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盤和林

　　筆者認為，因地方財政收入依仗著地方產業的發展，從而財力在基數水平上東強西弱反應出產業結構和產業經營效益在東西的差異。產業差異導致的財力差距是種必然，但承認差異并不是無所作為，我們要保證產業分布的合理，即不同地區按照不同資源稟賦合理規劃地區產業。

　　從今年年初至今，31省份陸續公布了2017年預算執行情況，根據各地2017年預算執行報告統計，廣東、江蘇、上海三地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位居前三甲，廣東省更是高達1.31多萬億元；增速上，山西、西藏、內蒙古增長較快，吉林、天津出現負增長；財政自給率方面，東高西低的態勢十分明顯。

　　一個地方的財政收入是該地綜合實力的展現，作為地方財力的表現形勢，財政收入還反映了未來該地區在政府支出上的能力，不僅包含政府公共事業的支出，同樣還包含著對該地市場及產業發展的支出。從2017年數據中，我們明顯看出了，隨著經濟的發展，雖然總體上各地政府財政收入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從總量上來看，顯示出了明顯的東強西弱。

　　東強西弱格局由來已久，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不同省份的經濟差距不斷拉大，數據顯示，東西部差距從1978 年的408． 2元上升到2013年的30856． 62 元，當然，剔除價格因素變化，以1978 的價格為標準，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人均實際 GDP 差距也從1978 年的408． 22 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5178． 73 元。東西部的人均GDP比值在2附近徘徊。

　　筆者認為，因地方財政收入依仗著地方產業的發展，從而財力在基數水平上東強西弱反應出產業結構和產業經營效益在東西的差異。

　　首先，總體來看我國產業的變更，隨著經濟發展，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將，第三產業比重不斷增多，反應在具體的指標上，有學者運用農業部門勞動力份額來反應產業結構的變遷，數據顯示，我國從1980年的近乎80%下降至如今25%左右，可見，整體的產業變化很是明顯，分開看東西部地區差異，拋開東西部在初始值方面的20%差距，其在總體上下降時有相同趨勢的，但具體到省份來看，在2017年財力排名表前幾位的省份都是具有較低的勞動力份額占比，而類似排名靠后的基本都屬于占比較高的。

　　其次，地區產業差異較為明顯，東部發展更趨向如今的高利潤行業，就像目前令資本瘋狂的互聯網行業，多聚集于沿海地區。我們都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特別是東部沿海城市，不管是政策支持也好還是海上交通便利，總之其借助對外開放先于內陸城市發展起了更加具有效益的產業，之后的結果便是當某個產業發展進入成熟階段，就開始向西移動，按照不同的資源稟賦開始進行產業的變遷，可以說初期東部地區的產業都是領先于西部一定時間的，這也改變了東部在資源和人口上的劣勢，使其成為資本富集的地區，但要注意的是，此時的產業形成并不是來源于資源稟賦，更多依靠政府政策引導。

　　產業的差異由地區差異而起，反過來又加劇地區差異，任由產業自由發展可能導致地區差異過大，區域產業趨同等不良影響。由于產業差異的不斷加大，造成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會造成市場需求于供給的失調，同樣，小區域內產業的趨同也使得了同業競爭激烈，效益產出低下，缺乏創新，漸漸淪政府政績相互競爭的籌碼。

　　財力數據上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由于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加上稅收政策改革，地區的發展也會有相應的調整。一方面，經濟增速的放緩絲毫不影響高端產業的盈利逐年攀升，因而可能對西部造成更加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分稅制和營改增對地方政府形成的財政壓力可能迫使政府加大對該區域已有產業的過渡扶持，而拖慢地區產業結構升級。

　　竊以為，產業差異導致的財力差距是種必然，但承認差異并不是無所作為，我們要保證產業分布的合理，即不同地區按照不同資源稟賦合理規劃地區產業。政府在此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央政策的出臺引導區域產業的協同發展，并規范各地政府行為，避免政績競爭帶來同產業惡性競爭，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雙管齊下，利用稅收再分配力量，有的放矢，利用政策力量引導資金流向，避免資金，資源，人才的錯配，形成各地結構性要素供給不足。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青年經濟學者，著名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