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1989年，柏林墻倒塌，一個叫弗朗西斯．福山的學者興奮的寫了一部書，叫《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大聲歌頌民主制度的完勝。中國的利率市場化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漫長歷程，利差管制的斷壁殘垣在等待最后一腳。雖然利率市場化的底層資產-金融產權依然不夠清晰，但我們也有理由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和開始做一點記錄。最后的人，也是最開端的人。

　　剛上任不久的易綱行長在博鰲論壇上宣稱要徹底放開銀行存款利率，同時進一步放寬外資進入中國金融業的門檻。經歷了近二十年的利率市場化進程終于行將結束，銀行業的市場競爭環境也進一步升溫。

　　與此同時，史無前例的金融亂象引來史無前例的金融監管。從公司治理中的高管任命和薪酬限制，到日常經營中的具體業務指標，監管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管制越來越多。

　　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外部競爭和價格環境在不斷市場化的同時，銀行的內部經營卻在不斷被管制和被“計劃”。

　　從過去幾年的金融亂相來看，這一切也都情有可原。十年銀行產能大躍進的確在沖擊著國家金融安全。有很大一部分的銀行人，懂營銷懂政治接地氣，但唯獨不懂銀行，更可怕的是對現代銀行管理充滿傲慢。監管事無巨細是很無奈的也符合國情。

　　利率完全放開與資管新政落地，將終結中國金融抑制的歷史。傳統銀行模式走向末端，金融機構頭部化是必然趨勢。利率市場化的最后一步，傳統銀行人的最后一代。不是終結，而是開始。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導致這一切發生的根源是什么？未來的藥方在哪里？如何解開中國特有的利率市場化悖論？這是理解中國金融周期的核心所在，也是理解未來三到五年中國大類資產市場的核心所在。

　　我們期待這次金融亂相大治理之后，能夠在中國出現真正的銀行家時代。而不是一個板結、管制、熱寂的銀行貨幣體系。

　　一、悖論：外部環境的市場化與內部經營的管制化

　　過去幾年，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進程呈現不斷加快的趨勢，源自于金融改革的制度變遷成本相對較低。利率管制在不斷放松的同時，金融產能也呈現出大躍進式的擴張。

　　這兩者之間有內在的根源。作者在四年前的一篇文章《利率市場化的兩條主線》中，分析了中國金融市場化的這種“雙管齊下”模式。

　　一方面在價上，管制利率在名義上不斷放松，利率可市場化定價的空間不斷擴大，直到最后在名義上全部放開。從2012年擴大存款利率浮動空間開始，到2015年10月完全取消存款利率管制，事后來看，準備了近二十年，然后用不到四年的時間倉促完成“臨門一腳”。節奏略顯吊詭。

　　另一方面在量上，可市場化定價的產品和業務迅速膨脹，以理財產品和同業業務為主要代表，他們是完全可以市場化定價的。同時，允許甚至鼓勵市場化金融機構加入到金融市場的競爭中來。

　　尤其是打著P2P互聯網金融的名義搞資金池即非法集資業務的第三方機構，這些在發達金融體都不敢放開的領域，在中國曾經被以金融創新的名義允許甚至是加以鼓勵。還記得所謂的“互聯網金融元年”嗎？那時也曾充滿了夢想和光榮。如今已成為過街老鼠。滄海桑田，但也難說是世態炎涼。

　　我們不知道十八大后金融市場化改革突然加速的內在動因是什么？或許是市場需求內生驅動，或許是政績追逐外生使然，更或許是國際標準的強行灌注。我們只是因此看到了一個極其短促的金融監管周期。2013年還在喊各種創新元年，然而僅僅兩年以后，就變成了監管元年。在創新和監管之間，金融周期被壓縮了，波峰和波谷人為放大。

　　從金融機構來看，在普遍剛兌的情況下（所謂的理財中收依然是變相的信用利差），利潤=規模*利差+中收-風險成本-運營成本。利率市場化使得利差縮小，為了維持利潤，金融機構只好做大杠桿拉長久期。在監管的約束下，只能做大表外甚至表表外的影子銀行。這是利率市場化末端，市場競爭白熱化的一個表現。

　　金融杠桿這種指數級擴張速度讓人擔憂。劉鶴說樹長不到天上。于是在一只有形之手不斷放松的同時，另一只有形之手在不斷收緊。筆者認為在過去利率市場化大大加快的進程里，有兩個方面的管制一直沒有放松：

　　第一是合意貸款的限制，即央媽每月分給銀行的信貸額度。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這個計劃分配模式是怎么計算出來的。據說是靠幾個海歸博士設計的不便于公開的分配模型。

　　第二是對兩高一剩、房地產和地方平臺等行業的限制。通過信貸杠桿來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提質增效降耗能，這是必要的調控手段。但是，在金融機構仍然充滿跨越式發展情結的商業動機下，大量的資金只能繼續投放到國有企業、政府平臺和房地產上。因為只有這些行業形成的資產組合，才能與信用風險周期下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相匹配。何況，在2014、2015和2016上半年，實體經濟失速的情況下，經濟的維穩還是需要房地產投資和政府基建投資。

　　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背離，或者是一個足以導致宏觀金融結構扭曲的悖論：利率市場化與經營管制同時加大力度。一方面，競爭在價和量上展開，市場化的領域不斷擴展。

　　另一方面，銀行信貸規模和可投放的領域卻在不斷收窄。合意貸款的限制導致信貸占比不斷變小，銀行投資端和表外業務不斷擴大。信用風險的上升促使其遠離民營和中小企業，監管黑名單又限制了有意向投資的行業。

　　這個悖論在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映射是，廣義資產負債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扭曲和異化。表內外負債端理財化和資產端投資化都在明顯加快，客觀上說這是為了規避監管的本能生存反應。為了規避定價自律等窗口指導對存貸基準利率的管制以更好的打價格戰，不得不自我革命大力發展表內外理財，以及現在的所謂轟轟烈烈的結構化存款。

　　為了規避信貸規模和行業限制，在投資端加大票據和結構化融資等非標業務，抓住監管和會計準則的每一個漏洞來規避額度和騰挪資產。而同業業務形成的資產負債結構，恰好吃了經濟維穩下貨幣寬松利率下行的紅利。最終在宏觀上導致的結果就是，形成了可以自生長和指數級膨脹的銀行影子與影子銀行。

　　后來，MPA的橫空出世，七個方面十四個大指標及幾十個細化指標，已經囊括了經營的方方面面。嚴監管雷霆萬鈞，銀監系統出臺的一系列文件，幾乎計劃式的規定了商業銀行經營的每一個動作。“所有賺錢的模式都被寫到了監管文件里”。

　　可見，利率市場化的滾滾洪流，并非江平水闊一直向前，而是進退交織漩渦暗涌。也不是學者出身的央行行長一個放開存款利率上浮空間就可以解決。穿透到底，中國的金融就是財政，中國的財政就是債務，而債務的另一端就是房地產。利率市場化，承載著不能承載之重，難以進退的枷鎖。

　　然而利率雙軌制的背離下，一批資金掮客利用這個畸形的市場化進程賺的盆滿缽滿。中國的商業銀行，則依靠壟斷牌照的特許權，加上與廣義財政的債務聯接，以及作為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雙重執行載體，也享用了十年左右的超額利潤。

　　時間的長河終于流到了一個大拐彎的河段。工業化末端，大投資周期拐點，信用大潮漸退，金融產能過剩，再加上不斷增多的新進入者。市場殘酷，對手兇猛，商業銀行如何在這個利率市場化激流中生存？

　　二、解構：中國銀行家的三個頑固情結與金融產權的會計難題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的難度不在于可以條文照搬的機制、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而在于社會文化、意識形態、風俗理念等非正式制度。因而，諾斯在其經典著作《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濃墨重彩的描述了知識、信念和心智結構，對制度變遷或者改革的黏性阻滯。

　　除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除利率管制的枷鎖易，除銀行家的心結難。銀行家和監管者的理念意識，決定著利率市場化在進退之間的腳步。

　　有三個根深蒂固的情結一直縈繞在中國銀行家的心頭揮之不去。只要這三個心結解不開，利率市場化就會繼續黏黏連連、煙迷霧罩。

　　一是規模情結。恐怕任何一個企業都想做大規模，從而搶占市場份額，賺取更高的利潤，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等。然而企業的終極目的是賺取利潤服務股東，在外部環境能支撐規模、規模能創造利潤的前提下追求規模是可以的，畢竟規模是利潤的一個重要的驅動因子。

　　然而在經濟下行，風險升高和去產能周期，依然雄心大志推動規模大擴張，未免就有點人定勝天的悲壯。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不良率上升資產質量下降，內生性資金來源匱乏只能依靠金融的自我信用創造即同業業務的無序膨脹。同時由于無視市場規律給一線業務人員過高的考核指標，導致一線人員不得不違規造假做了大量違背風險管理要求的不良業務。某銀行分行近千億的壞賬大案，應該是規模大躍進付出的代價。在環境不允許的情況下，規模便是毒藥，要付出利潤和質量的代價。

　　但銀行家們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似乎熱衷于規模，這是因為中國銀行業存在著小規模歧視。監管方面，很多業務資格和牌照準入都需要規模的限制。市場方面，規模是品牌和信用的重要考量，小銀行往往被歧視。財政方面，中國的稅制結構，也使政府愿意看到銀行大幅度的規模擴張。就連同業之間，也在以規模建立鄙視鏈，畢竟連開會的坐次排名，都是按照規模來安排。

　　規模情結的橫行，尤其是規模無法創造利潤的情況下，違背了市場化約束的初衷。因為股東追求的是凈資產收益率，內部人控制下經理人才會追求無效的規模，規模情結如此強烈，恰恰說明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存在嚴重的股東權缺失（國有產權是虛置的）和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同時所形成的資產負債表大躍進導致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二是兜底情結。 銀行的兜底情結，衍生出整個金融體系的剛兌情結。這來自潛意識的慣性思維，其實是大而不倒，小也不倒，乃至銀行就應該不會倒。潛意識里是，風險硝煙四起時，黨和國家總會伸手救援，否則便會危及社會穩定。央媽是最后貸款人，政府是最終風險的承擔者。

　　這種認知，形成了中國銀行家特有的分裂性的心智結構：一方面努力按照商業化、市場化的思維，以規模為核心做大資產負債搶占市場份額和行業排名；另一方面從心底里并沒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兜底和剛兌成為內心深處堅定不移的信念。這與中國商業銀行的基因有關。

　　中國的市場化并不是平行推進的，確切的說是商品的市場化要早于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的改革，要比其他的改革滯后了十幾年。上世紀80年代末銀行體系才進行了撥改貸，銀行開始商業化經營；本世紀初商業銀行才開始股份制改革，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因此商業銀行具有非常濃厚的財政基因。

　　而且最為主要的是，幾乎所有的國內商業銀行都由政府控制。不僅是從股東結構來看，黨委前置于董事會說明銀政并沒完全分開。兜底情結對利率市場化的阻礙，就是剛兌行為的橫行。只要剛兌存在，風險就無法進行精確定價，利率作為資金價格就無法在貨幣和信貸市場中起到有效的資源配置作用。剛兌甚至成為一種信仰甚至是“意識形態”，從而利率市場化也就形神分離了。

　　三是基準情結。按理說，利率市場化完成后，基準利率應該只剩下一個，那就是在公開市場中形成的一條傳導到各個市場的收益率曲線。比如美聯儲的聯邦基準（由隔夜拆借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形成）。央媽當前的思路是通過利率走廊穩住市場波動（頂為SLF利率，底為存款準備金利率），然后在走廊中形成市場公認的基準（當前來看銀行間拆借利率可以作為基準，shibor作為報價利率缺乏市場敏感性）。

　　在中國的利差管制時代，長期存在著管制性的存貸款利率基準。人為建立這個基準的目的，除了維持利差以維護銀行特許權價值防止非理性價格戰而導致系統性風險外，還有變相再分配信貸資源以承擔財政職能的貨幣政策的作用。這樣，當央媽直接通過存貸款利率升降息的時候，就不會遇到利率的傳導效率問題，利率的變動直接傳遞到實體經濟。

　　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利率的放開不是利率基準的取消，而是不斷擴大浮動空間。這樣在定價習慣上，信貸合同依然按照基準+浮動空間來制定，這些“基準幽靈”還一直漂蕩在一百多萬億的信貸和類信貸合同里。

　　雖然2015年基準利率的浮動空間完全放開，但各級監管部門依然存在著窗口指導和定價自律，依然存在著“影子”基準。況且一旦放棄基準，整個銀行業可能就失去了價格錨定陷入迷茫。存貸款基準在現實中的長期存在逐漸在銀行人的意識里固化為一種情結久久不能磨滅，成為嚴重阻礙利率市場化的一種軟性文化。

　　思想意識的形成需要追根溯源。市場經濟這個游戲的基礎規則是“科斯定理”，延伸出來的涵義是只有產權明晰，權責明確交易起來才有效率。實踐經驗來看，產權越明晰，約束越緊湊，跑冒滴漏的機會越少，交易就越有效率。

　　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產權不斷明晰的過程。一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拯救了億萬農民。國有向鄉鎮集體所有的轉變，也是產權明晰程度的較大提升。一包就靈就是這個道理，雖然社會化大生產可能也在改變私有化的邊界。

　　本文多次強調，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是平行推進。商品市場化的進程較為迅速和徹底，商品的產權也比較明晰。然而在金融資產產權領域，一直是一本糊涂賬。雖然本世紀以來加強了金融企業的公司治理，但是相對于其它領域的政企分開，金融領域的銀政分開一直進展不大，反而有點退步的味道。這嚴重阻礙了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

　　利率市場化作為金融市場化的一部分，需要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金融資產產權的明晰界定——進一步完善，而不是僅僅簡單的利率管制放開。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如果金融資產的產權不能清晰界定，僅僅從價格上推行市場化，金融結構扭曲的問題可能有所緩和但終究難以根除。可惜很多御用學者并不明白這個道理，或者明白此道但有意選擇一條短期有成績但長期隱患更嚴重的路徑。

　　可以說，當前中國金融體系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包括資產負債表大躍進、影子銀行病毒式生長、金融腐敗滋生蔓延等等，根源就是金融資產產權的不明晰。這種不明晰的癥結也很簡單，那就是違反了基本的會計原理：穿透到底，債權人和債務人為同一個人。更扎心的是，這所謂的同一個“人”，也是一個虛置的概念——國家或者其代理人政府。誰都知道，組織越大，代理鏈條越長，集體行動的成本越高，直到完全無法代理。

　　很簡單的理解，如果債務和債權同屬于一個主體，無非就是從“左口袋”到“右口袋”，那么債務約束基本形同虛設，不過是一個左右會計分錄的問題。按照經濟學原理，債務的約束是為了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將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領域；而無效的債務人或項目主體，則會因為無法清償債務而破產清算，最終將低效率的主體排除經濟體系之外，實現優勢劣汰。

　　從全局鳥瞰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金融部門主要由商業銀行構成，其資產配置組合“信貸+非標+債券”的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和政府的融資平臺，再加上承擔土地財政的房地產貸款。而這些資產的債務人基本上都是廣義財政部門。

　　將國有控股的商業銀行和國有控股的企業及財政融資平臺放到一起，就會發現對他們具有控制權的大股東，穿透到底無非就是國資和財政部門。其他一些股東，無非就是一些作為財務投資者跟著“喝湯”的民企和外資。而且大的外資，即當年引進的戰略投資者（高盛、美銀、匯豐等），早就賺的盆滿缽滿獲利離場了。

　　有效的債務約束是實現市場出清，凈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市場機制，也是消滅僵尸企業實現生態凈化的重要手段。硬性的債務機制，可以保持經濟體系的長期活力。

　　然而中國金融體系的會計難題，則大大阻礙了債務出清機制的發揮。雖然發達國家也存在不少的國有金融企業，但他們的治理約束機制和法律處置手段比較嚴格健全，能部分的解決這個會計難題。而對于95%以上屬于國有（中央和地方）控股（直接和間接）的金融企業，在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資產負債表上形成了迅速膨脹、野蠻生長的金融資產。同時，形成了全球第一的廣義貨幣總量。

　　可以說，貨幣大國僅僅在不到五年內就迅速崛起（M2相當于美日總和，占全球近乎三分之一），根本就在于這個特殊的會計難題。

　　更加重要的是，無效的債務約束加劇了信用的無序濫用和金融規模的野蠻擴張。“反正最后有黨和國家兜底”，幾乎成為某些金融人的口頭禪。有相當數量的縣級市，依靠這個微妙的債務會計關系濫發債務（地方銀行和地方平臺同屬一個“爹”管），幾乎將未來十幾年的信用耗盡。如果金融產權明晰，私人自己兜底的金融企業是絕不會接盤這樣的債務。然而公共金融產權就不一樣了，所謂的公共地悲劇，公共信用在個體中間的的透支和濫用，正在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的金融生態沙漠化。

　　更為尷尬的是，當前中國金融企業的規模擴張沖動和金融亂相，只能依靠金融反腐（比如AB，HNA，華融等）來整肅治理，足以說明市場化的債務約束機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所以，利率市場化“穿透”到底，利率雙軌制的并軌，同時需要產權二元的并軌。否則，僅僅是利率價格對金融機構的利潤約束，并不能根治中國金融體系的資源錯配和低效問題。今年，監管部門將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也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三、重塑：利率市場化最終考驗的是銀行家的要素管理能力

　　如果一個行業的產品有兩大特征：一是同質化，二是邊際上總有利可圖（利差管制），那么這個行業最核心的能力一定是“營銷能力”。

　　由于利差保護+風險兜底，只要拉來存款就能賺錢。所以利率管制時代考驗的是銀行家的營銷組織和管理能力而不是專業和創新能力，因為那個時代的銀行不過是個熟練工種。如果大部分存款來自于國有企業或政府平臺，那么特殊的關系資源就成為關鍵。畢竟，存款利率的高低僅僅關系到所有權不明的國有單位，跟個人沒多大關系，只要關系到位，把低息存款給誰，由人民的“代理人的代理人（董事長或者財務總監）”來決定。這是存款營銷公開的訣竅。

　　然而利率市場化已經接近尾聲。新上任的央行行長，正努力帶領銀行家們走出亂象叢生的影子銀行“中世紀”而步入現代金融時代（資管新政）。利率管制最后的牽絆將放開，一段歷史將很快或已經終結，金融市場的貨幣游戲將步入真正的“新時代”。

　　看似一個簡單的利率放開，卻是中國金融體系一次顛覆式的“思想啟蒙”或“金融革命”。從學理上是一次金融產業體系的制度變遷，從管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制度變遷的終極是認知、意識和信念的變遷。利率市場化不應僅僅是貨幣價格的市場化，而是一系列游戲規則的深刻變換，是所有銀行人乃至全體金融從業者對自身的市場化能力的再認識。如果個體無法完成這次重塑，那么將成為最后的時代犧牲品。

　　本人在戰略管理的實踐和觀察中，也深深體會到了個體思想意識對整個體制結構轉變的無形牽絆。我們常評價某個問題為“制度問題”或者“體制問題”。然而制度的根源又在哪里？如果沒有頂層設計者思想認識甚至是潛意識的轉變，首先制度的設計就會有問題，或者拖延或者阻礙。如果僅僅是頂層設計者的理念和素養轉變和提高，參與者的整體覺悟和認識沒有改變，也無法保證制度的有效運轉，即制度理性和制度效率。

　　利率市場化，看似是對存貸款定價的市場化，實質上是對要素配置的市場化。因為利率放開以后，人為壓低利率相當于送利差給你的存款將不復存在。存款不一定立行，利差才能立行。利差形成的本質是對客戶的專業服務。

　　這樣，存款將不再值錢，市場化利率下，只要提高價格應有盡有（同業市場現在就是這個狀況，當然還要考慮利率走廊和監管約束）。值錢的是專業化的人才，以及符合市場要求的管理機制。

　　外部環境已經市場化了，如果內部管理依然停留在利差管制的“中世紀”，無疑將會被市場化的大潮擱置在時代的沙灘，成為最后的銀行人。

　　道理很簡單。利率雙軌制下，資金從存款向理財轉移。同樣，市場化競爭下，人才也會發生遷徙，從市場化覺醒差的機構，向市場化覺醒高的機構轉移。不能轉移的人員，是缺乏市場化能力的，是企業的成本和負擔。想一下，離開銀行，還能干什么？

　　市場自有其規律。金融消費者的市場化意識已經在覺醒，存款已經轉化為理財產品或者完全放開后的掛牌利率，銀行已經從營銷時代轉為產品時代。等于白送利差的低息存款，只能作為專業服務的饋贈。同時，國企和政府的財務紀律也在束緊，產品和利率招標也讓單純的營銷策略無所適從。變化是漸進的，但趨勢絕不會倒退。

　　因此，利差管制時代的競爭是營銷能力的競爭，而利率市場化后的競爭則是管理和研發能力的競爭，是成本和效率重塑能力的競爭。同樣一筆貸款定價，有的銀行有利可圖，有的則不賺錢。簡單的經濟學原理就可以告訴我們，后者將會被淘汰，因為代表著落后的生產力，已經不再適應利率市場化后的生產關系要求。

　　利率市場化后的生產關系，要求更加精細化、集約化的要素（人、財、物）管理。如果說利率市場化意味著，金融資源的配置開始完全依靠市場這個機制，那么對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要求也需要更加市場化。

　　人。更加市場化的人力管理，意味著對核心專業能力的尊重，而不是一味屈從關系資源，也意味著去官僚化和最大限度的下沉賦能層級。一個組織的活力，取決于這個組織所能賦權的最小單位。

　　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對基層單位的盲目賦權和放任自流，往往導致更大的規模沖動和道德風險。最后不得不上收權力施行更加嚴重的集權制和單一審批制的時候，組織靈活作戰和創新能力將受到較大的損害。

　　市場化利率時代是市場環境多變的時代，波特的線性靜態競爭戰略將遭遇較大的挑戰（幾年前波特的戰略咨詢公司破產），這樣的時代或許可以遵循“方向大體正確但組織一定要充滿活力”的思路。延伸的解釋是，充足的人才隊伍和活力型組織，是抵御經濟周期的最好資產。

　　財。銀行是經營資產和負債的金融機構，財務管理至關重要。超額利潤時代，精細化的成本管理并沒有受到重視，會計依然處于記賬和統計的財務會計階段，并沒有建立起科學的財務管理體系。由于利差管制和央媽充足的流動性呵護，銀行沒有經歷過像樣的利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沖擊，風險管理主要限于信用風險和合規風險。

　　當利率市場化完成后，銀行之間的競爭從前臺營銷向后臺的管理遷移。尤其是成本和定價管理，直接決定著一線人員的營銷競爭力（價格戰）。如果不能提供與市場定價相當的產品，營銷陣線將變得非常被動和吃力甚至被淘汰（競標機制）。而靜態的FTP管理往往造成內部的“計劃定價”與外部的市場定價不匹配而削弱市場競爭力。

　　此時，競爭戰略將從差異化戰略向低成本戰略轉移。銀行家必須重視“管理創造利潤”這一信條，建立現代化的資產負債和財務管理體系。殘酷的市場競爭使得銀行再也不能容忍由于財務管理導致的“跑冒滴漏”，財務資源必須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領域，這對過去疏于此道的銀行家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物。物理網點和金融科技，或者兩者融合的智慧網點。無論如何，物理網點是商業銀行相對于其他金融機構的主要優勢之一。然而當智能手機成為人體的“一部分”，一個手機銀行就是一個隨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網點柜臺或者財務管家。當手機銀行的業務替代率已經超過90%，物理網點的長椅上端坐的都是年邁的客戶。

　　于是，裝修豪華的銀行網點，越來越像二戰時期法國斥巨資修建的馬奇諾防線，所起的可能就是個心理上的安全感，給自己或者給客戶。然而新一代的競爭對手，卻可以通過金融科技的現代武器，穿越客戶體驗和作業效率的“阿登高原”（物理網點所不具備的），對傳統渠道進行“鐮刀切割”。

　　渠道的爭奪，將從陸上陣地制高點轉到空中制空權。然而，并不是說銀行的物理網點毫無用處，只是需要進化和升級，與金融科技進行有效融合，解放操作性重復性工作的柜員轉為銷售和服務人員，為客戶提供智能機具所不具備的有溫度、人性化的服務。所謂新零售，電商都開始從線上走下來了，銀行的物理網點難道不能提供新金融。

　　利率市場化是一條河流，終究東流入海不復返。游泳池里練不出弄潮兒，唯有市場的蒼茫大海，才能造就真正的銀行家。與其感嘆落花流水春去矣，不如弄潮兒向潮頭立。如尼采所言，超人是大地的意義。當利率管制的歷史真正終結，當金融產權的硬約束真正建立，一個新的屬于中國銀行家、中國金融家的時代，才會真正開始！

　　銀行反思錄之一：存款立行 誰來立存款？

　　銀行反思錄之二：凜冬已至 還有多少銀行人在假裝干銀行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