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志宏（渤海銀行副行長、首席風險管理官）

　　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占最大的市場份額，一般被公認為處于市場領導者地位。隨著ESG投資快速發展，全球各大資本市場也加強了對企業ESG信息的披露要求。如何將ESG理念融入銀行全部門、全流程治理體系，優化投資模式，防范ESG相關風險，提高治理效率，是當下商業銀行實現可持續發展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理事、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首席風險管理官趙志宏近日撰文表示，“雙碳”目標為綠色金融按下了快進鍵，ESG為商業銀行未來可持續金融發展的“綠色引擎”。商業銀行應深入研究國際主流ESG評級體系和國內外ESG領先銀行的良好實踐，采取針對性措施補齊ESG管理短板，并結合商業銀行自身的資產結構和客戶類型探索建立具有差異化的內部ESG評價指標體系，用以指導風險管理、投資分析和資產配置。  

　　第一，完善ESG制度流程，將ESG管理要求納入商業銀行頂層設計、日常經營和全面風險管理中；第二，加大ESG評價結果運用，推動綠色金融資產流轉，制定ESG專項業務規劃，促進供應鏈金融企業ESG信息披露；第三，加強銀行自身ESG信息披露，提升ESG信息披露質量，構建我國特色 ESG評級體系；第四，科學、系統地規劃全行級ESG建設，全面提升自身ESG治理能力，建設碳中和銀行；第五，探索完善的商業銀行ESG治理體系，應選定重點地區先行先試。

　　正文

　　2020年，我國提出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后，綠色金融領域在2021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等綠色金融創新產品層出不窮，綠色銀行、碳中和銀行、綠色金融事業部等綠色專營機構逐漸普及。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綠色金融體系，從側重單一環境維度管理，提升至環境、社會和治理多維度管理，已經到了全面發展的窗口期。

　　2022年6月1日，銀保監會發布《銀行業保險業綠色金融指引》（銀保監發【2022】15號），其中明確提出，銀行保險機構應當有效識別、監測、防控業務活動中的環境、社會和治理風險，重點關注客戶（融資方）及其主要承包商、供應商因公司治理缺陷和管理不到位而在建設、生產、經營活動中可能給環境、社會帶來的危害及引發的風險，將環境、社會、治理要求納入管理流程和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強化信息披露和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互動，完善相關政策制度和流程管理。

　　一、ESG的內涵與政策支持

　　環境、社會、治理，即ESG理念。ESG是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的簡稱，ESG理念應用到企業評價中，將重點考察企業環境責任、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等非財務指標，呼吁企業在謀求商業利益的同時兼顧責任，推動企業重視長期利益，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目前，ESG概念廣泛應用于上市公司企業主體評價、ESG投資及企業信息披露等多個領域。銀保監會在《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銀保監發【2019】52 號）中明確提出，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健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體系，將環境、社會、治理要求納入授信全流程，從監管角度對商業銀行ESG治理提出要求和指引。商業銀行作為可持續金融的主要參與者，應當推進自身ESG治理體系建設、提高ESG風險管理水平、優化投資決策、提高自身可持續金融發展水平，助力我國完成“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戰略目標。

　　表1 我國ESG相關政策及指南匯總

　　二、商業銀行ESG發展狀況

　　1、可持續金融從量轉化為質的提升

　　自 2004 年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將十項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和原則歸納為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維度，正式提出 ESG概念后，ESG 逐漸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伴隨著政策規則的日益完善，特別是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以ESG為代表的可持續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將ESG理念融入金融商品和服務逐步被廣大投資者和企業所認知，從量的增加，轉型為質的提升，永續金融發展逐漸走入深水區，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從MSCI（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發布的ESG評級指數，可以發現全球對于ESG的關注明顯提升。從全球前三十大金融機構的MSCI的ESG評級來看（見圖1上），從2016年至2020年間，多數機構的評級結果都逐年攀升，直到2020年底幾乎都介于BB與A之間，此現象說明可持續金融已普遍受到國內外金融機構的重視。分行業來看（見圖1下），商業銀行表現好于投行及券商，在全球201家銀行中領先銀行約占16%（即ESG評級AAA為1%，AA為15%），相較而言，56家投行及券商中，領先者占6%（其中AAA為2%，AA為4%）。由此可見，商業銀行對于ESG的關注處于金融領域的領先位置。

　　圖1：MSCI ESG評級結果

　　2、商業銀行ESG發展起源

　　ESG理念起源于可持續發展理念，企業雖然承擔了經濟發展的責任，但是只有平衡自身效益、環境利益和社會利益，實現協調發展，才能保證自身和整個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早期，銀行業通過簽署可持續發展公約等方式，促進自身可持續發展。其中，“負責任銀行”和“赤道銀行”是目前國際上銀行機構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重要途徑。“負責任銀行”旨在鼓勵銀行在最重要的領域設定目標，在戰略、投資組合和交易層面以及所有業務領域融入可持續發展元素，確保簽署銀行的戰略和實踐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巴黎氣候協定》。“赤道銀行”是指已宣布在項目融資中采納赤道原則的銀行。赤道原則是參照國際金融公司（IFC）的可持續發展政策與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業基準，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環境和社會風險，倡導金融機構對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盡到審慎性核查義務。我國簽署《負責任銀行原則》和《赤道原則》機構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負責任銀行原則》簽署銀行機構

　　表3 《赤道原則》簽署銀行機構

　　3、商業銀行探索ESG發展模式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隨著ESG相關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大，發展ESG已成為商業銀行的必然選擇，若商業銀行不主動建立和完善自身ESG發展策略，可能將會面臨如聲譽危機等一定程度的監管和外部風險。

　　從“E”來看，商業銀行業務迎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如高碳行業從碳密集型向清潔能源轉變，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變化，銀行難以依賴于運用歷史數據或現有的風險評估框架來預測企業信用等級，對高碳行業的貸款利率和定價將會顯著改變。但隨著聚焦于支持高碳行業按照全球或區域的氣候目標和路徑進行有序轉型的“轉型金融”發展，為高碳企業低碳轉型融資提供了新選擇，又會提供新的不確定性。商業銀行應該意識到ESG趨勢帶來的業務不確定性，并融入到ESG戰略規劃中。

　　從“S”來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將會是商業銀行更關注的內容，要從前端把控，將消費者權益保護理念貫穿到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切實保護消費者隱私和信息安全。

　　從“G”來看，對于公司治理水平和ESG相關信息披露，商業銀行要研讀監管要求，提升自身治理水平，持續完善銀行框架，強化內部治理，同時積極發揮社會責任，督促并指導融資企業按監管要求提高ESG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質量。

　　從商業銀行來看，ESG的理念改變了商業銀行原有的融資模式和授信原則。

　　第一，綠色與可持續融資的興起改變了融資結構。由于ESG理念的融入，銀行融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綠色融資、可持續融資相關的債權商品都呈現穩定的成長趨勢，為配合綠色轉型，銀行從業人員也開始涉足綠色領域的研究并開始具備豐富的審批經驗。但ESG相關貸款除了綠色授信外，還包括社會授信和可持續授信，相關領域在社會上仍然是小眾，但隨著ESG的發展，商業銀行的融資模式將發生進一步變化。

　　第二，SLL的熱潮和SLLP的挑戰，改變了融資模型。SLL（即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是指銀行在授信時，參考企業在ESG的SPT（可持續績效目標），并通過利率優惠給予支持，希望借此提升企業制定SPT的動機。其中SPT目標包括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再生能源使用、節約水資源、增加可持續物料采購、循環經濟以及提升外部ESG評級等。與傳統綠色融資相比，SLL可廣泛應用于一般企業貸款，并不必然局限在綠色用途，資金的調度更有彈性，可以增進企業對于ESG潛在風險的抵御能力。但SLL的熱潮給SLLP（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原則）帶來了挑戰。商業銀行開發SLL產品時，可遵照SLLP，首先界定借款企業的可持續目標，然后衡量借款人的可持續表現，其次定期審閱企業書面報告，最后依賴第三方機構的審查。然而，ESG的表現如何進行標準化評價，如何監測SLL借貸資金用途，仍是未解決的挑戰。若無法律強制規范，SLL可能會產生漂綠風險。

　　第三，ESG的融入，改變了授信盡調原則。除了積極開發綠色可持續相關的授信產品之外，授信盡調準則中納入ESG理念也是銀行履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赤道原則可為ESG授信盡調準則提供具體的參考架構，但其只能用于專項融資，一般授信仍無法使用，亟待解決。其主要包括六方面：1）將OECD所定義的RBC（責任企業行為）導入決策與管理體系，商業銀行使企業決策的制定、協商與RBC緊密結合，以風險評估基礎作為貫穿盡職調查工作的主要原則，并定期披露決策信息。2）商業銀行必須辨識和評估所有潛在的RBC風險，不僅要利用客戶信息以及第三方市場研究報告來初步識別客戶本身運營及業務關系，還要尋求額外的咨詢顧問對是否涉及高風險部分進一步評估。3）基于不利影響的評估，終止、防范和減輕不利影響。4）追蹤及檢測RBC相關議題落實是否成效。5）銀行應就RBC議題的目標、政策、有關作業流程，溝通如何處理不利影響。6）必要時采取補救措施，如銀行級別的申述機制等。

　　第四，融資業務與可持續金融需要對應的統一ESG標準。從ESG評價標準來看，影響不同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不盡相同，要針對于各行業的財務特征、非財務指標和行業特色指標，在“E、S、G”三方面科學地建立指標評價標準，并基于機器學習和量化的方法對不同行業企業、不同指標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行建模。只有建立了可靠有效的指標體系，ESG才能更好地運用于銀行業務中。同時，統一的、可供比較的ESG標準是推動ESG發展，防止漂綠、漂可持續，強化金融機構按照規范進行相關融資決策的關鍵。但根據歐洲地區銀行授信產品與Taxonomy（歐盟可持續金融分類標準）相容性的測試結果顯示，在26項監測商品中，7項為可符合，8項部分相容，11項不確定是否符合規范（占比逾42%）。從概念上雖不難理解，但實際制定各種符合門檻時并不容易。

　　第五，統一的可持續原則如何導入銀行框架。以德意志銀行為例來看，其運用三道關卡和三種參數來進行檢查。參數1為所得款項用途：是否與可持續經濟活動相關，資金用途是否符合環境、社會標準門檻；參數2為公司運營背景：公司90%以上的營業收入來自于符合可持續框架的運營活動；參數3為金融產品特性：是否為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產品SLL。若三關的答案皆為否，則無法歸為可持續金融。每個商業銀行在發展ESG的過程中都需要根據自身業務結構，搭建自己的“決策樹”，從而將ESG原則融入到自身的戰略規劃中。

　　三、我國商業銀行ESG發展的問題及建議

　　“雙碳”目標為綠色金融按下了快進鍵，ESG為商業銀行未來可持續金融發展的“綠色引擎”。商業銀行應深入研究國際主流ESG評級體系和國內外ESG領先銀行的良好實踐，在ESG內涵、ESG評分、信息披露機制等方面與先進同業對標看齊，明確提升自身ESG評價水平的關鍵要點，據此采取針對性措施補齊ESG管理短板，并結合商業銀行自身的資產結構和客戶類型探索建立具有差異化的內部ESG評價指標體系，用以指導風險管理、投資分析和資產配置。

　　第一，完善ESG制度流程，將ESG管理要求納入商業銀行頂層設計、日常經營和全面風險管理中。

　　面對“碳達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我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變革轉型，為確保綠色金融業務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商業銀行可基于國際通用的赤道原則搭建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體系、建立和完善內部ESG管理體制、構建科學合理的綠色金融業務流程、加強綠色金融市場研究，做到環境風險的有效識別與準確計量，并將其融入到與業務相關的頂層設計、日常經營管理以及全面風險管理之中。

　　商業銀行可借助ESG評價方法、工具，對現行風險管理體系進行提升改造，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環境、社會和治理風險的有效管控。

　　一是開展ESG風險分類管理，參照赤道原則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體系，對具有一定融資規模的中長期融資項目進行環境和社會風險分類，對融資項目申請人參照國內外主流ESG評分結果對其治理風險水平進行分層分類，從而有效識別融資項目和融資人主要環境、社會及治理風險點，綜合確定融資項目的ESG整體風險分類結果，并作為內部評級、授信準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據。

　　二是強化ESG風險過程管理，對ESG風險分類較高的融資項目和融資人采取強化盡職調查、修訂合同條款、差異化風險定價、加強授信后管理等針對性風險管理措施，不斷完善以ESG管理為基礎的風險管理流程。

　　三是在資本管理方面，商業銀行可借助ESG評級體系優化現行經濟資本分配方式，結合融資項目ESG風險分類結果相應調整經濟資本分配比例，優先支持符合監管政策導向、環境社會效應良好、融資人治理結構完善的項目，實現商業銀行整體資產配置結構的持續優化，逐步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的棕色資產，以有效應對碳達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的經濟結構轉型風險。四是通過開展氣候風險壓力測試量化分析氣候風險對商業銀行所帶來的影響。

　　第二，加大ESG評價結果運用，推動綠色金融資產流轉，制定ESG專項業務規劃，促進供應鏈金融企業ESG信息披露。

　　隨著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綠色金融資產規模和比例考核要求的不斷提高，商業銀行一方面應積極探索開展對ESG評價水平較高的綠色金融資產的快速流轉，利用國內外金融市場對ESG高評級資產的偏好，大力推進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提升綠色金融資產流轉速度，拓展綠色金融資金募集渠道，充分發揮金融資源對“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及各類綠色、節能、減碳項目的支持作用。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可制定清晰、量化、可執行的綠色金融發展目標，如綠色投融資目標、綠色產業占比目標，環境效益目標等，從而推動綠色轉型。同時根據商業銀行自身資源和產業優勢，聚焦綠色融資賽道，對存量客戶的環境友好級別歸類后，為客戶提供差異化服務方案；對增量客戶，需深耕細分行業，積累行業的相關知識，從模式創新和底層資產創新兩大維度為客戶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強化銀行ESG評價結果的應用有利于倒逼供應鏈金融企業進行ESG信息披露，引導企業重視可持續發展理念，促進其綠色健康發展。

　　第三，加強銀行自身ESG信息披露，提升ESG信息披露質量，構建我國特色 ESG評級體系。

　　碳中和目標下，未來銀行環境信息披露將會呈現越來越嚴格的趨勢。銀行要遵循《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等信息披露相關文件，應進一步參考SDG、GRI、TCFD等國際主流ESG信息披露標準，建立健全自身環境信息披露框架，加強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從資本市場角度看，由于ESG投資理念獲得越來越多國內外投資機構的認可，上市銀行的財務表現與ESG表現同樣重要，ESG信息披露質量的不足有可能會對商業銀行股票及金融債券發行、再融資能力造成不利影響，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

　　對標國際ESG領先銀行的信息披露標準，商業銀行可進一步提升對ESG信息披露的規范水平，強化ESG信息披露的專業服務能力。

　　一是明確各類ESG信息披露的范圍和深度，結合自身經營特點構建ESG指標體系，在公司年報中披露相關內容，并逐步探索編制專項報告，如ESG報告、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綠色金融報告等。二是提升ESG質量，根據實際情況增加定量指標比重，提升全行信息披露內容質量。三是推動ESG信息披露實現與監管機構、股東、客戶、供應鏈、社會公眾的交流互動。及時針對ESG議題與市場進行溝通反饋，傳遞ESG理念，樹立商業銀行形象。

　　同時，以ESG信息披露為基礎，構建我國特色的ESG評價體系，通過“以評促改”的方式，不僅可明確企業在ESG實務中需要著重改進和加強的薄弱環節，推動企業持續深化ESG實踐，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也有利于將綠色可持續發展由單向傳遞升級為雙向傳導，促進更多的市場主體積極參與ESG建設，這有助于提升國內市場ESG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透明度，讓商業銀行及其利益相關者對ESG理念和要素有更透徹的了解和認知，推動ESG理念在我國良好健康的發展。 

　　第四，科學、系統地規劃全行級ESG建設，全面提升自身ESG治理能力，建設碳中和銀行。

　　一是建設ESG機制體制。從戰略規劃和公司治理層面將ESG納入全行業務高質量發展體系，按照“董事會-高級管理層-職能部門/團隊”的架構搭建ESG治理框架，進一步明確ESG建設目標、實現路徑和職責分工。

　　二是形成與ESG相適配的“數據基礎設施”。ESG管理依賴于大規模的非結構化數據，為了將 ESG理念更深入地融入日常運營中，發揮決策支撐作用，商業銀行必須加速數字化轉型。將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投入銀行智能營銷、智能經營、風險管理等場景建設，對行內非財務信息數據進行治理和整合，積極引入監管數據、新聞媒體、企業公開信息等多元化數據源，支持ESG數據的集成以及在投融資部門有效流通，使海量 ESG數據得以集成、流轉，打破“ESG信息孤島”局面，使 ESG管理與日常運營融合，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溝通更加高效，從而構建商業銀行 ESG生態體系。

　　三是將ESG因素嵌入到現有信息系統中和搭建自身綠色金融系統。基于金融科技手段建立ESG評估機制，將ESG因素融入信貸管理、違約率模型、產品創新等環節，從而依托該系統開展綠色客戶管理、環境與社會風險識別、監管數據監測與管理、綠色業務識別、綠色資產管理、赤道原則評審等，為綠色業務賦能。

　　四是提升ESG專業人才儲備。將ESG納入考核和激勵機制，綠色金融業務和ESG涉及經濟、金融、環境、工程等多學科領域，提升機構的專業人才儲備極為重要。同時，為配合綠色金融業務目標，商業銀行應配套設立對機構和個人的業績考核指標和績效激勵措施，將ESG績效與高管業績考核掛鉤，并對所有員工對商業銀行環境和社會業績做出貢獻的行為進行激勵。

　　五是規劃自身碳中和路徑。商業銀行可制定“碳中和目標”，協調業務發展與碳減排、整體與局部、短期與中長期之間的關系，建立健全運營機制，推動商業銀行自身運營的碳中和，建設碳中和銀行。

　　第五，探索完善的商業銀行ESG治理體系，應選定重點地區先行先試。

　　一些地方政府強化政策引導，支持重點領域綠色發展、低碳轉型，為綠色金融創新提供多方位服務。一些總部位于地方的商業銀行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成立了綠色金融工作組。以先行實踐的商業銀行為試點，推動銀行ESG治理體系改革，探索商業銀行全流程ESG管理制度建設的模式和可行性，對促進綠色金融進一步發展、以點帶面形成行業區域示范作用有重要意義。

　　商業銀行在ESG浪潮中首先應加強自身ESG信息披露與治理模式變革，提高自身ESG風險應對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其次，要結合自身業務分布行業特征，加強業務過程中ESG風險識別、管理和ESG評價結果的應用，以促進融資客戶ESG信息披露水平；通過自身治理體系建設和業務管理模式轉變，實現銀行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管理學博士，2015年9月加入渤海銀行，現任副行長兼首席風險管理官，CF40與天津市政府戰略合作“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