戰略、創新戰略之外，牢固樹立合規戰略，通過各種類型的培訓傳導從上到下樹立合規文化，真正使合規經營理念深入骨髓。這樣不僅能為數字化轉型工作順利實施托底，更能從源頭上減少風險損失的成本。

　　機制創新兼顧生態平衡。相對于大型銀行，中小銀行在機構、機制和機能管理上更加靈活，但規范和科學程度上卻也不免稍遜一籌。數字化轉型的巨大變革勢必會沖擊部門傳統利益，其深入推進也需要新機制的保駕護航。此外，數字化轉型所引發的利益重組也會引發機構內外生態的變化，處理不當則可能阻礙業務發展甚至誘發風險事件。有鑒于此，中小銀行需要在轉型推進中系統鍛造規劃能力、執行能力和糾錯能力，更好適應機構內外的環境變遷，真正走出一條金融健康基礎上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之路。而這，才是數字化轉型浩大工程的真正意義所在。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新興商業模式的長期觀察者，現就職于某大型銀行，北京市網絡法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