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ZOE PRINDS-FLASH

　　來源：財富中文網

　　作者/艾米·內特菲爾德　　

　　譯者/劉進龍

　　審校/汪皓

　　每次看到“躺平”（quiet quitting）這種詞匯，我都會心跳加速。Z世代在TikTok上讓這個詞流行起來。它鼓勵員工做最低限度的工作。它令我變得像少年時一樣恐慌。那時候，哪怕偷懶一分鐘，都可能毀掉我的未來。

　　高中時，我生活在寄養家庭，有時候無家可歸。我渴望能到常春藤名校就讀，能有一份可靠的工作，讓我可以過上穩定的生活。早在少年時期，我就很清楚，進入一所更頂級的高校就讀，畢業后我就更容易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努力進入頂級高校就能很快過上有保障的安穩生活，否則就要像千禧一代的同齡人所苦惱的那樣背負沉重的債務。人們在談論工作狂猝死的新聞時，很少有人會提到贏者通吃的大環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許多人根本不敢有敷衍了事的想法。

　　我在少年時期就是奮斗文化的典范，不是因為我想要這樣做，而是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出生在一個混亂的工薪家庭。父母的精神健康問題，意味著我無法享受到穩定的家庭生活。在高中時，我只能到處借宿，有時候睡在車里，或者住在避難所。讀大學似乎成為我擺脫這種困境的唯一途徑，但只有少數幾所精英高校向低收入學生提供全額助學金。如果去稍差一些的大學就讀，我必須背負沉重的學生貸款，而這些貸款將成為我的負擔，讓我很難過上渴望的生活。壓力始終困擾著我。我出現失眠，對考試成績和分數感到恐懼。我大量服用治療注意力缺失的藥物阿德拉（Adderall），我用自殘的方式保持頭腦清醒，從而更努力地學習。

　　我從未考慮過這些做法是否健康。但我并非憑空做出了這些選擇。我基于可以得到的激勵進行過計算。在收到錄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感覺一切都值得了：哈佛大學（Harvard）為我提供了全額獎學金，包括每個學期一張用于支付差旅和書本費的支票。其他常春藤盟校和文科學院要求我每年支付約13,000美元。如果我選擇就讀一家較為普通的高校，畢業后我將背負超過20萬美元學生貸款。

　　我很幸運能獲得哈佛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我從身邊人身上看到了各種令人失望的經歷和錯過機會的成本。我的母親在大衰退期間失業，她曾申請過一份政府工作，希望重新開啟自己的事業。但她未能通過打字測試，因此沒有獲得那份工作。最終她做了三份零工，只夠維持日常開支，而且沒有醫療保險。

　　讀大學之后，我見到許多留學生擔心畢業后無法找到一份能夠提供簽證擔保的工作，可能被迫離開美國。成功與失敗往往只有一線之隔。而且一切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你幾乎不可能預測自己能否成功，等到知道結果的時候卻為時已晚。我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是時時刻刻全力以赴。奮斗文化不僅根植于我的思想，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身體里，刻在了我的神經系統當中。

　　我有時候確實會松懈。在大四之前的暑假，我獲得了在谷歌（Google）的軟件工程師實習機會。當時，我覺得事情已經萬無一失，于是每天晚上下班后，我會去健身，進行社交，而不是為面試進行學習。到了秋季，谷歌確實給我提供了一份全職工作，但我沒有收到其他任何工作邀請。這意味著我沒有任何可以談判的籌碼。谷歌為我提供的年薪是13萬美元，這是一筆很高的報酬，是我年少時單親媽媽的工資的四倍以上，但我的同學都得到了比我更高的薪酬。在眾所周知對女性并不友好的行業，我不愿意剛入行時的薪酬更低。我在12個周的時間里，每天與室友外出就餐，而不是學習《程序員面試金典》（Cracking the Coding Interview），這是否就是我與同學的工資相差六位數的原因呢？

　　我安慰自己，能在谷歌找到一份工作已經很幸運，我不應該有更高的奢望。在谷歌要求我做出決定的前一晚，另外一家公司的招聘人員打來電話，說他們弄丟了我的簡歷。于是第二天，我飛往加州，輕松得到了一份薪酬更高的工作。到周末，谷歌將我的薪酬提高到每年20萬美元。一次面試讓我每年的收入增加了7萬美元，在獲得股票之后更是增加到10萬美元。

　　這讓我感到震驚，不是出于狂喜，而是受到了沖擊。這個巨大的差額證實了我一直以來所堅信的一種偏執的想法，那就是一個錯誤可能對我的未來產生嚴重影響。與許多人一樣，我的工資不止是供我自己消費：我希望能在經濟上幫助母親，我也愿意在需要的時候承擔侄子侄女們的學費。我從哈佛大學畢業時沒有任何學生貸款，而且一畢業就找到了一份薪酬達到六位數的工作，因此我從畢業就可以開始攢錢，過上穩定的生活，甚至可以考慮停止奮斗。

　　但我還是注意到，有關“默默放棄進取”的對話中有太多關于種族和階級的假設。一名白人律師當然可以每周工作四天，他的薪酬不會因此減少，一名中高階層的創意人員也可以只專注于他喜歡的項目。但這些假設卻忽視了我們的社會并不平等這個事實。收銀員、倉庫員工和家庭健康助手等長時間工作只能獲得微薄的報酬，而且工作安全沒有太大保障。大多數人努力奮斗并不是為了自我實現，而只是為了生存。

　　關鍵是，我們需要承認勞動力對社會的影響。但將奮斗文化視為個人的問題，卻忽視了它的“文化”屬性：這種行為源自少部分贏家獲得超額回報的體制。我們當然可以后退一步問問自己，獲得的效益和付出的成本是否等值，但默默放棄進取并不是適合所有人的答案。它無非是面對社會問題的一種個人解決方案，并不是為了服務所有人，但后果卻可能由最弱勢的勞動者來承擔。

　　本文作者艾米·內特菲爾德曾任谷歌和Facebook工程師，是回憶錄《Acceptance》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