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尹文強 芮萌

　　普惠金融是金融行業成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出現塑造了更高級別的人類商業文明。普惠金融是一種非利益驅使下的包容性金融，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盡可能包容、服務更多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達到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繁榮的目的。

　　為此，人類對其一共進行了4次試驗，每一次成果都夾雜著收獲與教訓：

　　普惠金融1.0版本是缺乏技術支持的、原始粗放、高成本、低效率的試驗品，在互聯網技術的初步應用下，它淡出了金融歷史舞臺，但奠定了普惠金融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概念；

　　普惠金融2.0版本，在科技應用上雖然逐步提升了信息的精確度并塑造了如今所用的征信原型，但繁冗的人海戰術則成了拖累其進化的絆腳石；

　　普惠金融3.0版本，信貸工廠采用了工業集中、標準的模式，但缺乏科技上的創新和運用也多生弊端；

　　普惠金融4.0版本則開啟了互聯網信貸市場，智能風控、大數據、云技術、生物特征等先進技術層出不窮，降低了金融的成本與門檻。花唄、借唄等普惠型金融服務出現，極大提高金融服務的可獲得率。但同時，行業亟待統一的管理規范。“714高炮”、“校園貸”等亂象，也在被整頓、清理。

　　因此，我們從這一不尋常之路可以總結，高成本、高門檻、低效率是妨礙普惠金融囊括更多弱勢群體的因素，而這些完全能通過科技力量來彌補。另外一方面，科技應該成為普惠金融的核心力量，因為科技能不斷打破原有的金融高墻、提高信息搜集效率、擺脫時間地域對傳統金融拓展的限制、壓縮實際運營成本。

　　本文將梳理普惠金融發展的四個階段，分析科技對普惠金融的決定性影響。

　　關鍵詞：普惠金融 金融科技 成本構成 生產效率

　　普惠金融概念的源頭——技術缺位下高成本低效率的1.0版本

　　普惠金融的1.0版本是沒有技術、高成本、低效率的原始粗放型金融。20世紀末，在科技生產力還很低下的時期，社會孤立（Social Exclusion）概念的提出讓人們更深層次發現了社會的不平等性。[1] 而其中最容易被大眾忽視的則是來自主流經濟的孤立。[2] 在學術領域，根據“被銀行服務排除在外會使貧窮持久化”這一假設和推論，支持包容性金融的人鼓勵每一個人至少擁有一個非名存實亡的銀行賬戶，因為這是減少收入不平等、脫貧、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3]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宣布2005年為國際小微信貸（Micro-Credit）年時說：當前無法回避的現實是無論是存款、信貸還是保險服務，世界上絕大多數窮人仍無法觸及可持續金融服務，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挑戰是找出那些阻礙人們充分參與金融產業的限制性因素。[4] 在聯合國的大力倡導下，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應運而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普惠金融。

　　關于普惠金融的概念，有這樣幾種觀點：①包容性金融指在一個公平、透明、成本可控的環境下接觸金融及金融服務[5]；②包容性金融是一種為所有階層的人提供的、以福祉為基礎（非利益驅使的）、可靠、成本可控、可獲取的金融服務[6]； ③無論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包容性金融是一種渴望的成果，因為它能幫助貧困人群以更低廉的成本接觸金融服務并減少社會貧窮總量。[7]

　　在普惠金融1.0時期，最具代表性人物是來自孟加拉國的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是Grameen Bank（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創始人，也是全球普惠金融最早的實踐者，是他憑借著“窮人有信用，信用有價值”信仰主創了無抵押小微貸款服務，主要向社會地位低下的女性和貧民窟家庭提供金融貸款。孟加拉鄉村銀行創于1976年，并在20世紀90年代末在小微貸款方面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截至1996年1月，孟加拉鄉村銀行在68000個村莊其中的35569個村莊提供了貸款，借款人數超過206萬，其中女性群體占比94%，97%的貸款都能夠及時付清，為了表彰他在金融扶貧領域做出的貢獻，2006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在這背后是沒有技術和信用體系加持的原始粗放型普惠金融，一切放貸都要靠人力親為，所以時間成本、人力成本和風險也高居不下，效率也極其低，但是它在形態和初衷上為未來發展打下了概念與實踐基礎。[8]

　　普惠金融的2.0版本——IPC（Interdizciplin?re Projekt Consult）信貸科技

　　科技應用程度低是普惠金融進一步降低門檻的絆腳石。2004年左右，互聯網技術在中國起步的初期階段，受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影響，復制中國版的“孟加拉鄉村銀行”成為了很多金融創業者的目標，其中之一就是師從尤努斯的宜信創始人唐寧。但當時國內金融體系的不健全、技術的不成熟、成本降不下來、信用機制的缺失以及政策導向等問題導致普惠金融（小微信貸）這條路在初期非常難走。因此開發、引進合適的信貸技術成為了發展普惠金融的關鍵，2005年，國開行引進了德國國際項目咨詢公司（簡稱IPC）的信貸技術，并與世界銀行合作，將包商銀行、臺州市商業銀行作為試點，探索拓展方向。時至今日，一些傳統型金融機構仍在把這套技術視為珍寶，抵觸更有效的技術。在技術還沒有普及的年代，IPC的確順應了時代潮流，通過搜集客戶軟硬信息、繪制打分卡、自編資產負債表、交叉檢驗等手段有效考察了借款人償還貸款的能力（放貸的唯一依據）、意愿并指導了銀行信用體系及風控系統的建立。

　　但是，在與IPC中國總部負責人交談時，負責人坦言IPC采取的是關系型、繁冗龐大的人海戰術，因為其要求雇傭很多信貸調查人員頻繁接觸客戶，好的一方面是搜集企業、行業以及個人相關信息更加精確，為日后降低信息成本打下基礎，但人力成本在IPC體系內占比也相應地高（如下圖）；同時，負責人還說道，在科技的大浪潮下，IPC技術采用的仍是傳統人海戰術，在技術層面只有很小一部分與時俱進，業務層面主要為經營金融，而非消費金融，所以很多合作銀行坦言很難大范圍復制這個模式，接受程度也有所降低。但是，IPC評估模型對需求者的實物抵押要求少之又少，這也是它受小微企業主歡迎的原因；IPC的培訓體系要求參訓員工完成為期8周的理論培訓，退出比例為20%，培訓方法嚴苛，盡力排除個人對信貸的思維模式，對參訓人員的分析能力、溝通能力、抗壓能力、動手能力有著非常高的執行標準。但是這些標準大部分是由主觀決定的，因此也有較高的道德風險。

　　在用戶數據搜集后，信貸分析體系對個人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下圖）。首先，信貸員要根據各項信息手工編制出客戶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并模擬出客戶未來6個月的現金流及還款能力；第二步為通過使用“輸入-本企業-輸出”關系圖分析、揭示借款人及行業風險因素；第三步為交叉檢驗數據并確認信息的完整性，一般包括權益校驗、毛利率校驗和營業額校驗，如果數據偏差不超過一定范圍，則被認為是合理的；最后是提交給審貸會做出主管審貸意見，這一步行業一般要求審核人員要至少有2-4年的行業經驗和數據判斷能力，而這些則需要長期的培訓投入和實踐。

　　盡管IPC在實際運用當中實現了壞賬率低、信息對稱性高、為信用系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它的體系非常繁雜，又以人力為重，而且經常出現一人分管上百客戶的情況，效率低下。同時IPC技術的目標客戶為小微客戶（體量小），本身存在利潤與成本失衡的風險。所以IPC信貸架構是極難進行大范圍復制的，它的成本屬性也注定了IPC更適合存在于某一小圈層的上下游，包商銀行和Procredit銀行的現狀就是佐證。

　　ProCredit集團曾是運用IPC信貸技術最成功的金融機構，它2005年在非洲創立的銀行曾是非洲地區第七大銀行，總資產超過2億美金，凈資產超過2500萬美元，擁有客戶超過17萬人。但是從2014年9月到12月，僅僅三個月的時間，ProCredit銀行開始變賣旗下銀行給它的競爭者，從2007年左右的20多家銀行變成2015年完全退出非洲市場。實際上，從2010年開始，IPC模式在各大網點中的矛盾就開始凸顯，并有意變賣銀行網點，盡管它能直達市場中的長尾，拓展更多潛在客戶，但更長的時間成本和更高的人力投入讓自己難以承受。“其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在于這種傳統老舊的模型在科技越發發達的今天逐漸失去了它的優勢，世界銀行小微金融影響力投資官Hannah Siedek陳述道。因此在科技更加先進成熟的今天，普惠金融2.0已對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陳舊的IPC技術時代也應該告一段落了。

　　普惠金融3.0——信貸工廠

　　人力成本不斷上升而缺乏技術創新的傳統信貸工廠模式，也在逐漸沒落。信貸工廠模式，也就是今天絕大多數銀行和保險公司在采用的商業模式：通過仿照工廠流水線加工工序，將不同類別的信貸信息和產品進行集成處理，即處理貸款申請、審核、放款、貸后管理與風險控制。同時，它還集成了客戶管理、業務受理、產品營銷、集中清收、盡職調查等功能。這一模式的優點就在于，它是一種規模化的平臺，平臺上產品標準化、人員責任細分化有利于擴大規模、提高審批效率并降低運營成本，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小微貸款人群對融資的迫切需求。以平安普惠為例，它的貸款流程圖與下圖相似。

　　看似分工明確又兼具效率的信貸工廠近乎完美。但是這一模式缺乏技術創新，而技術又決定了信貸工廠的成本，可以說現存的1.0版本信貸工廠是IPC模式在人員責任細分上的一個簡單垂直升級，并沒有達到利用技術對運營成本實現可控的目的。

　　同樣地，在《貸款決策的流程化、標準化——“信貸工廠”之成本節約》一文中提到，能否降低不良貸款成本主要依賴于信貸工廠一開始對用戶軟信息的準確搜集和客觀評定性，這樣才能保證貸款的安全，并進而降低貸款成本；此外，信貸工廠模式能否降低貸款時間成本取決于“工人”的專業程度。[9] 在如今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利用高新技術對信息精確高效搜集，對信貸工廠成本可控性一定會起到積極作用。實際上2.0版的信貸工廠也正在加速向數字化、科技化轉型，滿足普惠金融對更先進技術、更低廉成本和門檻提出的新要求。

　　普惠金融4.0——科技創新加速互聯網信貸市場增長

　　科技大規模應用降低金融門檻是互聯網信貸市場擴大規模和滿足更多金融需求的原動力。在過去以信貸工廠模式為主的時代，沖量、追求規模化、集成化是市場浮躁的主要表現。除了上述問題外，在技術應用上還存在因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普遍欺詐、行業內多家公司扎堆同一場景建模、多頭貸款等問題。而普惠金融4.0版本則針對這些問題升級部署了有效技術工具，從而推動了互聯網信貸市場在2014年左右的高速成長。

　　普惠金融4.0版本的代表互聯網信貸，在高科技運用和進一步降低金融成本與前三者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它主要通過數字信用、用戶行為數據判斷還款能力，并應用了更多智能風控、人工智能等技術，將金融服務觸達更大的長尾人群，尤其是原先被傳統金融排除在外的人群。在這方面，螞蟻金服的花唄、借唄是典型代表。

　　但互聯網信貸也出現了一些“雷區”， 比如P2P的金融“大躍進”。P2P泡沫里，技術被應用在唯利是圖的方向，偏離了服務弱勢群體的初心。一個健康的普惠金融既不能缺少技術，更重要的是不能偏離初心。

　　在普惠金融的4.0時代中，我們將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類企業的成本構成放在一起對比后可以發現，二者的主要差別就在于經營成本和資金成本。對于那些原本就在科技領域深耕的企業來說，他們早已認識到了智能營銷、智能客服、智能風控技術對生產力提高、成本壓縮的積極作用。但礙于準入門檻限制，因此其資金成本相對較高。而對于擁有強大資本實力、金融專業能力和客戶資源但缺少技術能力的傳統金融企業比，則有更高的經營成本和更低的資金成本（如下圖）。因此，如若傳統金融機構注重運用科技的力量對經營主體進行改造升級，相信經營成本將進一步降低，如此一來，傳統金融機構會越來越強，在普惠金融這條路上走得也更遠。

　　結語

　　普惠金融的概念從其起源開始是極富人文內涵和持續性意義的。這一內涵現在不會變，將來也不應當變，因為普惠金融的根本是服務更多弱勢群體。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應用科技創新進一步優化過時的繁冗程序，壓縮金融成本，含括并造福更多在金融上有訴求的弱勢人群。

　　普惠金融應做到技術上與時俱進，而不是只停留在技術舒適圈。從一開始的人工放貸模式到技術模型、互聯網、 P2P智能大數據技術，再到今天的區塊鏈技術，甚至是量子技術。我們可以發現，每一種新技術都是人類文明的創新成果，而且每一次技術進步都伴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和運營成本的降低。普惠金融發展的歷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金融最初由于高成本無法匯集更多有需求的人群，所以具有排他性。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出現，縮進了人們的時間和空間限制，進一步降低了金融成本，并通過這個渠道使得金融惠及更多群體變得可能。

　　綜上，主動擁抱科技，與時俱進，不斷運用新智能技術降低普惠金融門檻應當成為日后常態。我相信，科技是普惠金融實現更廣維度的保證。

　　參考文獻

　　[1] （Byrne，D． （1999）， Social Exclus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2] （Hills，J．， Le Grand，J． and Piachaud，D．（2002），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Conroy， J． D． （2008）， Financial Inclusion： A New Microfinance Initiative for APEC， The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icrofinance Workshop， Jakarta 23 January2008， retrieved from：https：//www.abaconline.org/v4/download.php？ContentID=4244，last accessed 3 June 2011．）

　　[4] （Cnaan，R.A．， Moodithaya，M.S．， and Handy，F．（ Jan， 2012）． Financial Inclusion： Lessons From Rural South Ind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Vol.41，Iss.1， Doi： DOI：10.1017/S0047279411000377）

　　[5] （Sarma， M． （2008），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 Working Paper No． 215， Delhi： ICRI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rier.org/publication/WORKING_PAPER_215.pdf， last accessed 3 June 2001）

　　[6] （Fuller， D． and Mellor， M． （2008）， ‘Banking for the poor：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financially excluded communities in Newcastle upon Tyne’， Urban Studies， 45： 7， 1505–24）

　　[7] （Alpana， V． （2007）， ‘Promoting financial inclusion：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banks’， Indian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7： 1， 107–26．）

　　[8] （Ameen， F． （1996）． The Economics of The Grameen Bank．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9] （http://www.doc88.com/p-6781104930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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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