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志龍

　　綜合來看，特朗普高關稅貿易政策和“美國優先”的投資戰略，并沒有達到削減貿易赤字的預期效果。

　　9月份，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出現了連續四個月上升，達到了760億美元，刷新2008年7月以來單月最高水平。這個結果，顯然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因為，這意味著其一直寄予厚望的高關稅貿易政策和“美國優先”投資戰略，在削減巨額貿易逆差過程中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個中緣由，還需要從歷史數據和近期美國對待外資的態度中尋找答案。

　　經濟基本面才是貿易逆差的決定因素

　　過去二十年中，只要美國經濟保持比較穩健的增長，其貿易逆差都持續保持在高位水平。當然，美國也曾有過貿易逆差明顯縮減的經歷，但這都是在美國爆發經濟危機、經濟增速大幅回落的情況下發生的。

　　第一次貿易逆差縮減發生在2000年-2001年。當時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美國經濟陷入危機，2001年和2002年經濟增速分別為1%和1.7%。在國內需求急劇萎縮情況下，美國單季的貿易逆差額也由2000年4季度1183億美元下降到2001年4季度的1000億美元。

　　第二次貿易逆差大幅縮減的情況發生在2008年-2009年。當時次貸危機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美國經濟出現了二戰以來罕見的連續負增長，2008年和2009年經濟增速分別為-0.1%和-2.5%，其中2009年一季度增速更是下跌到-6.1%的低位。相應地，美國單季貿易逆差也從2220億美元大幅縮減到1120億美元，逆差規模接近腰斬。此外，2013年美國經濟也曾經歷連續四個季度低于2%的低速增長，在此期間，美國貿易逆差也出現了小幅的回落（參見下圖）。

　　美國貿易逆差與美國經濟增速的相關性更高

　　可見，美國經濟景氣和國內需求才是美國貿易逆差持續保持高位的根源。由此，在當前美國經濟依然強勁的情況下，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顯然無法阻擋貿易逆差的擴張。

　　“美國優先”的投資戰略同樣失效

　　吸引跨國企業在美國設廠的“美國優先”投資戰略，是特朗普削減貿易逆差的又一大利器。為推動跨國企業回流美國設廠，特朗普歷史性的減稅政策在初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一些在海外設廠的美國企業重返本土設廠。但是，特朗普政府四面突擊的貿易政策，也使得一些美國企業出于海外市場業績的考慮，而加快了在海外投資設廠的步伐，例如：美國摩托車制造商哈雷，將工廠搬到泰國，以躲避歐盟和中國對產自美國的哈雷摩托車的重稅；特斯拉為了規避中國對美國汽車的高關稅，在上海設立了中國首家外商獨資汽車工廠；蘋果公司CEO庫克近期訪問上海，承諾將加大對中國的投資；近期，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長伍德倫承諾將在廣東落戶100億美元的獨資石化項目。

　　更讓特朗普糟心的是，今年以來美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出現了歷史罕見的下滑。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今年二季度，美國外商直接投資出現大規模凈流出（-94.9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吸引外資總額僅為477.2億美元，創下2014年以來同期最低水平（參見下圖）。

　　美國吸引外資快速下降（億美元）

　　在此背景下，美國一直以來占據的“全球第一外資吸引國”寶座換人坐了。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最新統計，美國吸引FDI為465億美元，遠低于中國（702億美元）和英國（655億美元）吸引FDI的規模（參見下圖）。

　　外國資本緣何不再青睞美國投資？

　　為何流入美國的外國資本在大幅減少呢？一方面是因為跨國企業為了規避中國、歐盟等經濟體對美國商品征收的高關稅，但更關鍵的原因是在“美國優先”戰略的指導下，美國政府正在加速收緊國際資本對美國的投資并購活動。

　　10月10日，美國財政部發布了《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進一步加大對外國投資者在美投資交易的審查力度。該《法案》明確：只要外國企業投資并購涉及到27個行業相關的關鍵技術，都必須提交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簡稱CFIUS）接受國家安全評估，否則將面臨最高可達交易金額同等的罰金，CFIUS也有權否決投資交易行為。該《法案》自11月10日起實施，試行15個月后將出臺永久性條例。

　　而在此前，外國企業對美投資只有同時滿足三項條件——交易規模超過投資標的10%以上股權、獲得董事會席位和涉及國家安全領域，才需以自愿形式向CFIUS申報。如今，新規要求外資企業一旦涉及到27個試點行業之一的投資，以下三個標準只要觸發任何一個，都必須做強制申報：一是外國投資者通過投資將獲得重大非公開的技術信息（不含財務信息）；二是外國投資者在董事會中有一席之地（或觀察員席位），或者具備委任董事的權力；三是外國投資者具備影響標的公司關鍵技術處理決定權的能力。這27個試點行業既包含傳統與國家安全領域（如航空器、飛船等），也包含了新興技術領域（如AI、半導體制造、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的研發等）。在此政策趨勢的影響下，盡管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減稅政策，但許多跨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并購活動采取了知難而退、避而遠之的策略。

　　綜合來看，特朗普高關稅貿易政策和“美國優先”的投資戰略，并沒有達到削減貿易赤字的預期效果。那么，接下來，特朗普四面突擊的貿易政策會不會發生轉向呢？進入到11月，隨著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結果揭曉、G20領導人峰會舉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會浮出水面。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