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教培行業不應該被團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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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維舟
來源：中歐商業評論（ID:ceibs-cbr)
近日，“雙減”政策發布，引起家長圈、教師圈、校外教培圈的廣泛討論。很多人說“雙減”政策落地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教育行業將回歸本質，真的是這樣嗎？“亂象”需要整頓，但未來仍不可知。
在小區里遇到一位鄰居，女兒和我家孩子一樣小升初，難免談起日前公布的“雙減”政策（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我開玩笑問：“你家里是孩子輕松了，還是家長輕松了？”
她嘆了口氣說：“孩子是輕松了，我們怎么會輕松？那是更煩人了啦！”因為他們夫妻倆都要上班，老人又都在外地，身體還不好，都幫不上忙，工作日白天又不放心就這么把孩子扔在家里，以往倒是可以丟給校外的托班，但現在教培行業剛被整頓，也沒人敢接了。
當然，現在也有教育局設置的公益性“愛心暑托班”，在浦東這里已經實現了街鎮全覆蓋，然而預期只能服務小學生4500人次，這對全區20多萬小學生來說僅是2%的比例，何況她家的孩子還不喜歡那個暑托班。
我問：“那你怎么辦？”她一攤手：“還有什么辦法？只能夫妻齊上陣，軟硬兼施逼她去愛心暑托班了。就為了這，家里都雞犬不寧好幾天了。”
為什么送孩子去補習？
眼下教培行業的處境，有的人哀嘆，有的人叫好，那大多出于經濟或教育目的等宏大的視角，但這位鄰居所言，則給出了一個微觀的視角：對一位家長來說，校外補習既不見得多好，也不是什么萬惡的存在，只不過是滿足她能從市場上買到的一種服務，滿足她和孩子的特定需求。有了它，不管怎樣，自己可以多一個選擇，僅此而已。
這和我之前在第一線所接觸到的情形也大體吻合。在去年疫情之后，我曾一度有機會在昆山花橋、京郊北三縣等地實地調研過一些教培機構，和老師、家長、學生面對面聊過，給我印象頗深的一點是：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補習的動機，都還談不上是想讓孩子“考上名校”，而只不過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有一個家長很直率地對我說：“在我們這樣的小地方，教育資源和你們大城市沒法比，但我們又不可能帶著孩子擠進大上海，何況去了也買不起學區房，家里又沒什么別的門路，怎么辦呢？也只能把孩子送去上網課，好歹拉近一點距離，盡量讓她和大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在教育資源日漸向大城市集中的當下，這的確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哪怕同樣焦慮，但這些小地方的家長所焦慮的，和北京海淀“雞娃”母親所焦慮的，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他們對教培機構的看法也并不一樣。他們愿意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長付出，但不僅自己往往不會教，本地也欠缺好的教育資源，此時，市場化的教培機構就成了應運而生的救命稻草。
絕大部分把孩子送來補習的家長，都看重“提分”，畢竟，如果不能提分，那為什么要花錢補習？但“提分”卻遠不僅僅只是多做題而已，因為教育其實是牽涉到方方面面的一個綜合問題。我也是在經歷了這樣的深入對談之后才逐漸意識到，孩子的成績往往是其一系列問題的綜合呈現，家庭內部的氛圍、同學的評價，乃至對老師的偏好，都有可能引發孩子的情緒波動，最終反映在成績上。
我在昆山花橋就遇到過一個初一的孩子，成績平平，總也不見起色，還正值青春期，在學校也不服管教，家長也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送來上補習班。起初他只是勉強看在媽媽的面子才來的，但來了一段時間后逐漸喜歡了這里的氣氛，還遇到了一位尊重他、愿意認真傾聽他的英語老師。有一次小測驗，他英語考了滿分，老師公布成績時，讓全班為他鼓掌——雖然全班其實也就幾個孩子，但這一經歷卻讓他深受鼓舞，觸發了他強烈的學習動力。因為很多孩子努力學習，其實并不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好成績、考上好學校，而是為了獲得周圍人（尤其是家長、老師和同伴）的認可。
在京郊北三縣，一個初二的女生在我們訪談時當場淚崩。她其實是一個敏感而聰明的孩子，但家里重男輕女，父母又忙于工作，這造成了她的低自尊心態，對自己的未來也不抱多大期望。她之所以來上補習班，很大的原因之一其實是尋求認同感，因為即便放學之后，她也不想回家，內心實際上是把這里當成了一個小小的避風港。這里的老師注意到了她平靜之下的波動，打開了她的心結，才使她的成績在半年內有了明顯的提升。
也就是說，教培不僅是“培訓”，有時也是“陪伴”，甚至這比“培訓”更重要，因為在很多家庭里，連家長也無法做到陪伴孩子。
如果這要看老師的好壞，那么，教培機構還能通過技術來解決一些問題。去年疫情期間，武漢封城長達數月，學校教育也停擺，網課效果很差，很多孩子成績下滑，甚至因為長期在家，出現了不少心理問題。有個高二的孩子本已成績不好，此時更是自暴自棄，家長都已束手無策，后來嘗試了一下運用AI技術的教學，能夠有針對性地根據孩子的特點，邊玩邊學。其結果，這個孩子的成績提升非常顯著，有了信心之后，又觸發了良性循環，進一步學得更好了。
給家長和孩子多一個選擇
當然，任何教培機構也都不是萬能的，它也不可否認地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被一些人詬病的“販賣焦慮”，以及資本運作之下，許多機構考慮的更多是賺錢KPI而非孩子的教育本身。正因此，在這次“雙減”政策之后，很多人都在呼吁“回歸教育的本質”。
我注意到，這種呼吁往往隱含了這樣一層意味：“教育的本質”是公益性的，不應該和“錢”沾上關系，好像如果誰通過開班授課來賺錢，那就是不道德的。然而，這么想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道德潔癖，到頭來可能反而讓家長和孩子陷入了困境。
辦教育不是慈善事業，也不能單靠國家投入，校外教培當初之所以興起，就是因為它滿足了人們的需求——實際上，任何商業都是在滿足需求中才能得以發展的。
現實是：公立學校的老師這些年也很疲憊，難以在大班上對每個孩子進行個性化一對一的輔導，更無法滿足家長們不斷增長的旺盛需求，何況這些需求往往還超出了公立教育系統對老師們的考核要求，很難指望有人甘愿超標準自我奉獻。實際上，在“雙減”之后，公辦教師的壓力是大大增加了，因為這意味著原先被分擔出去的一些工作量，現在他們又只能責無旁貸地承受起來。
在短期內，公立學校很難增加多少人手，因為編制不像市場化的機制那樣富有彈性。在這次整頓后，1000萬教培人的職業生涯遭遇寒冬，有些輔導老師甚至是全家唯一掙家用的，有人說他們失業后可以去考編，卻沒有想過現在編制有多內卷：在一些三四線城市，小學語文編制的應聘錄用比例是200：1，工資每月到手三千多，現在還加上延時放學、補課費沒有落實，又去不了輔導機構。
在禁止節假日校外補課之后，對很多家長來說也失去了一個選擇。日前，寧波市教育局官網有人留言：“建議教育局立法禁止教師給自己子女補課，維持公平。”不論這是真呼吁還是反諷，確實都道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當人們發現自己無法獲得某一機會時，那么絕對的公平就是最好誰也得不到。
然而，誰都清楚，這種“絕對的公平”且不說極難做到，在現實中也往往抹殺了人們的合理需求。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市場上，你至少是有選擇的。在現在劃片入學的嚴格政策下，孩子去讀哪所學校、哪個班級，基本上都是定好的，當然你也很難對老師提什么要求特別照顧下自家孩子，更難以更換老師；但校外培訓是你自己購買的一項服務，你可以選擇去不去、去哪家、去了學什么，甚至因為一個班往往只有幾個學生，也可以要求校長和老師特別有針對性地注意孩子哪些方面——如果效果沒達到，那你也可以換一家，正因此，教培的老師會比公立學校的老師更有績效的壓力去提升教學效果，畢竟這也算是一種市場競爭。
“亂象”當然需要整頓，但“一刀切”的結果是正常的需求也“躺槍”了。如果說“回歸教育本質”，那難道課外教育就不是“教育”了嗎？它其實同樣是人們需要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正常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最終會造成一些始料未及的扭曲現象。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最好的辦法還是在“一刀切”的時候“刀下留人”，至少給家長和孩子們多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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