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實施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貨幣領域的具體體現。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旨在打通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外部循環，它既是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重要基礎，也是降低匯率波動沖擊和提高我國金融體系安全的中重要保障。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西方一些國家藉其影響力動輒對其他經濟體成員采取金融限制措施，使不少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其以往過度依賴單一貨幣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對結算和儲備貨幣的多元性需求不斷增長。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目前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難以匹配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在國際貿易中的權重，客觀上要求我們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

　　從國際化的現狀看，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外匯市場交易量和作為儲備貨幣的占比等指標上，近年來雖然呈上升的趨勢，但總體上仍滯后于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制約了我國對外投資和貿易的發展。反映一個貨幣國際化程度的指標主要包括其在國際貿易投資中結算使用情況、在外匯交易市場的交易占比以及作為其他經濟體儲備貨幣的使用情況等。目前，從這幾個指標來看，同美元等主導貨幣的差距依然很大。在國際支付中的占比方面，依照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21年12月份公布的數據，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占比為2.7%，列全球第四位；而同一時期美元的占比則為40.51%。在外匯交易市場中的交易占比方面，依照國際清算銀行（BIS）2022年10月29日的最新數據，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貨幣對占比約為7%，列全球第五位；而同期的美元貨幣對占比則為88.5%。在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使用的占比方面，依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2年9月30日發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顯示，2022年第二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為2.88%，列全球第五位；而同一時期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則為59.53%。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且我國經濟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起步較晚，因此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仍需一個較長的過程。但隨著我國經濟同全球經濟融合程度的加深，貨幣地位同經濟貿易實力的錯配愈來愈成為限制我國經濟外循環發展的約束因素，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需以國際主要可匯兌貨幣為媒介，限制了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規模與空間；（2）受國際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較大，不利于國內金融市場和本幣匯率的穩定；（3）受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制約，無法享有主流國際化貨幣的“鑄幣稅”權利?？梢哉f，人民幣國際化的相對滯后已成為制約我國未來對外貿易和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因素看，國際金融環境的波動加大了非歐美國家對結算和儲備貨幣多元化的需求，而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比重的不斷上升為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提供了支撐。近年來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沖突使全球不少國家開始反思自身金融體系抵御外部沖擊的脆弱性，對自身外匯儲備的多元化要求有所上升。俄烏地緣沖突使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大范圍的金融制裁，包括凍結其約3000億美元的海外黃金和外匯儲備資產，并將其剔除出SWIFT結算系統等。由此可見，當一國對外貿易和投資過度依賴某一兩種結算貨幣或單一國際貨幣體系時，其所面臨的風險就難以得到有效分散。地緣沖突而衍生的金融風險，將是很多非歐美經濟體未來不得不考慮和面對的問題，其對外匯儲備貨幣和結算體系的多元化需求也將有所上升。

　　中國在全球貿易比重的增加也推進了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應用。我國目前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進口國和消費國，約占全球大宗商品進口量的五分之一，其中鐵礦石的進口量與消費量約為全球的70%和50%，因此在大宗商品貿易方面具有潛在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當前，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鐵礦石貿易，以及中國和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貿易，已部分嘗試使用人民幣的結算。預期隨著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范圍的擴大，將逐步產生一定的網絡效應，促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應用場景的拓展。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不利因素看，一方面是現有國際貨幣體系形成了對美元主導的路徑依賴，使人民幣國際化推進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另一方面是人民幣國際流動尚存在機制上的障礙，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和交易對人民幣外循環的支持力度較弱。從世界金融市場發展的格局來看，美元等主導貨幣的廣泛使用以及支撐這一貨幣系統的結算體系所形成的網絡效應，加劇了對當前以美元為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高度依賴。從國際經驗上看，目前美元國際結算地位的獲得，同其在國際結算、投資和儲備中廣泛的應用場景密切相關。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截至2021年1月，全球交易量最大的50種大宗商品中有37種以美元定價，占比為74%；中國銀行研究院的相關研究進一步顯示，如果按照實際交易量來測算，同一時期美元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中計價份額可能超過90%。雖然目前美元面臨著國內通脹和美國國內巨額赤字等負面沖擊，美元多年來形成的網絡效應的影響將長期存在，潛在的競爭貨幣不僅要克服來自美元自身的阻力，而且要面對來自國際貨幣體系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美元結算的依賴。

　　由于當前我國資本項目下投資尚未完全放開，限制了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和交易產品的品種。目前離岸人民幣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等地，離岸市場的人民幣供給主要來源于國內進口貿易經常項目支付。從世界經驗來看，一個貨幣離岸市場的交投繁榮會形成對該貨幣的巨大需求。目前離岸美元的市場規模是一個不透明的數字，但從美國財政部今年9月份公布的美國國債投資情況可以看出，截至今年7月底境外投資人持有的美國國債規模達7.5萬億美元，約占美國國債存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大致可以推斷美元在美國以外市場積累的規模將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形成了美元外部需求的強大支撐。而離岸人民幣市場人民幣的規模目前由于主要依賴貿易形成，增長空間受到較大的限制，且也會面臨“特里芬難題”的制約：即增大離岸人民幣的供應需要擴大進口量，進口擴大加大了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反而不利于離岸市場投資人持有人民幣。此外，離岸人民幣的投資渠道和產品種類目前較少，主要是以國內金融機構發行的點心債和存款等，也降低了海外投資人持有人民幣的積極性。

　　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策略，在充分認識到國際貨幣體系多極化任務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的前提下，需多管齊下，培育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應用場景；打破壟斷，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即要充分考慮到當前國際金融結算體系和主流結算貨幣地位形成的特定歷史背景，短時間內改變當下的貨幣體系格局是不現實的。目前策略上要順應世界多極化趨勢下眾多經濟體對結算和儲備貨幣多元化的要求，建立起同當前歐美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平行和共處的結算體系，兩者既互為補充又互為競爭。這樣的二元或多元的結算體系雖然在效率上有所損失，但較目前一元體系更易分散貨幣結算風險。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策略上，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借勢我國在全球大宗商品貿易中的影響力以及當前非歐美經濟體外匯儲備多元化的要求，促進在大宗商品交易等國際貿易方面人民幣的結算應用。另一個是目前世界許多經濟體對國際金融格局多元化和風險分散化的要求有所增加，各國對非美元貨幣儲備的需求將逐步提高，間接促進人民幣在石油、糧食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交易結算中的應用。

　　第二，推動多邊機制下國際金融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籃子構成改革，提高人民幣在其中的比重，并積極倡導推進國際金融組織在多邊金融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推進新型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目前SDR是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這五種貨幣以不同權重所構成的一籃子貨幣來確定其價值。近年來，SDR構成中人民幣的比例也在不斷提高，今年由此前的10.92%提高到12.28%，僅次于美元的43.38%和歐元的29.31%。預期隨著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需求的日益增大，未來在SDR構成中的占比會進一步提高。同時，借助中國經濟在世界貿易中不斷增加的影響力，可以要求IMF對SDR構成籃子進一步改革，以使籃子構成更能客觀反映不同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貿易中的作用。由于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在配置不同貨幣標的資產投資分配時常常將SDR中貨幣的構成比例作為重要參照，加大人民幣在籃子中的占比有助于推動國際金融機構對人民幣標的資產的需求。

　　此外，依托IMF等多邊金融機制推動新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從而打破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壟斷格局。早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之前，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預見到依賴一個主權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帶來的不穩定性，即國際貿易和結算對該貨幣的大量需求導致該國的巨量貿易逆差和本幣貶值風險（即“特里芬難題”）。作為解決方案，他提出建立一個獨立于所有主權國家中央銀行的國際清算聯盟，并建議創設一個不同于所有主權貨幣的國際記賬單位-班柯（Bancor）作為結算媒介。雖然這一方案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今天看仍不失其創新性。類比來看，SDR同班柯有許多類似的屬性，如發行機構為相對獨立的國際性貨幣組織、結算媒介參照多種而非綁定單一貨幣，等等。未來隨著金融多元化的發展，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也會日漸增強，SDR等超主權貨幣在新型結算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以SDR為載體，未來人民幣亦可進一步擴大國際化的影響力。

　　第三，積極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高水平開放。增加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供給和拓寬投資渠道，是暢通人民幣外部循環的關鍵。為從根本上解決離岸人民幣市場規模小和投資渠道少的問題，需要我們在平衡資本跨境流動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逐步放松資本項目下的投資限制，以暢通人民幣離岸市場的供需。從美元的歷史經驗看，得益于其資本項目下投資的開放，部分對沖了美國經常項目下的貿易逆差，即外部美元資本通過資本項目投資重新回流美國，通過內外市場的循環部分解決了困擾儲備結算貨幣的特里芬難題，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化可以從中借鑒。

　　綜上，二十大提出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新形勢下推動雙循環發展戰略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新冠疫情和地緣沖突加快了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重構的節奏，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推進提供了新的契機和挑戰。我們應在充分考慮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基礎上，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應用，積極推動新型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同時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高水平開放。

　　(本文作者介紹：大公國際作為中國國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擁有獨創的評級方法和評級技術，科研成果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