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于學軍

　　宏觀也好，微觀也罷，都要找到你慣常的角度、領域，長期用心觀察、研究才可找到感覺，以至發現細枝末節的變化。否則，淺嘗輒止必將成效不彰。 

　　上文：源自真實世界的理論創新

　　“貨幣視角”與“全球視角” 

　　我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研究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于2007年寫作的《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幾個認識問題》。從題目看，本身并無突出特點，但文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卻十分獨到，前所未有，是我對中國宏觀經濟長期觀察研究的系統闡述。2005~ 2007年是我在宏觀經濟研究上極為投入并不斷有所突破、擴展的一個階段，至今都感到難以忘懷并歡欣鼓舞。記得當時赫赫有名的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對我說：我很喜歡看你寫的文章，并專門批給集團內100個高管閱讀。直至十年以后，深圳有金融業同行偶然翻看我過去所寫的這些文章，仍直呼過癮，都感到有點不可思議，怎么能在那么早就寫出那樣具有洞察力的文章，并且事實證明當時所述十分準確、可信。 

　　本文的重要論點都反映在其標題之中。 

　　第一點是：本輪經濟高增長周期始于2002年，當時是由主動性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和外匯儲備巨額增加雙重因素造成的。 

　　2007年已進入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當時都感到中國經濟增長過熱，但無人深究為何幾年來持續過熱和從什么時候出現的過熱。并且按著當時的語言環境，不能使用“過熱”這個詞，即政府不認可外界對于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的看法。我從各種情況來分析，認為“2002年是我國經濟增長由冷變熱、貨幣供應量由緊變松的一個轉折年”，雖然這種看法在當時條件下“十之八九會遭到多數學者的反對”，但我有數據為證：2002 年全國GDP增長9.1%，五年來增長率首次超過9%，反彈明顯。貨幣供應量M2、M1分別增長16.9%和18.4%，增幅是1998年以來最高的，并且已經明顯過快。外貿進出口增長21.8%，貿易順差增長34.7%，均出現高速增長的態勢。這一年，外匯儲備增加742億美元，增長近35%，無論增加額還是增長率，在當時都是空前而驚人的。為此，我精挑細選統計數據，專門為論據做出一張表，只要你細心分析，一定能夠認可我的意見。并且，這張表自此以后一直持續至今，每年每月都堅持更新數據做出新表，已伴隨我走過12年，是我持續觀察、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重要資料依據（見表1、表2）。 

　　但在當時人們卻認識不到這一點，甚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都認為2002年中國所要面臨的經濟形勢依然非常嚴峻，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遇到的又一個艱難時期。所以，在當時的認知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仍然延續了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擴張性政策，致使在當時我國的貨幣擴張中有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由主觀動因的內生性增加，即：在貨幣供應量的高增長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于國內金融機構的自身信貸擴張所形成。另一方面就是外部因素，由于美元在這個階段開始出現貶值并釋放大量流動性，遂造成中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的局面，這使人民幣基礎貨幣隨之被動大量投放，從而導致貨幣更加增長。 

　　第二點是：凈出口是本輪經濟過熱增長的源頭，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只是一個表象。 

　　因為經濟出現過熱，首先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調控經濟過熱增長，主要就是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但在2002~ 2007年這一時期的固定資產投資膨脹中，政府先后出臺了許多調控政策，想方設法壓縮投資規模，卻始終壓而不降，政策難以奏效。這種現象，在以前歷次經濟出現過熱及其調控中從未見過， 政府相關部門及專家學者都深感疑惑。2007年夏天我在國家行政學院學習期間，長住校園宿舍，夜以繼日地進行各種數據的分析對比，有一天在夜深人靜之際，驚喜地發現一個秘密：在2002~ 2007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保持約26%增長的同時，出口卻以年均增長31%的更高速度增長，并且出口增幅始終高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兩條曲線或高或低，上下起伏，如影隨形。我認定： 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聯系，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及凈出口拉動的，凈出口的巨額增加，相當于從境外為國內帶來了一部分投資需求，致使國內總需求放大，從而造成社會總需求事實上大于社會總供給的局面。因此，凈出口在前，是第一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后，是第二位的。是凈出口為固定資產投資提供了巨大需求，進而拉動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速增長。 

　　這一意外發現，解釋了在當時條件下，宏觀調控接二連三出臺抑制性政策，固定資產投資何以長期維持26%左右的高速增長；也說明了投資比例持續上升、長期高企，國民經濟仍未發生重大比例關系失衡的真正原因；同時，找到了政府調控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為何難以有效發揮政策效應的根本原因。 

　　第三點是：流動性過剩因外匯儲備巨額增加形成，而其國際大背景則是美元的過濫發行。 

　　當時，在《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幾個認識問題》一文中， 我認為在“任何時期、任何國家出現經濟過熱增長，均表現為社會總需求的迅速擴大；而社會總需求放大都是由貨幣的過多發行所致。因此，經濟過熱增長、社會總需求膨脹之時，貨幣供應量增長情況一定表現突出。”2002~2007年中國的狹義貨幣供應量M1和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均增長16.1%和17.1%，顯然過高。同期中央銀行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問題，連續12次調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但在調控政策收而又收的情況下卻出現流動性多而又多的局面。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元多發和過濫，導致美元大幅貶值約50%（2000年10月美元兌歐元為0.82∶1，至2007年7月發文時貶至約1.40∶1）；而中國由于采取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政策，并實行“結售匯制”，這就使人民幣相對于當時世界的其他主要貨幣也出現大幅貶值現象，并成為當時條件下全球最值得投資的廉價貨幣，從而吸引國際資本紛紛涌入中國，追逐人民幣資產，以期達到避險和謀利之目的。 

　　第四點是：雖然凈出口是本輪經濟過熱增長的源頭，但其本質上不是一個貿易問題，而是貨幣即匯率問題。 

　　前邊已經論述：當時我國經濟過熱增長的源頭，是進出口貿易及其順差巨額增加，而不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如果進一步深究：為什么進出口貿易在國內經濟過熱增長中仍可長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呢？我分析認為：其背后實質上并不完全是貿易問題，而是一個貨幣即匯率問題。因為從當時中央銀行管理的基礎貨幣來看，大量收購外匯的結果，是使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資產即外匯占款大幅增加，甚至超過全部基礎貨幣總額，這就導致人民幣的投放，從源頭來看基本上變為美元，當時中國事實上出現了“美元化”傾向。這使美元的一切特征在人民幣身上均有明顯的表現。比如，當時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房地產等資源型資產出現泡沫，與美國（美元）的情況完全相同；又如，在經濟過熱增長、生產資料價格猛漲的情況下，消費品價格卻保持相對穩定，這也與美國的情況極為相似。當時在美國等西方國家， 甚至有人指責中國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 

　　當時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最大問題，在于人民幣定價過低，所以多年面臨升值壓力，致使國際熱錢蜂擁而至。在2005年《一切歸結為匯率》一文中我就講過：宏觀調控中，匯率問題應由匯率來解決，利率問題應由利率來解決，橋歸橋、路歸路，而不宜混用；如果分不清匯率問題還是利率問題，即形成“兩率” 不清，匯率問題由利率來解決，或者利率問題由匯率來解決，那么就容易形成扭曲現象，相當于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終將產生事倍功半之結果。 

　　第五點是：流動性過剩與資產泡沫是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 本輪經濟過熱增長中出現了“資產泡沫型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在本質上是一種貨幣現象，是由過多的貨幣追逐不足的商品而形成，傳統上人們習慣于用零售物價指數或消費品價格指數（CPI）來衡量。在1995年之前，中國所發生的歷次通貨膨脹中，主要是由國內財政赤字或貨幣信用管理失控造成，所以那時通貨膨脹的發生直接體現在消費品價格指數（CPI）上，可謂立竿見影。1997年由泰國引發了著名的亞洲金融危機，明顯對中國經濟形成巨大的外部沖擊，當時國內出現了罕見的通貨緊縮現象。2002年之后隨著美聯儲持續調低利率以及美國經濟的周期性擴張，亞洲及全球經濟出現強勁增長，同時大量國際資本開始涌入中國，遂形成國內流動性嚴重過剩的局面。這使中國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面，流動性過剩形成社會總需求膨脹，進而造成能源、原材料等生產資料價格猛漲，同時黃金、翡翠、陳年葡萄酒、普洱茶、紅木家具等這些不可再生的資源類商品甚至出現價格成倍上漲的局面；而另一方面，消費品價格指數（CPI）卻增長不多。這在當時甚至引發了學界關于通脹與通縮之爭，即有的意見認為中國發生了通貨膨脹，而同時相反的意見則認為中國實際上存在內需不足、有可能出現通貨緊縮等問題。為此，我研究之后認為：當時國內之所以出現截然相反的爭論，關鍵還是用單一的消費品價格指數（CPI）衡量通貨膨脹現象造成的，而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從全球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出一個“資產泡沫型通貨膨脹”的新概念。其顯著特點，就是資產價格普遍大幅上漲，并具有全球廣泛的聯系性， 即當時出現的資產泡沫化現象并不局限于中國，而是在世界各國普遍發生。其背后的根源，就在于美元的多發和泛濫，并形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因此，“資產泡沫”與流動性過剩實際上是一對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孿生姐妹。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得到原國家發改委常務副主任房維中和李灝書記的重視，我們相約去北京與房老共同探討文中的有關觀點。記得見面時房老拿著在《第一財經日報》上發表的文章，用紅色筆勾畫的密密麻麻，并謙遜地對我指出兩個問題：第一，上邊不同意中國經濟過熱的看法，就是說實際上政府不承認中國經濟出現過熱，而看起來我的觀點卻認為中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第二，分析宏觀經濟應當包括消費、投資、進出口即發改委經常所講的“三駕馬車”，而我卻未講消費，重點只講了凈出口以及外匯儲備增加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巨大影響，顯然分析不夠全面。

　　對第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我的用詞不是“過熱”，而是“過熱增長”。的確，在當時我也知道那是“禁區”，所以字里行間均有意回避“過熱”一詞，而嚴格專門使用“過熱增長”， 但真實看法卻認為中國經濟存在明顯的過熱或過熱增長。房老笑了，他指著報紙上用紅筆畫的地方說：我也注意到你全部使用的是“過熱增長”一詞。并且，他把文中出現這個詞的地方，都用紅筆圈起來。不過，他隨后也說：這點言論自由還是應當有的。 

　　對第二個問題，經他這么一提醒，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的分析真的缺少對消費的研究，看起來的確不夠全面。不過，這次是我笑了，回答說：我們是做銀行工作的，我的研究確實主要是從貨幣金融的角度來分析宏觀經濟問題，也許過于強調自己研究的獨特見解，可能不免把某些提法和結論過于絕對化了。 

　　兩位老前輩當年都已80多歲了，他們過去是老同事，退下來之后又同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工作，對中國宏觀經濟長期關心和研究，其對國家、民族的那份情懷，孜孜以求的精神，著實令人很感動、敬重。 

　　當時，我正準備將這段時間所寫的關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文章集結成書，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與年輕卻才華橫溢的向松祚博士共同交流并策劃出書事宜，還相約由他寫個序言。但書名叫什么卻一直縈繞在腦海中遲遲不能確定。正是與房老的這次交談，才使我不經意間說出自己所研究的視角和特點，于是靈光閃現想出了書名，這就是后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貨幣視角：中國宏觀經濟解析》（2007年版）。在2009年出第二版時，我又邀請向松祚繼續寫第二版的序言，他建議將“貨幣視角”改為“全球視角”，認為前者有些窄了，并不能概括我所研究的全部特點，而后者應更為全面、到位。于是，我聽從了他的意見，從第二版起改為《全球視角：中國宏觀經濟解析》。此書一共出到第五版，直至2014年，中間正好歷經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對比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所面對的問題也截然不同。現在回頭再寫當年的這些情況與問題，常常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總結及說明 

　　本文是應中國人民大學77、78級學生入校40周年征文所作。編輯的要求是：你是怎么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的，從哪些角度和方面或通過哪些指標進行分析？我感到有些為難，因為我雖然將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當成一種習慣或愛好，但從未按這個要求想過這個問題。也許，這成為我所寫過的最為特別的一篇文章。 

　　以上重點介紹了在2005~2007年我所寫的三篇文章的經歷、分析角度、研究成果等。那的確是我研究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經常思如泉涌，心潮澎湃。以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寫出了《以防御性策略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后金融危機時期的發展戰略選擇》《經濟泡沫化：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的嚴峻挑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金融風險漸行漸近》《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四重困難與改革發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重點何在》等文章，篇幅更加宏大，有點長篇大論的味道，但分析的基礎和框架卻是在這個時期打下的。 

　　第一，我的確是從貨幣的角度來分析宏觀經濟的。堅持從貨幣信用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是我做研究的一大特點。因為“貨幣在整個經濟領域無所不在，一切經濟活動均圍繞著貨幣來展開，從貨幣來到貨幣去”。2007年在《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幾個認識問題》一文中，我就曾寫到： 

　　“貨幣相對于宏觀經濟，就像人體中的血液一樣。因此，宏觀經濟中的許多問題，甚至是某些微小癥狀，均會在貨幣中得以反映和驗證，這就相當于中醫號脈或西醫驗血可以診斷病情一樣──因為任何疾病均可在血液中出現反映。因此，從貨幣的角度對宏觀經濟進行分析非常重要，只要你用心、認真，一切問題、狀況都可以得到反映和判斷。 

　　“人體生病如果從血液的角度來看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由血液本身引起的疾病，如白血病、高血壓、糖尿病等；與血液無關的普通患病，如腸胃炎、傷風感冒、受傷等。后一類疾病雖然不是由血液本源引發，但在血液、脈搏中仍會有所反映。中國目前經濟過熱增長中的毛病，如流動性嚴重過剩、資產泡沫等，概因大量收購美元而導致人民幣過多投放所致，即相當于血液中出了問題，這使人民幣的屬性或含量隨著央行收購外匯的迅速增加， 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們今天手握的人民幣與五年前相比已大為不同，其含量已不單純是人民幣成份，而是暗含了更多的外匯成份，因此，今日之人民幣已不是過去的人民幣。

　　“醫生看病最重要的是對癥下藥。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即是準確診斷病情。比如，如果你得的是糖尿病，那么就要按照糖尿病的療法來醫治，首先要控制飲食及調整飲食結構，并輔之以適當的體育運動；如果血糖降不下來，還需要進行相應的藥物控制；如果以上方法仍達不到療效，那么還得打胰島素進行有效的平衡，等等。但假如你并未能準確診斷出為糖尿病，而是當成傷風感冒去治療，那么雖然你吃了許多感冒藥并打了不少退燒針， 但可想你的療效一定不怎么樣。我國今天經濟過熱增長的問題就相當于患了糖尿病或者高血壓，本來是一種血液病，即貨幣（匯率）中的問題，而我們的醫生（眾多專家學者）卻把它診斷成為感冒來治療，于是把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當作中心環節來實行宏觀經濟調控，既打針又吃藥，結果發現療效不佳──因為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及其增長速度始終壓不下來，這就是我國本輪宏觀調控為何效果不彰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我的確是從全球視角觀察中國宏觀經濟的。這是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或者也可以說經濟全球化，要求我們必須具有“全球視角”。自2000年中國加入WTO開始，外貿進出口成為那個時期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中國經濟的外向型特征持續升高。這當中，美國是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主要拉動力量， 美元是最重要的世界貨幣，所以美國經濟及其政策調整變化，均會對中國經濟形成明顯的影響。此外，長期來看，世界的競爭格局或增長板塊也會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有時甚至是巨大的變化，應始終能夠站在全球的高度長期觀察，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國內經濟增長的宏觀大勢。因此，我不大贊同那些關起門來，僅從國內“三大需求”簡單測算經濟增長的研究方法。但可以作為研究問題的參考。 

　　第三，宏觀分析與微觀調研相結合。研究宏觀經濟自然離不開宏觀經濟指標，但僅分析宏觀經濟指標又遠遠不夠，這里有宏觀經濟指標不深入、不細致、不敏感等問題，也有我國統計指標質量不高、存在大量“造數”現象等問題。“春江水暖鴨先知”，微觀經濟活動往往更為敏感、及時，隨時可以體會到“氣候”的冷暖變化；并且，微觀經濟活動與宏觀經濟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宏觀經濟變化會影響微觀經濟活動，微觀經濟活動也會反映到宏觀經濟形勢中。但是，宏觀也好，微觀也罷，都要找到你慣常的角度、領域，長期用心觀察、研究才可找到感覺， 以至發現細枝末節的變化。否則，淺嘗輒止必將成效不彰。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心得，在我所寫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如在2010年《后金融危機時期的發展戰略選擇》一文中，就曾這樣描述當時中國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及貨幣信用膨脹： 

　　“這使我首先想起2009年5月某周末早上，我在（南京）酒店一樓用餐時聽到旁邊桌上的幾名女士正熱烈地議論買房子的事兒， 她們每個人的臉上露出一種既驚訝又興奮的神態，說河西某小區新樓盤開出時，購房的人連夜排長龍搶購，搖號超過上千人（乖乖，簡直嚇死人），結果房價在大幅上漲的情況下，依然一房難求。其中一位運氣好、搞到一套低層房的她，好像中了大彩一樣興高采烈。當時我就在一旁犯嘀咕：去年末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國經濟受到巨大沖擊，房地產市場隨即陷入蕭條。許多人都在幸災樂禍地議論房地產商如何過冬的難題，并預計有一批小房地產商肯定遇到了麻煩，尤其到12月及春節前要給工人發工資獎金過年，資金鏈異常緊張，年關難過呀。各級政府迅速啟動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不僅把許多在此之前的控制性政策全部予以取消，而且不少城市還推出五花八門的鼓勵性購房政策，有的把房產交易的契稅免了，有的對購房者進行上萬元的現金補貼， 還有的送現金旅游券以吸引外地購房者，等等，奇思妙想，花樣翻新；房地產商則為了售樓變現，有的打折降價，有的送空調、冰箱、車位、精裝修等等，林林總總，層出不窮。曾幾何時，全球金融危機尚處水深火熱之中，怎么短短幾個月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驟然大變臉呢？排隊、搖號、搶購……，熱火朝天，無以復加，難道中國經濟真的V型反彈了嗎？如今這社會，世事變化之快著實令人眼花繚亂、難以想象。后來我們從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上才知道，那幾天南京的所有新開樓盤的確熱鬧非凡，幾乎被一搶而空；并且那一陣子在全國各大城市也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新開樓盤的搶購潮。中國人這種購買力、統一行動令世人咋舌。再后來我碰到一位房地產開發商，他談起這輪搶購潮時樂的有點合不攏嘴，臉上流露出難以抑制的興奮光芒。他原來捂著的樓盤本來被套，資金日見緊張，仿佛要大難臨頭，可萬萬沒想到一夜之間大勢巨變，房價漲了又漲，讓他賺得盆滿缽滿。真乃一場典型的‘悲喜劇’”。 

　　在同一篇文章中對紅木家具的資產屬性也進行了說明：還有一天，省郵政公司總經理和我約會，一見面就興沖沖地談起他最近的一些奇怪經歷。原來，他兼任本市紅木家具協會的會長， 多年與這個行業打交道，所以了解家具市場的最新動態。2009 年初因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紅木家具基本無人問津，在家具市場到處堆積如山，老板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個個坐臥不安。誰想半年不到，家具市場突然生變，搶購紅木家具的人如潮如涌，頃刻間就哄搶一空；再后來紅木家具根本進不了家具市場，在中途就被“劫持”，有的還去廠家提前訂購。他測算了一下，短短半年時間紅木家具的價格已上漲兩倍以上。怎么會如此瘋狂呢？他嘖嘖稱奇，百思不得其解。他說很多領導打電話找他咨詢，都想買紅木家具，但價格已翻番不止，他也說不準該不該買，因而常感左右為難，無言以對。 

　　我一邊聽他敘說，一邊翻著手中的一本書（2007年所著《從漸進到突變》一書），隨即找到某頁對他說：“其實你說的紅木家具，我在2007年就寫過了。再簡單不過：就是一種資產泡沫現象。實際上，紅木家具與房子一樣，也是一種資產。你想想： 它漲價的過程是否與房地產市場火爆的時間相同呢？”他先是有點驚訝，后又沉思片刻，點點頭。我接著說：“你看，書中是這樣寫的：‘包括黃金、翡翠、陳年葡萄酒、普洱茶、紅木家具等……，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資源類物品，有過多的貨幣追逐，自然會引起價格翻番──這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講的資產泡沫’。” 

　　總之，長期以來我已養成一種習慣，無論是乘車、走路或與別人交談，都會隨時隨地捕捉著經濟的微小變化。并且，每年都要進行大量的實地調研，常想著陸游的一句詩：“書中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第四，要特別關注一些“真實數據”。大致看來，經濟統計指標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統計部門的監測數據，如GDP、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生產總值、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另一類是由主管部門報送的數據，如進出口總額、鐵路貨運量、發電量、財政收支、銀行存貸款、金融市場交易額等。總體來看，后一類由主管部門報出的數據均各有“出處”，相對可靠，故稱其為“真實數據”。但實際上，即使“真實數據”，其“成色”也不盡相同，有的還會出現“造數”現象，如有的地方財政收入、進出口總額等；有的也會發生內涵的變化，如銀行存貸款等，雖然統計是由各家銀行報出的“真實數據”，但在不同時期銀行體系卻會發生很大變化，如前幾年出現的大量“出表”現象等。這些都需提出合理質疑，并小心求證。 

　　此外，還要在諸多的統計數據中，特別關注“關鍵變量” 問題，即在各項經濟指標中出現某項或幾項巨幅變化的數據，如2006年我在《根源：美元主導下的貨幣膨脹》一文中提到的“外匯儲備”的變化，就成為當時條件下的“關鍵變量”。在不同階段，經濟增長會面臨不同的主要矛盾，因此“關鍵變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會發生轉移、變化等。這一點，只能在長期的觀察中不斷體驗和把握。 

　　最后，再談一下關于本文的題目。我曾想過幾個，最具原創性的是“基于現實世界的經濟學研究”；還有一個是來自向松祚博士的原序“源自真實世界的理論創新”。當年他為了寫這個序言，的確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思，末了他認為這個題目最能反映我做研究的主要特點。現在回頭來看，我也認為這個題目最為貼切，故借用之。特此說明。

　　(本文作者介紹：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