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傳送門：浦山講壇：疫情沖擊下的中美政策應對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四十人論壇

　　4月7日，日本宣布推出108萬億日元（約合7萬億人民幣、近1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規模。按照日本去年的GDP規模算，本次救助規模相當于GDP的20%。如此大規模的救助力度，居全球首位。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還在醞釀第二輪經濟救助計劃。此前，美聯儲已經推出了“無底線”QE措施，特朗普政府也已經推出了2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措施。但是隨著疫情的持續蔓延，美國的確診病例還在繼續上升，目前已經逼近40萬。

　　美國下一步將會使用哪些救助措施？如何評價已經出臺的這些政策？雖然中國在疫情控制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面對不斷升級的海外疫情，預防輸入性病例的壓力仍然較大，在恢復經濟和控制疫情方面，如何取得平衡？如何評估疫情給中美兩國及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是短期震蕩還是長期下滑？經濟衰退是否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美國經濟金融體系可以實現自我保護嗎？全球哪些地區風險較大？

　　帶著種種問題，在4月5日晚舉行的第九期浦山講壇上，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與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第28任主席、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經濟政策實踐教授Jason Furman（杰森·弗曼）進行了一場跨洋對話，深入剖析了“疫情沖擊下的中美政策應對”。

　　在此次特朗普政府推出救助政策之前，Jason Furman曾作為政府顧問，參與了具體的政策制定，他在此前提出直接給居民發放現金補貼的政策也同樣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采納。今天，從這位政策制定參與者口中，我們可以深入了解美國救助政策的一些內在邏輯。

　　經濟反彈回原有狀態的可能性非常大

　　疫情對經濟的長期影響決定于四個因素

　　黃益平：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與此次的新冠肺炎有關。疫情已經傳遍了世界各地，美國也遇到了很大問題。您如何看待當前這一狀況？如何評估疫情給經濟帶來的影響？

　　弗曼：對美國來說，現在我們正在經歷有史以來最劇烈、最快速的經濟滑坡。有一個每周一次的指標，可以用來衡量經濟狀況，那就是有多少人申請了失業保險。在美國，之前的最高記錄是一周內70萬人申請失業保險，發生在上一次金融危機期間。我們剛剛得知，就在上周（編者注：3月16-22日），330萬人申請了失業保險。這個數字幾乎達到了之前紀錄的5倍之多。而即使是這個數字，也無法全面地反映出當前的情況，因為電話線路過于繁忙，總被堵塞，很多人試圖向政府申請失業保險，但無法打通電話。 

　　黃益平：難道他們不能在線申請嗎？必須打電話才行嗎？

　　弗曼：在很多州，確實必須打電話才行。我們的失業保險系統是由各州，而不是由聯邦政府運營的，而很多州的系統現在還沒有邁進數字時代。

　　我們發現消費規模大幅下滑，人們不再去餐廳、去旅游，各項消費指標都在下滑。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這主要是因為，聯邦政府，特別是很多州政府，比如紐約州和加州，開始實施部分封城的政策。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已經意識到將會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但這都是出于對健康和衛生的考慮。

　　我認為，更大、也更重要同時還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問題是：經濟何時才能復原？經濟會很快反彈到疫情發生之前的樣子，還是說疫情會導致長期持續的經濟活動下滑？

　　黃益平：在您看來，這次的疫情究竟是暫時的震蕩，還是會對經濟產生長遠的影響？ 

　　弗曼：我認為，疫情究竟只是暫時的震蕩，還是會對經濟產生長遠的影響，這個問題取決于三個方面因素：第一，隔離措施會持續多久；第二，我們采取什么樣的經濟政策；第三，應對病毒的技術手段的研發進程。

　　我認為，經濟反彈到原有狀態的可能性非常大。100年前，也就是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的嚴重程度要高于這次的新冠疫情。當時那次疫情令全世界大約2%的人口喪生，導致經濟活動停滯。但是流感得到控制之后，經濟就快速恢復了，疫情并未對經濟造成長期的影響。所以我認為經濟反彈到正常狀態是有可能的，而決定疫情對經濟的長期影響程度，主要有四方面因素：

　　第一，消費者的資產負債表。在疫情結束后，消費者手頭是否會有錢來消費，（去餐廳、看電影、看比賽），還是說消費者屆時將會兩手空空？目前，我對消費者資產負債情況比較看好，因為美國推出了非常強力的財政刺激措施。政府向人民支付現金，人們通過失業保險收到了大量的補償金，而且由于現在人們的消費活動普遍減少，儲蓄會增加起來。所以我認為，在疫情結束時，消費者的資產負債表，可以允許他們去大量消費。當然這也取決于疫情會持續多長時間。

　　第二，企業能否保持健康狀態，企業一旦破產就很難恢復。人們一旦失業，再找新的工作也會花很多費時間。如果整個經濟體系都分崩離析，就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逐漸復原。但是，如果企業進入休眠狀態，仍然維持存在，員工進入暫時的休假狀態的話，當疫情過去，經濟重啟時，這些企業也會隨之重啟，無需再從頭開始建設新的企業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經濟的復原會更快一些。我們通過了一些法律，為大型企業提供貸款，為小型企業承擔用工支出，目的就是保持這些企業的完整。至于這樣的立法行為是否會成功，我認為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沒有定論。我認為現在我們已經支付了大量的資金，但還不確定這樣的措施是否足夠應對。

　　第三個因素是金融體系。沒有金融體系，就沒有現代經濟。銀行是經濟的神經中樞。疫情發生時，我們的銀行持有足夠數量的資本。美聯儲也做出了超乎尋常的努力，旨在保持市場和銀行穩定有序。當然，如果局勢演化成為金融危機，那么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就將是長期的。我希望這種局面可以被避免。

　　第四個因素是全球經濟狀況。此次的疫情是否會導致全球的新興市場國家發生債務危機？是否會導致全球各國出現供應鏈破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否在全球救火？所有這些都會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產生相應的影響。

　　我總結一下這四個指標：家庭資產負債情況、企業完整度、金融體系、全球經濟。我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疫情過后，經濟很可能會反彈到正常狀況，當然前提是我們必須做出巨大的政策努力。 

　　如何在救災與經濟重建中找到平衡？

　　下一次金融危機會發生嗎？

　　黃益平：幾周前我聽到您非常堅定地建議政府向貧困家庭提供現金支持他們的消費。現在政府也確實正在這么做，這是我非常樂見的。我們共同的朋友亞當·珀森也告訴我，你正在主導推動一些新的支持經濟的政策的制定。

　　關于政府政策，在中國，我們常常辯論的一個話題是，疫情當前，顯然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問題在于，如何平衡救災和經濟重建這兩個方面。很多人認為，眼下不要再考慮經濟問題，先把疫情控制住再說。但也有人認為，應該推出一些刺激措施。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弗曼：我現在沒辦法就中國方面的問題發言，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可以談一下對美國的看法。我認為，有時候，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就是救人，控制疫情。但我也想到，有時候，我們需要在經濟和救人之間作出取舍。目前美國的狀況，我認為是不允許我們做取舍的。如果300萬美國人死去，美國經濟無論如何都不會好。如果醫院爆滿，停尸房裝不下人，人們嚇得不敢出門，不敢工作，這種情況下經濟無論如何都好不了。

　　現在我們正在付出經濟上的成本來控制疫情。但是如果我們不付出這個成本，最終的經濟代價會更高。我認為，幾個月后的美國的情況，才會允許我們考慮在兩者之間進行取舍。或許現在的中國已經在面對這個問題，也就是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醫院不再爆滿，停尸房不再爆滿，經濟可以運行起來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風險。雖然這樣說聽起來很冷血，但是我們每天都在做這樣的取舍。比如當我們規定高速公路上的限速的時候，如果把限速指標定得高一些，人們的生活就會更便利，但與此同時，因交通事故喪生的人數也會增多。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當你制定環保標準的時候，其實你就是在經濟和人命之間做權衡。

　　美國的情況是，監管政策經常使用諸如1000億美元這樣的指標。如果你的這個政策讓你付出1000億美元，但會拯救10條人命，那么你大概就會制定這樣的政策；但如果這個政策需要花費1000億美元來拯救1條人命，你大概就不會采取這樣的政策了。這樣赤裸裸地談政策的成本收益，有點殘酷，聽起來非常糟糕，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是這么做的，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做出決策的。 

　　黃益平：如今很多中國官員面對的正是這樣的問題：是繼續維持嚴格的封城措施，還是兼顧恢復經濟。現在中國南部沿海一些城市，它們有很強的制造業基礎，但它們所用的工人都是來自內陸省份的外來務工人員，所以當地政府正在努力幫助這些工人從老家前往工廠復工。但現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工廠面對的問題是，起初他們擔心的是，如果一直無法復工，就會造成出口訂單無法按時完成。但目前，大量出口訂單面臨被取消的風險。針對這個問題，我們中國的專家學者現在每周都要激烈地辯論，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會出現 GDP負增長，也就是發生經濟衰退，但是這些地方會不會再發生一次金融危機呢？

　　弗曼：我認為目前世界上那些資源豐富的央行應該可以避免金融危機。我不太擔心美國、歐洲和中國出現金融危機。我擔心的是一些低收入國家會發生的類似事情，比如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等國家，這些國家的央行儲備不足，工具不夠，對金融系統控制不力。但這些問題在中國是不存在的。 

　　黃益平：顯然，美國和歐洲的央行擁有足夠多的政策工具來處理這個問題。但如您所說，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會在全球流動性狀況發生改變時出現問題，有人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來自那些核心央行采取的措施的溢出效應。例如，美聯儲承諾提供不限量的流動性來拯救金融系統，這是否會導致全球金融局勢出現劇烈波動？這里我所指的是新興市場整體，而不僅限于您剛剛提到的那些國家。例如中國，在2014、2015年，人們認為，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中國可能面臨人民幣貶值、資本外流等壓力。我們是否應該為即將到來的下一次波動做好準備？ 

　　弗曼：全世界都將出現金融波動，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我知道，每當出現金融危機，就會有很多國家發出沮喪的聲音，認為美國等經濟體所推出的政策影響了它們。比如印度央行前行長拉古拉姆·拉詹就曾經抱怨說，美聯儲的政策影響了印度，他的表態非常有代表性。對此我的回答是，如果美國經濟可以實現自我保護，如果美國金融市場能夠正常運作，那么全球經濟和全球金融系統就會處于比較有利的位置。美聯儲、歐洲央行等機構作出的舉措確實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波動，但如果它們不這么做的話，波動還會糟糕得多。

　　當然，就目前來看，美元一直在貶值，其他貨幣一直在升值（編者注：此處疑為口誤）。在今后的某個時間，趨勢會倒過來，世界又將面對相反方向的壓力。

　　我最后想說的是，這種壓力對各國造成的影響，取決于各國自身的政策。我們來看看金融危機下的土耳其和墨西哥。當資本流出美國時，墨西哥積攢了額外的貨幣儲備，而土耳其沒有這么做。隨后，當形勢逆轉的時候，土耳其出現了大規模的經常賬戶赤字，非常脆弱，而墨西哥因為擁有大量儲備，經常賬戶赤字規模較小，就沒有那么脆弱。所以我認為，同樣的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的沖擊效果是不一樣的，最終效果要由這些國家自身來決定。 

　　美國經濟救助政策的下一步？

　　黃益平：我想問的下一個問題是關于經濟政策的，美國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怎么做？您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過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另外我們之前也提過，當前政府應該向貧困家庭發放救濟金，幫助他們度過這段痛苦的時期。在疫情有望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假如您仍然身在白宮，那么您會向當前的總統推薦哪些關鍵的經濟政策？

　　弗曼：我們已經做了很多需要做的事，下一步我們需要做的主要就是，把之前做過的事繼續做下去，并且開始著手恢復經濟。過去的這段時間，聯儲做了大量了不起的工作，比如購買資產和提供流動性，推動相關立法，為民眾提供社會保障，發放現金，提供失業保險，提供帶薪休假，維持企業經營，等等。很多旨在幫助企業的舉措需要高效貫徹，美聯儲將承擔其中的大部分工作。我們為各州提供了資金，幫助它們抗擊疫情。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對應對接下來2-4個月的局勢可能是足夠的。在那之后，我們可能還需要繼續向民眾發放現金，繼續延長失業保險，也許還需要提高商業貸款的額度。我們會向各州提供更多資金，我們會把現在做的事情繼續做下去。

　　至于經濟重建，我們的部分努力包括，確保經濟基本盤處于隨時可以重啟的狀態。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規劃通常是5年規劃，就像中國那樣。我們當前的5年規劃將在今年9月30日結束，繼續做相關的規劃是很有必要的，也許這些基礎設施不會在2020年提振經濟，但在2021年和2022年就用得上它們了。我們想要盡快開始這方面的建設。

　　黃益平：所以您對進一步的基建投資表示樂觀并且抱有期待。我記得特朗普總統當選的時候曾經著重指出過，美國將會通過基建來強化經濟，您認為現在是兌現這個承諾的時候了嗎？

　　弗曼：我希望如此。有一個強有力的推動因素，就是目前的基建項目將在本年的9月30日到期。他們可以延長這個項目，每次延長半年，同時不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我希望他們能做些有意義的事，我現在只能猜測，當前的頭號任務應該是控制疫情，但是我認為，在控制疫情之余，盡量多做一些強化經濟勢頭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中美會因疫情“脫鉤”嗎？

　　全球化進程會受阻嗎？

　　黃益平：在這次的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有很多人在擔心所謂的“脫鉤”問題，指的是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經濟體的脫鉤。有專家稱，此次新冠疫情也許就是針對脫鉤，或者說針對“去全球化”的一次壓力測試，您認為這會是未來的趨勢嗎，還是說僅僅是暫時的沖擊而已？

　　弗曼：我認為此次疫情可能會導致部分領域的脫鉤。你也知道，在研發出疫苗之前，國際交流會受到阻礙，這個阻礙也許會持續18個月之久。如果你來中國，你就要自我隔離14天。這樣的規定是完全合理的，我認為中國的這個政策非常正確。我很想去中國，但如果需要自我隔離14天的話，我就不是那么想去了。所以，除非這個政策解除，否則我是不會去中國的。這個政策是合理的，我認為美國也許也應該制定一個類似的政策出來，也就是說，在研發出疫苗之前，你也不能來美國。

　　我認為這些國際交流方面的阻礙意味著，人們可能會想讓自己的供應鏈更加本地化一些。反過來說，美國國內的很多生產活動也會受到影響。任何供應鏈，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全球的，都無法免疫這個病毒。

　　我最后想說的是，我對脫鉤政策并不看好，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應該盡量鼓勵更多的融合，也許這個我們都無法控制的病毒會影響這個融合過程，但我們不應該設定投資限制。我認為這樣會讓美國更窮，會讓中國也更窮。

　　同時，如果美國嘗試和中國脫鉤，那么中國仍然會和歐洲維持不錯的經濟關系。所以我覺得在政策層面，我們需要努力進行更多的整合，盡管存在一些不受我們控制的阻礙因素。

　　疫情給數字經濟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黃益平：17年前，我們中國經歷了很嚴重的非典疫情，當時我們的封閉是真的封閉，很多活動幾乎完全停滯了。但這一次，數字經濟在疫情期間更加活躍了。我知道，去年您做為英國政府的顧問為他們做了一份關于數字經濟競爭問題的報告。您如何看待這次疫情對未來的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弗曼：我認為這種局面對數字經濟有幫助。以我本人為例，封城第一天，我就開了大概5場數字會議，使用了5種電腦系統，我自己當時意識到，我下載了錯誤的系統，使用方法也不正確，會議耽誤了15分鐘，因為人們都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幾天過去了，現在我的電腦上裝上了所有的系統，其他人也是一樣，所有會議都舉行得很順利。從上周到這周，我自己的數字生產效率提升了，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前兩天在跟一家中型企業的老板談話，他們在大約一兩個月前就采用了新型的數字會議技術，今后的會議準備更多地在數字平臺上進行，而當時這里還沒有出現疫情。現在他們更是極大地拓展了數字會議的應用范圍，以前需要當面開會的場合，一律使用數字會議替代。他們在疫情爆發之前就開始這么做了。所以，雖然在家隔離附帶產生的這個好處還不足以抵消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我認為數字經濟是真實的，這些新技術會改變我們開會的方式，接受教育的方式，做生意的方式，甚至個人生活的方式。我認為，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沒有經歷中國在17年前的非典危機中所經歷的那種情況。

　　黃益平：很顯然，另一個因素就是，在如今的中國，人們的移動能力比17年前大大提高了，所以這次的病毒才這么快就傳遍了全中國，而17年前就不是這樣的。當年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廣東、北京和香港等地。所以，兩方面的因素都有。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美國和中國都是一樣的。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見證 IT 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們都認為，這些新技術會對經濟活動有益。您一定注意到了，我們并沒有觀察到這些技術對提高生產率的實質性作用。我們都感到，現在做事的效率更高了，辦事更快捷、更輕松，等等。您認為，為什么我們沒有看到這些新技術對全要素生產率造成的積極影響？

　　弗曼：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看到了很多令人稱奇的新技術進展，但當我們觀察經濟數據的時候，卻看不到他們發揮的作用。有些人認為數據沒能精確地反映出經濟質量上的改變，但我認為數據可能是相當不錯的。我認為，其實一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其實是降低了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技術都被用在消費端了，比如人們刷社交媒體，或者看視頻，并不會為經濟作出多大貢獻，而且還會占用你做其他事的時間，因為人類一天還是只有24小時，如果你看了更多的在線視頻，那就相當于看了更少的電視，經濟的增量就僅限于這兩種活動之間的差值。

　　還有部分原因在于，這些新技術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做生意的方式。這些新技術有可能發揮催化劑的作用，也可能會在將來改變我們做生意的方式，但你要知道，從歷史角度來看，新技術的應用有時候是會有延遲的。比如說，在電被發明出來之后，人類又用了60年的時間才搭建好輸變電網絡，使得電力能真正被用于整個經濟。所以，這些信息技術有可能會改變未來，但似乎還不是現在。

　　黃益平：確實如此。我目前的學術研究的一個關注重點就是“數字金融”，或者說“金融科技”。現在有很多技術巨頭在提供金融服務，其中很讓我期待的一個領域就是，在線銀行正在為中小型企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數量巨大的貸款業務。通過使用大數據而不是固定資產來做抵押品。我們發現，在一些案例中，基于大數據的風險控制模型的表現，要優于傳統銀行的模型。部分原因在于，技術巨頭的平臺積累了大量的用戶數據。然而，數據所有權始終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那么網上消費等相關數據到底歸誰所有呢？

　　弗曼：我也對“金融科技”十分感興趣，美國在這個領域無疑需要向中國學習，學習中國的大量成功經驗。就數據，或者不僅是金融科技而言，一般來講，數字經濟中最重要的就是競爭。如果只有幾家巨頭，無論是谷歌還是百度，我認為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個好消息。我認為，對于消費者來說，一個選擇多多、競爭激烈的市場才是最好的。

　　有些數據可能會成為阻礙其他公司入場競爭的障礙。如果某一個搜索引擎擁有的數據過于龐大，導致其他搜索引擎無法與其競爭，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想辦法讓消費者真正成為自己數據的主人，可以同時使用多個平臺，讓他們能夠在不同的平臺之間切換，在不同平臺之間實現數據共享，從而消除進入障礙，我認為這很重要。

　　世界各國正在采取多種監管手段來確保實現這一點，我認為英國在這方面正處于領先地位，我在為他們擔任專家組主席的時候向他們提出了一些建議，被他們采納。我們需要促進公平競爭，讓更多的數字競爭者入場，對于搜索引擎如此，對于社交媒體如此，對于金融科技也不需要例外。

　　黃益平：你的意思是，不同平臺的數據可以實現聯通，用戶可以擁有自己的數據，然后不同的平臺的之間攜帶？

　　弗曼：一點不錯。例如，英國推出了一項名為“開放銀行”的政策，在這個政策的指引下，大概有9家大型銀行，都需要讓它們的平臺處于可以被小型金融科技公司使用的狀態。銀行必須提供相關的 API 接口，讓這些公司可以在取得用戶同意的前提下，提取并使用用戶數據，在這些大型銀行的基礎上構建出自己的借貸平臺。

　　我們看到，在這個政策的指導下，越來越多的公司和技術創新開始在英國涌現。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保護隱私，注重網絡安全。你不能指望自己揮揮魔杖就讓好事發生，而是需要通過監管來促成它，同時在過程中盡量注重安全。

　　黃益平：現在中國也有很多新興的在線銀行，它們都采用不同的數據，使用不同的業務模型。阿里巴巴有一個“網商銀行”，主要依托淘寶電商平臺。騰訊也有一個“微眾銀行”，主要依托微信的社交媒體數據。還有一種模式比較接近您剛才說的“開放銀行”模式，那就是位于中國西部城市成都的“新網銀行”，他們試圖連接其他技術平臺，提供金融服務。他們應該無法訪問銀行數據，但他們在嘗試訪問其他技術巨頭的數據。

　　我的最后一個問題是，雖然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非常同意您關于競爭的說法，競爭非常重要，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公司規模和發展效率之間，是否存在一個取舍？例如，壟斷或者說“贏者通吃”對消費者和社會來說都不是什么好事，但如果我們把公司平臺分割成兩塊，這樣是不是就影響了這家公司的競爭優勢？因為我們知道，大型技術平臺的關鍵功能之一就是所謂的“長尾優勢”，你可以為無限數量的消費者提供服務，但額外的成本卻幾乎為零。我們是否應該在二者之間有所取舍，您怎么權衡這個問題？ 

　　弗曼：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我認為美國不應該直接拆分巨型技術企業，比如說，美國不應該把谷歌或者臉書拆成三家公司。我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但我想，中國應該也不會對它的技術巨頭這么做。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設立一個武斷的公司規模標準，然后再依照這個標準去強行拆分現有企業，或是強制規定企業的規模。我認為應該做的是，消除其他企業的進入障礙，讓其他企業可以更輕松地加入競爭，讓人們可以更容易地在不同的系統之間切換。規模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技術，比如電子郵件，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的電子郵件系統來交流。如果你讓社交媒體平臺之間也可以進行交流，那社交媒體的規模就沒有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想辦法防止企業去惡意擴張，把準入門檻降低，但不要強制規定企業的規模，也不要強制拆分現有企業。 

　　總結

　　對話結束后，黃益平還對二人的談話內容進行了總結，要點如下：

　　各國采取的經濟政策，尤其是中美雙方的政策，具體來看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抗疫政策。在疫苗出現以前，最有效的控制疫情的措施就是隔離，最嚴重的當然就是封城；現在中國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的傳播，但現在海外疫情還很嚴重，因此中國面臨輸入性壓力，如果這樣的情況延續下去，對我們的經濟可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第二類，是紓困政策。Furman認為，疫情對美國經濟來說，到底會是短期沖擊還是長期沖擊，關鍵看四個方面因素：第一個是家庭資產負債表；第二是企業資負債表；第三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第四是全球經濟。就中國來說，前三個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國還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就是，在維持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健康程度方面，我們有沒有做得足夠多。在其它很多國家，發錢變得非常重要，但在我國，似乎發錢還沒有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發錢為什么很重要？首先要活下去，保證家庭、企業的現金流不中斷；其次，疫情控制住了，他們仍有錢進行消費，可以讓經濟反彈具有微觀基礎。現在的最重要的挑戰不是說未來會不會有金融風險，會有效率損失，而是現在能不能活下去。現在也不是考慮政府債務、赤字率設定在多少的問題，眼下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流動性和資產資金充實到微觀的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中。

　　如何幫助企業度過現金流斷裂的難關，具體而言，無非就是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疫情控制住之后，能不能有序地復工復產，讓他們開始重新經營；第二，降低中小微企業的一些成本；第三，政府可以給中小微企業直接提供現金補貼，同時要考慮如何把給居民的補貼結合在一起；第四，提供外部的融資。在這方面，要發揮數字技術在支持中小微企業方面的作用。更多地利用數字技術，了解中小微企業，了解老百姓，給他們提供直接的支持，尤其是線上的融資支持。疫情過去之后，數字經濟發展也會迎來新的機會。

　　第三類，是刺激政策。

　　如果短期為了支持經濟增長，實際上中美雙方的能做的其實是差不太多，如進一步推動基礎設施項目投資，但美國在這方面的進展比較少。

　　就國內而言，如果需要刺激，把錢投到什么地方去？從國內的一些討論，大概就是三個方面：新基建；通過二次房改，解決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問題；大城市都市圈的建設。

　　最后關于中國的問題的討論，總結起來就是三句話：

　　1）國內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但全球疫情傳播風險仍大，仍要高度警惕，防范疫情卷土重來。

　　2）現在紓困政策的關鍵點要放在保證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活下去上面。

　　3）下一輪如果要刺激經濟增長，不能為保增長而保增長，核心關注點應該放在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上，可以做很多投資，但同時也應該更加重視民生，更加關注效率。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