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胡晨曦

　　若從“三駕馬車”（即支出法）角度去看則略顯迷茫：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9%，依然是歷史底部；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延續回落之勢，房地產、基建投資數據都不佳，凈出口對GDP又是負貢獻，GDP三駕馬車全部淪陷，GDP怎么還能保證6.7%的增長？

　　2018年2季度，GDP同比增長6.7%，這一度引起了人們的不解以及發改委專家對統計數據概念的科普教育。

　　如果從生產法角度看，第一產業同比增長3.2%，拉動GDP增長0.2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同比增長6%，拉動GDP2.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同比增長7.8%，拉動GDP增長約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一片欣欣向榮之勢，成為GDP增長的重要支柱。

　　若從“三駕馬車”（即支出法）角度去看則略顯迷茫：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9%，依然是歷史底部；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延續回落之勢，房地產、基建投資數據都不佳，凈出口對GDP又是負貢獻，GDP三駕馬車全部淪陷，GDP怎么還能保證6.7%的增長？

　　對經濟前景的過度悲觀或是缺乏數據分析的主觀判斷，都可能只是一種缺乏理性的情緒化宣泄。為此我們根據公開數據進行了仔細研究，希望能以客觀獨立的視角得出有助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思考。

1. 高質量的5%，要比粗放的8%好

　　很多時候，人們總傾向于用固有思維看待他們未曾遇到的事，當前一些機構在GDP點評時似乎有些漫不經心：“地產、基建寒冬，中國經濟下半年增長堪憂”。事實上，盡管地產、基建數據下滑，GDP公開數據里已出現了“星星之火”的些許跡象。

　　我們根據公開數據進行了仔細研究發現：

　　隨著宏觀形勢及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三駕馬車”對GDP的拉動作用在發生改變。2006年-2007年，三駕馬車齊發力拉動GDP高速增長，但受到2007年次貸危機影響，凈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實際上已呈萎縮之勢。2008-2009年四萬億橫空出世，2009年投資起到頂梁柱的作用，有效對沖凈出口的拖累。

　　但是從2011年開始，消費對GDP的拉動作用開始逐漸加大。2016年面臨凈出口拖累和投資拉動作用減弱，消費對穩定當年GDP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人會困惑于為什么消費會對GDP產生如此大的作用，其實反觀當前我們的“新消費”：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和農村消費等新概念都在以線上線下模式不斷刷新我們對消費的認知。

　　以網購消費舉例，2018年上半年網上零售額占GDP比重已達9.74%；在服務消費方面，人們的旅游消費支出也在不斷攀升，國內人均旅游消費支出已由2007年的482.6元增加至2016年的888.2元；農村消費已不再停留在概念層面，據測算，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現了約10.6%的年增長。

　　圖 1 “三駕馬車”對GDP貢獻情況%

資料來源：Wind，西澤研究院

　　圖 2 國內旅游人均花費攀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西澤研究院

　　圖 3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迅速增長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西澤研究院

　　“投資”方面，雖然房產基建數據不佳，但高技術制造業卻表現亮眼。2季度投資拉動GDP2.1個百分點，與1季度持平。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其中建筑安裝工程同比僅3%，跌至歷史最低，對應了房地產投資下行（當季同比3.62%，環比下降0.3%）以及基建投資回落（同比增長7.3%，增速比1-5月回落2.1%）。

　　值得注意的是，在緊信用的環境下，制造業實現6.8%的同比增長，增速為2016年1季度以來最高，而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速是一大亮點：同比增長13.1%，環比1季度大幅增加5.2%，其中醫療診斷、監護及治療設備制造業投資增長66.3%，半導體分立器件制造業投資增長36.3%，工業自動控制系統裝置制造業投資增長36.3%，集成電路制造業投資增長31.2%，電子電路制造業投資增長27.5%，這實際上也對應了制造業向中高端邁進的進程。

　　金融業發展趨穩，軟件和信息技術在爆發。從生產法來看，2季度第三產業中的金融業、軟件和信息技術表現亮眼，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地產、基建數據的回落：2季度金融業同比4.3%，環比大幅回升1.4%，這可能源于去年3、4月份監管部門密集出臺監管文件導致去年基數較低，以及當前金融去杠桿已取得階段性成效。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31.7%，是三次產業中增幅最大的子項目，環比增幅達2.5%。

　　一方面這可能源于“研發支出”計入GDP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政策利好及行業超額利潤引發資本聚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正在接替舊動能，新經濟正在醞釀，而貿易戰則進一步激發了國家從政策層面加大自主研發、保護知識產權的主觀愿望，預計在“去杠桿、調結構”的宏觀背景下，建筑、地產、基建增長將比較有限，金融業在監管常態化之后增長將趨于穩定，而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則將異軍突起成為GDP增長的重要引擎。

2. 大國經濟轉型下的核算困境與統計方法的改革

　　先來看看中國GDP的核算體系：中國的GDP核算從1985年開始，核算方法采用生產法和支出法，生產法主要通過三次產業來核算，支出法則通過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來進行核算。統計局每個季度公布的GDP數據是由生產法核算，年度GDP則采用生產法和支出法兩種方式核算。

　　理論上說，生產法和支出法核算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而事實上，生產法核算更容易也不可避免的產生數據缺陷問題。研究發現，與支出法相比，以生產法核算GDP會使第三產業數據存在“虛浮”的可能，這是因為我國關于第三產業的統計制度尚未健全，于是“總量不夠三產湊”很容易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粉飾當地經濟增長的技術性手段。

　　先是遼寧自爆GDP造假令人大跌眼鏡，隨后內蒙古“坦誠”擠去工業增加值40%的水分，緊接著天津濱海新區將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縮水達三分之一。

　　地方政府的這些統計“技術”一面靠項目虛報、資金空轉等手段制造GDP水分，一面透支著民眾對統計數據的信任。即便對數據造假已是“人人喊打”，中央在嚴查，統計局在教育，可民眾的質疑情緒仍未能有效化解。

　　這些問題的背后，是統計核算體系改革的迫在眉睫：

　　先天缺陷的“兩級”核算制度亟待改革。這種核算制度下，各省核算各自的GDP，國家核算全國的GDP，在一定程度上為GDP不實制造了土壤。各省GDP總和與全國GDP偏差較大，這也一度遭到社會各界的不理解。

　　可問題并沒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2010年，各省GDP比全國GDP多1.5萬億，2015年多4.6萬億，2016年中國GDP增長6.7%，在當年31個省份中，就有27個省份GDP跑贏6.7%。這需要《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能盡快落地，由國家和省級共同開展地區生產總值的統一核算，回歸統計真實準確、公開透明的原則。

　　同時，或許也到新增支出法核算季度GDP，并公布季度“三駕馬車”全口徑數據的時候了。通過研究OECD成員國及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共36個國家季度GDP核算方法，我們發現這36個國家均采用1種以上方法來核算季度GDP，而公布季度支出法GDP及其構成項則是36個國家共同采用的核算方法。

　　我國當前季度GDP僅以生產法核算，支出法核算所需要的季度“三駕馬車”相關數據是缺失的，公眾能看到的只有“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固定資產投資”以及海關統計的進出口數據。

　　隨著新經濟的出現，經濟結構在調整，商業模式在變革，消費、投資的外延不斷擴大，這一切都給統計數據提出了新的要求。統計局編制一套更科學更適合新經濟需要的統計體系，讓政策層及研究者都能更客觀、更全面的了解并研究當下經濟形勢。

3. 用什么來衡量新時代的發展質量與美好生活

　　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導向的意義已有所下降，從經濟發展質量和可持續性角度考慮，即便GDP同比到了5%，也要優于8%。

　　在宏觀杠桿率居高難下、金融風險暗流涌動的當前，若依然以單純GDP增長為目標，很可能會繼續激發各地政府通過加杠桿拉動經濟，繼而人為地使金融風險和房地產泡沫進一步擴大化，使資源環境承壓，助長GDP數據造假的虛浮之風。

　　那么除了GDP，我們更應該關注什么，用什么來衡量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就業率應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當前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均以穩定失業率為主要宏觀目標，如美國的失業率就被決策層和市場視為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目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涌現出相應的就業問題是需要我們重點關注的。

　　根據研究，隨著產業結構升級，供給側改革在化解過剩產能的同時，亦帶來了制造業的失業率上升，據測算，從2015年至2018年，工業企業減員總量超過1200萬，2015-2017年，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合計減員3121萬，加上每年畢業的新增就業，第三產業能否有效承載這些人員的就業？

　　產業變遷環境下這些被忽略的問題，遠比拘泥于GDP是5%還是8%要有意義要重要的多。該如何完善就業數據的統計核算體系以適應新形勢需要？

　　自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呼吁以“綠色GDP”代替GDP。煙囪林立、環境受損帶來了經濟騰飛，也創造了霧霾和臭水。據世界銀行研究，中國經濟年度環境成本高達GDP的9%，而這一數字在2004年才是3.05%。

　　過去，“GDP崇拜者”著眼于經濟總量擴張，粗放的發展模式超耗了自然資源，惡化了生態體系，毀壞了美好環境，直至影響到人們的健康生活。“空氣、水和土地不是父輩給我們的禮物，而是我們向子孫的借款”。

　　GDP難以衡量社會成本，而綠色GDP是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價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剩余的國內生產總值，因此更能體現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效應。我們建議建立“綠色GDP”的核算體系，綜合考慮經濟增加值和社會成本。

　　GDP數字背后，還有公平正義和幸福感。GDP是一定時期最終產品和服務的總和，但總量的概念是與價值判斷無關的。生產軍火、毒品能帶來GDP，但這樣的GDP增長能給人們帶來多大的幸福？歐洲一些國家將麻醉品的運輸、販賣、消費列入GDP曾一度引發爭議。當GDP高速穩定發展，但收入分配已日趨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至斯蒂格利茨筆下“1%的群體以犧牲其他99%群體的利益為代價讓自己獲得全社會最好的醫療、住宅”時，人們的幸福感又在哪里呢？

　　因此，除了GDP，我們還可以關注人均的意義、基尼系數或者尋求新的幸福指標：不丹國王憑借“國民幸福指數要比國民生產總值更重要”的理念，努力讓不丹在不犧牲文化與人民幸福的前提下實現了繁榮富強，其獨創“國民幸福總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取代了簡單粗暴的GDP，從環境保護、文化推廣、經濟發展及良政四個方面確保國民的幸福感。

　　當下，確保經濟發展質量和防范債務風險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心，GDP的背后不能依然是鋼筋水泥的重復投資，也不能再走老路子加杠桿吹起浮華的泡沫；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變遷的新形勢下，GDP靚麗數據背后暗藏著被忽視，卻又切實關乎到民生的就業問題；GDP的背后，是被“高歌猛進搞建設”拖的不堪重負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GDP的背后，還有我們對人類生活實現幸福安康、公平正義的終極思考，以及對人類福祉的不懈追求。

　　中國經濟已面臨后工業化時期，經濟結構調整難免會引起投資對GDP拉動作用的邊際下降，而中美貿易摩擦下的壓力以及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亦使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沖擊，即便廣闊的內需空間促使消費接力投資、出口對GDP的拉動，GDP依然會面臨巨大的下行壓力。屆時是重質還是保量？輿論會否仍以GDP捆綁“大國崛起”？

　　新時代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由總量轉向結構，由數量轉向質量，由要素轉向創新，由經濟轉向社會，由宏大的生產力轉向個人的美好生活。在這種轉向下，是時候思考建立面向新時代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了。

　　參考文獻

　　【1】劉瑋、劉迅，2008：《我國GDP“兩級”核算差異分析及對策研究》，《經濟學研究》第3期

　　【2】許憲春，2016：《論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15年的修訂》，《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

　　【3】鄭學工、董森，2011：《世界主要國家季度GDP核算方法研究》，《統計研究》第11期

　　【4】周黎安，2010：《官員晉升錦標賽與競爭沖動》，《人民論壇》第15期

　　【5】彭骎骎，2017：《馬駿：建議取消GDP增長目標以失業率代替》，財新網

　　【6】李迅雷、楊暢，2018：《被忽視的結構--供給側收縮帶來的結構問題》

　　【7】朱海玲等，2007：《綠色GDP應用研究》，湖南出版社

　　【8】伊桑·馬蘇德，2016：《GDP簡史-從國家獎牌榜到眾矢之的》，東方出版社

　　【9】斯蒂格利茨，2013：《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

　　【10】斯蒂格利茨等，2010：《對我們生活的誤測》，新華出版社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