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大方面。2021年“兩會”在即，各方關注的宏觀政策熱點問題之一，是我國貨幣政策要“轉變”但“不急轉彎”的方針已明朗，那么財政政策方面，大的取向應如何正確把握，財政政策相關的綜合性、代表性指標——赤字率，應當如何安排？

　　2020年——大疫之年也是大考之年的兩大政策搭配，是貨幣政策“穩健”概念下的適當寬松（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與“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組合。在抗疫新冠、于“非常時期”應對經濟社會遭受沖擊局面和支持復工復產過程中，這樣的政策安排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2020年三、四季度后，貨幣政策以實質性“穩健”為訴求的調整方向，已趨于明朗化，同時中央定調的“不急轉彎”，顯然又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剩下的，只是如何掌握“慢轉彎”過程的操作控制問題；財政政策方面，雖還未得到中央決策層面的具體表述，但在今年兩會上，其基調一定會有明白宣示。我認為，最大可能性，是今年的財政政策繼續積極，因為這樣，才能在疫情不良影響遠未完全消除情況下適應繼續擴大內需、滿足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客觀需要。2020年已升高到“3.6%以上”的赤字率，今年的調整安排，也應順應和服務于這樣一種全局需要。

　　余下的問題，是赤字率既要體現財政政策的“積極”，又要兼顧“瞻前顧后”、防范風險、支持可持續發展的考慮，應作出何種量化權衡后的具體安排？在貫徹中央宏觀政策指導精神前提下，政策設計部門的數據資料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由此形成的這方面的設計方案，尚有待于兩會期間浮出水面。但我以多年從事研究工作的經驗，愿在此作個粗線條的展望與建議，可分為三個視角來說：

　　第一，財政政策的“繼續積極”應是方向和框架，其代表性的特征是赤字率所表示的“擴張”力度，應保持一定水平。

　　第二，所謂“一定水平”的擴張力度和赤字率，是個原則性說法，預計2021年還要加上財政可持續性視角和防范風險的謹慎性考慮——既然疫情沖擊最嚴重的階段已經過去，今年的“恢復性增長”已是極大概率事件，那么赤字率指標上權衡后的安排，應是不會再達到上一年“非常時期”的“3.6%以上水平”；

　　第三，于是乎最大的可能性，是2021年財政赤字率會有所下調，但幅度亦不應太大，既然貨幣政策都不能急轉彎，繼續“積極”且更多承擔“優化結構”功能的財政政策，更不應在赤字率水平上驟降。所以，如我作個研究者的點評式參考性建議的話，我愿把這個年度指標的量化區間，建議為3-3.5%，基本理由是：從全局的需要和財政的可持續綜合權衡考慮，既可以也應當從上一年特殊的高赤字率水平上有所下調，又完全可以至少保持3%整數關口的赤字率水平——這不僅關聯于財政可用資金量的問題，而且這個“積極”形象，對于引導市場預期的作用也十分值得重視，同時，這一赤字率水平，應能夠保證我國財政擴張度是在安全區之內，而且在年度比較中，已帶有了一定的“審慎”意味。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