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回應宏觀調控八大疑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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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1月05日 07:30 新京報 | ||||||||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馬凱 去年以來,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央作出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決策。對于這次宏觀調控,在啟動伊始就一直眾說紛紜,這種爭論既來自國內,也來自海外,既來自經濟理論界,也來自實際工作部門。現在認識逐漸趨向統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為什么對這次宏觀調控的認識,要比歷次宏觀調控爭論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上
(一)這次宏觀調控究竟有沒有必要 去年開始實施宏觀調控時,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我國經濟增長處于上升期,鋼鐵、電解鋁、水泥、房地產等一些行業快速增長,是有市場需求支撐的,沒有什么大驚小怪;投資、信貸增幅高是經濟增長所必需的;現在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出現一些重復建設,市場會自動調節,不需要政府主動進行調控。因此,認為這次宏觀調控是政府的一種過度反應,是對市場經濟的一次信任危機。對于這次宏觀調控究竟有沒有必要這個問題,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理論上看,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概括,包括了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兩者內在統一,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內容。 從實踐上看,經濟運行中逐步凸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表明,已到了非加強宏觀調控不可的時候。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應該說有其客觀必然性。主要是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社會投資增多并趨于活躍,加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外一些產業加速向我國轉移,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上升期。但是在經濟快速增長中,難免泥沙俱下,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是糧食問題。糧食供求關系趨緊的問題逐步凸顯。糧食播種面積連年減少,糧食產量連續下降,人均糧食占有量大幅度減少。二是投資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猛,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過大,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度擴張。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5.5萬億元,增長26.7%,今年一季度又增長43%.尤其是部分行業投資增勢強勁,結構矛盾突出。去年鋼鐵、水泥投資分別增長92.6%和121.9%,今年一季度又分別增長了107.2%和101.4%.更為嚴重的是,在總量擴張的同時,結構并沒有改善。不僅已經關閉的小鋼廠恢復生產,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資源消耗大、技術水平低、污染嚴重的項目。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情況,與鋼鐵行業的情況類似。 歷史經驗多次證明,糧食大幅減產和投資需求膨脹“雙碰頭”,經濟運行就會起“波瀾”。1988-1989年、1993-1994年的情況就是這樣。這次也不例外。特別是,投資膨脹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痼疾。由于投資增長過猛,使得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一是投資膨脹助長了信貸規模過度擴張,信貸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更快增長,二者互為因果,互相推動。廣義貨幣供應量(M2)在去年上半年增長率已達20.8%,同比加快6.1個百分點,新增貸款1.78萬億元,已接近上年全年新增貸款總額。今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長19.2%.二是投資膨脹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更緊。投資規模過大,特別是高耗能產業增長過快,使電力供求矛盾突出。盡管去年電力生產增長15.5%,是從未有的高水平,但仍滿足不了需求過快增長的需要,拉閘限電的省份不斷增多。煤炭特別是電煤供應日趨緊張,今年一季度直供電廠存煤可用天數遠遠低于正常水平。鐵路運輸壓力加大,去年四季度以來請車滿足率大幅下降。船舶和沿海港口出現了多年未見的運力緊張及壓船壓港情況。三是投資膨脹、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必然拉動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加大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流通環節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漲幅2002年11月由負轉正后,一路攀升,去年12月同比漲幅已達13%,今年一季度同比又上漲14.8%.基礎價格上漲,如不采取措施,早晚會傳導到最終產品。 總之,去年以來,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不健康、不穩定因素逐漸顯現,并呈日益蔓延之勢,有的問題已相當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及時采取有針對性的調控措施,后果不堪設想。我們長期企盼的、來之不易的好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正如中央強調的那樣,如果任憑經濟運行中的不健康、不穩定因素發展下去,勢必使資源和環境問題更加突出;勢必加劇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勢必出現大量生產能力過剩,一旦市場發生變化,勢必導致企業倒閉、失業增加、銀行呆壞賬增多,最終會造成經濟大起大落。如果出現這種局面,經濟恢復起來需要更長的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 (二)這次宏觀調控是不是及時的 對這次宏觀調控,也有人說動手晚了。事實是,見事快、動手早,見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是這次宏觀調控的重要特點,也是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明顯效果的重要原因。 去年一季度開始,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就初露端倪,中央及時察覺到問題發展下去的嚴重性。在分析一季度形勢的基礎上,中央明確提出,一手抓抗擊非典,一手抓發展經濟。在經濟工作方面,明確指出,“某些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的情況有所加劇”,“過度投資中很大部分依靠銀行貸款,已引起貨幣供應量和貸款增長偏快”。“這些問題總體上看還是局部的、苗頭性的,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為此,提出了一些優化投資結構、制止盲目重復建設的政策。這一階段,有關部門按照中央的要求,相應地采取了一些微調措施。 非典以后,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顯現出來,中央高度重視。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及其他重要會議上,中央領導同志再三強調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用大量事實說明必須對苗頭性和局部性問題采取果斷措施,努力加以解決,防止演變為全局性問題。按照中央部署,實施了調整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清理整頓開發區和整頓土地市場秩序,抑制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盲目投資等調控措施。 今年的人代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把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全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并對如何搞好宏觀調控作了部署。“兩會”以后,為了防止局部性問題的擴大,進一步加大了宏觀調控力度。明確了宏觀調控要堅持“果斷有力,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注重實效”的原則,強調要把住信貸投放和土地供給“兩個閘門”,有效控制投資規模,相應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糧食生產,控制信貸貨幣供應總量,嚴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政策措施。回顧一年多的實踐,說明正是黨中央、國務院在經濟運行出現苗頭性、局部性問題時,就果斷決策,及時采取有針對性措施進行主動調控,才使這次宏觀調控付出的成本相對較小,見效相對較快。 (三)這次宏觀調控是不是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 對于這次宏觀調控的方式方法,有人認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為主。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 這次宏觀調控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新階段進行的,中央制定的調控措施、采取的調控方式,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并且多次強調主要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十分注重發揮信貸、投資、價格等方面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信貸手段的運用上,重點從源頭上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貨幣信貸規模,加強和改善信貸管理,加強窗口指導。中國人民銀行去年4月開始連續18周通過發行央行票據對沖投放的基礎貨幣;6月份出臺了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措施;從去年8月至今年4月間的不足8個月時間里,兩次調整了存款準備金率,并擴大了再貸款浮息范圍;同時和銀監會共同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進行風險提示。今年5月初,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協調配合,控制信貸風險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加強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有機結合,強化對投資膨脹行業的信貸管理,提出了明確要求。日前,人民銀行決定,從2004年10月2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并放寬人民幣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允許人民幣存款利率下浮。 在投資手段的運用上,重點加強產業政策引導,嚴格市場準入。為了遏制部分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的勢頭,去年以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會同有關部門先后公布了鋼鐵、電解鋁、水泥、電石、鐵合金、焦炭行業的市場準入暫行標準,同時將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建設項目資本金比例提高了15個百分點,對上述行業進行總量控制,扶優限劣。與此同時,還積極調整長期建設國債的投資結構,加強了農業、社會事業等薄弱環節。 在價格杠桿的運用上,重點突出價格信號的引導和調節作用。在對糧農實行直接補貼的同時,宣布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制度。國家對某些糧食品種公布的“最低收購價”,實際上起著一種“標桿”的作用:當市場價格高于最低收購價時,按市場價格收購;一旦市場價格低于最低收購價時,政府糧食儲備機構開始入市收購,通過增加對市場的需求,拉動市場價格重新回到最低收購價格以上,這是一種經濟手段和間接調控的辦法。這個價格信號一發出,使種糧農民吃了“定心丸”,對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發揮了積極作用。針對部分地區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去年以來,在全國普遍推行峰谷電價制度,對22個省份的峰谷分時電價辦法進行了修訂,擴大了執行峰谷電價的用戶范圍,拉大了峰谷價差。為了緩解電力供求矛盾,抑制部分高耗能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今年6月份又提高了電價,實行差別電價政策。 在重要商品總量平衡上,重點加強物資儲備調節和進出口調節。針對近年來糧食連續減產、當年供求缺口較大、價格上漲較快的問題,去年下半年開始,及時開展糧源的組織、調運和進出口調節工作,尤其是加強東北地區的糧食調運,增加市場供應,平抑市場糧價。為了緩解能源、原材料供求矛盾突出的問題,降低了電解鋁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控制不合理出口。 在法律手段的運用上,堅持依法行政,嚴肅查處違法違紀行為。如針對一度出現的開發區熱和亂占濫用耕地的現象,依法開展了開發區和土地市場清理整頓。按《土地法》要求嚴格控制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過度投資項目的建設用地,收回違規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對亂占濫用土地,違法違規占用基本農田,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依法進行了嚴肅查處。 可以說,這次宏觀調控打的是“組合拳”,是綜合運用各種調控辦法,在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之所以還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有的是市場機制不健全,政府過多干預的結果。對于企業經營行為,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來規范和引導;對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預企業活動,助長重復建設的行為,既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又必須運用行政手段來約束和糾正,確保宏觀調控有力有效。比如,暫停審批新設和擴大各類園區,查處投資建設的違法違紀行為,對有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這些都是必要的。當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時,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與經濟手段密切配合。 (四)這次宏觀調控是不是只治標 有人認為,這次宏觀調控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治標、不治本。事實上,在這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過程中,中央反復強調,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標本兼治,要把加強宏觀調控同推進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實踐中深化改革,通過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消除經濟健康發展的障礙。一年多來,各領域的改革不僅沒有停步,還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舉措。 一是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積極推進。今年,中央1號文件對糧改提出了明確要求,隨后又出臺了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方案,進一步放開糧食主產區收購市場,建立了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國家安排100多億元資金,用于主產區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上半年已基本兌現到農戶。這些措施激發了糧農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糧食生產。 二是投資體制改革全面鋪開。去年底,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投資體制改革方案,今年7月國務院以《決定》形式頒布實施。目前,我們正會同有關部門按照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和國務院的《決定》精神,抓緊修訂完善配套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這項改革,進一步消除投資膨脹的體制根源。 三是稅收制度改革邁出新步伐。農村稅費改革繼續深化,取消了農業特產稅,減免了農業稅。出口退稅機制進一步完善,在加大中央財政對出口退稅支持力度的同時,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東北老工業基地8個行業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也正式啟動。 四是金融體制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步伐加快,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農村信用社改革去年在8個省市進行試點,今年又進一步擴大了范圍。國有保險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和中國再保險公司順利完成重組改制。金融監管體系也正在不斷健全。 五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效明顯。繼2002年10月、2003年2月,國務院分兩批取消和調整1300項行政審批項目后,今年5月,國務院又取消和調整了495項行政審批項目,從而使國務院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項目占總數的一半,為轉變政府職能、擴大企業自主決策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創造了良好條件。 此外,還在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進價格特別是電價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不僅有助于緩解我國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也有利于為長遠發展奠定良好的體制基礎。 (五)這次宏觀調控是不是“一刀切” 有人說,這次宏觀調控搞的是“一刀切”,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了出去。從這次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來看,中央從一開始就強調,以后又反復強調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要求在實施總量控制的同時,注重調整和優化投資結構,區別情況,分類指導,做到松緊適度,不“急剎車”,不“一刀切”。在實際工作中,也是千方百計這樣做的。 從產業來看,一方面采取果斷措施,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盲目發展;另一方面加強和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比如,國家決定暫停半年農用地轉非農建設用地的審批,在實施過程中是區別對待的:對國家禁止的產業不供地,對國家限制的產業嚴格控制用地;同時,對國家重點建設工程用地又沒有“封口”,繼續審批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設施和衛生、教育等項目的建設用地。再比如,在中央政策的引導下,各地區、各部門普遍高度重視糧食生產,加大了投入力度,前三季度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8.1%,同比提高9.6個百分點。今年還啟動實施了西部地區教育“兩基”攻堅計劃,繼續推進“農村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和“農村中小學遠程教育工程”;1200多個縣級和部分市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在年內基本建成,同時加大了對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前三季度,教育、衛生投資分別增長24.8%和27.4%.能源投資大幅度增長,電力、煤炭投資分別增長50.5%和63.7%,同比提高22.9個和10個百分點。夏季用電高峰平穩度過。 從行業來看,即便是對鋼鐵、水泥等過度投資的行業,也不搞“一刀切”。抑制的是那些生產能力過剩、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嚴重的產品,淘汰的是落后的工藝設備。對那些市場供不應求、技術含量高、環保設施好、能夠推動產品結構升級的產品,不但不控制,而且大力支持。調控期間,國家批準上海寶鋼、湖北武鋼等新上了優質鋼鐵項目;去年新型干法水泥比重由16%提高到25%,今年有望進一步上升到35%;不少技術先進、產品市場前景看好的民營企業也新上了一批項目。 當然,在具體執行中,“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政策的落實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中央發現問題后,及時采取了措施,進一步強調,在繼續控制中長期貸款過快增長的同時,增加短期貸款,及時對有市場、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業的企業,提供必要的流動資金;對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行業控制信貸投放的同時,要加大對農業、能源、交通、高新技術產業、教育、醫療衛生等的信貸支持;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準入條件,有利于調整結構的項目,要積極給予支持。9月份,流動資金貸款增量開始回升,由前幾個月的同比少增轉為多增304.6億元。 (六)這次宏觀調控是不是抑制了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 這次宏觀調控剛開始的時候,有人說,各地情況不同,差別也很大,認為“他熱我不熱”。還有的同志說,宏觀調控是切了東部的“尾巴”,砍了西部的“頭”,意思是東部地區已經熱得差不多了,中西部剛開始熱就趕上宏觀調控,感到吃了虧,認為這次宏觀調控會影響本地經濟的發展。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這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中央是著眼于全國的經濟大局,不僅對整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有利,對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也是有利的。 從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來看,中央所采取的措施不是專門針對某個地區、某個省份的,而是立足于全局,解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全國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果全局出了問題,局部也難以幸免。從各地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有共性的,差別只是程度的不同。去年下半年以來,糧食減產、投資需求膨脹、部分行業盲目擴張等問題,不僅東部地區存在,中西部地區也存在。中西部不少地區都出現了開發區熱、圈地熱,也違法違規上馬小水泥、小鋼鐵等高耗能、高污染項目,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煤電油運緊張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不但影響全國經濟的發展,也影響本地經濟的健康發展。 從宏觀調控的實際效果來看,這次調控不僅沒有影響,而且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實現既快又好的發展。前三季度,西部地區各省區市都繼續保持較快增長速度,有的增幅還快于東部。按照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切實加強薄弱環節的要求,中央加強了對農業、能源、交通、水利以及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支持,重點是向中西部傾斜的。如,今年國家又批準了西部開發的十大工程,總投資額超過800億元。特別還應當指出的是,宏觀調控的實施,為中西部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引導下,東部地區企業為了拓展發展空間,緩解土地、能源、水等資源的約束,已經出現了資金和項目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現象。今年1-9月,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東部地區所占比重下降,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上升了0.3個和0.7個百分點,這是一個新的趨勢。 (七)這次宏觀調控是不是專門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次宏觀調控是拿非公有制企業“開刀”,“打壓民營經濟”,使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影響。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也不符合實際。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方面,是黨的一項重要方針。黨的十六大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強調要把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決定》進一步強調,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 在這次宏觀調控的實踐中,實施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方針,不是以所有制劃線,而是堅持一視同仁、依法辦事。無論對誰、對何種所有制企業和單位,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規的,都堅決支持;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則嚴肅查處。江蘇鐵本鋼鐵公司在這次宏觀調控中被查處,不是因為這家企業是民營企業,而是因為它在建設用地、環境評審、銀行信貸和納稅等方面,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法規。在對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清理的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也嚴肅查處了存在違規違紀行為的國有企業。 實踐證明,通過這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緩解了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地改善了發展環境,客觀上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既快又好的發展。經過去年以來的調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出現了明顯回落,但民間投資仍保持較快增長。今年1-9月,私營企業投資同比增長59.4%,高于國有企業投資47.5個百分點;私營企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同比由7.9%上升為9.7%,提高了1.8個百分點。 (八)這次宏觀調控會不會影響經濟快速發展 這次宏觀調控開始時,有人擔心會把剛剛恢復的經濟發展好勢頭打壓下去,喪失發展的機遇;隨著宏觀調控措施逐步到位,又有人擔心會不會“硬著陸”,引起經濟大幅下滑。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這次宏觀調控不是簡單地壓速度,人為放慢經濟發展步伐,其根本著眼點是緊緊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真正用好戰略機遇期,促進國民經濟既快又好的發展。 去年以來的實踐表明,宏觀調控在緩解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抑制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的同時,不僅沒有影響經濟持續較快發展,而且對保持國民經濟這艘大船平穩較快航行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方面,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得到緩解。一是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糧食播種面積有望比去年增長2%左右,扭轉了連續5年下滑的勢頭;優質專用小麥和優質稻谷種植面積,所占比重分別達到46%和50%以上。糧食總產量恢復性增長,有望實現或超過預期目標。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7.7%,比一季度回落15.3個百分點。一些過熱行業的投資增幅明顯回落,前三季度,鋼鐵、水泥行業投資增幅分別比一季度回落65.5個和43.4個百分點,鋁業投資由一季度增長39.3%轉為下降6.5%.三是貨幣信貸增勢減緩。9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分別增長13.9%和13.7%,增幅比3月末分別回落5.3個和6.6個百分點。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新增17939億元,同比少增6697億元。四是土地市場治理整頓取得積極成效。亂征濫占耕地的現象明顯減少,新增建設用地也得到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增長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良好發展勢頭。突出表現為“五個繼續”。一是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93144億元,同比增長9.5%,比上年同期加快0.6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長17%.二是經濟效益繼續提高。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26.2%;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8088億元,同比增長39.8%.三是對外貿易繼續快速增長。前三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6.7%,其中出口增長35.3%,進口增長38.2%.利用外資繼續增加,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21%.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5145億美元,比年初增加1112億美元。四是人民生活水平繼續大幅度提高。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出現了多年來所沒有的兩位數增長。前三季度,扣除價格因素,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1.4%,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7.6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就業再就業不斷擴大,前三季度,新增城鎮就業人員774萬,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385萬,分別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86%和77%.社會保障工作繼續加強,中央財政安排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同比增長20%.五是消費市場繼續穩中趨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7%,比上年同期加快0.6個百分點。 實踐表明,中央關于加強宏觀調控的決策是必要的、及時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確的、有效的,深化了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豐富了新形勢下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經驗。無論從當前看還是從長遠看,搞好這次宏觀調控的意義都不可低估,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問題演變為全局性問題,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有利于實實在在地推進結構調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真正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有利于在實踐中不斷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積極調整發展思路,充分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既快又好的發展。 當前,宏觀調控仍處在關鍵時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現反復,甚至前功盡棄。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仍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必須充分認識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們要增強大局觀念和責任意識,自覺維護中央的權威,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正確、積極地理解和貫徹中央確定的宏觀調控的各項政策措施,確保實現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為形成一個較長時期內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創造條件。(本文節選自作者2004年11月1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關于經濟形勢的報告) 作者簡歷
馬凱,1946年6月生,上海金山人。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歷任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兼計委主任,北京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物價局局長,國家物價局副局長。 ●1993年6月至1995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1994年4月中國青年研究會副會長 ●1995年至1998年3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1997年9月中紀委委員 ●1998年國務院副秘書長 ●1998年4月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和全國綠化委員會副主任 ●1998年6月國務院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 ●2003年3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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