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人們在加利福尼亞州圣瑪麗亞附近的花椰菜田里噴灑了當時廣泛使用的殺蟲劑DDT。圖片來源：多羅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

　　撰文 | 卡麗·阿諾德（Carrie Arnold）?

　　翻譯 | 龔聰

　　在20世紀50年代，被譽為奇跡的強效殺蟲劑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曾有望消滅瘧疾、斑疹傷寒和其他蟲媒疾病。制造商在廣告中將其宣傳為“全人類的恩人”。在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等人發出危害警告之前，美國人已經向農作物、草坪、寵物以及他們的家中噴灑了超過6億千克的DDT。1972年，剛成立不久的美國環境保護局決定禁止使用DDT。

　　芭芭拉·科恩（Barbara Cohn）是美國奧克蘭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最近，她又關注起了曾經暴露于DDT的女性的孫輩，并首次表明DDT對人體健康影響至少可以持續三代。這項研究發現，祖母經歷過較高水平的DDT暴露與孫女的體重指數（BMI）較高和月經初潮提前有關，而這些現象可能都是未來出現健康問題的信號。

　　“這項研究是顛覆性的，”美國埃默里大學生殖流行病學家米歇爾·馬庫斯（Michele Marcus，并未參與這項研究）說，“對于像全氟烷基物質（PFAS）之類的人造化學物質，我們還不知道它們是否會產生多世代的影響。但這項研究表明，我們非常有必要對此開展研究。”馬庫斯還表示，只有通過長期研究才能揭示DDT之類對生物健康有影響的化學物質到底會造成哪些后果，進而指導相關法規的制定。

　　20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統計學家雅各布·耶魯沙米（Jacob Yerushalmy）提出過一項雄心勃勃的研究方案，他計劃追蹤數萬名女性的懷孕情況，測量胎兒發育過程中的經歷如何影響胎兒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健康。由此誕生的兒童健康與發展研究（CHDS）追蹤了1959年至1966年間舊金山灣區的2萬多名孕婦。耶魯沙米的研究小組需要在孕婦懷孕期間、分娩時，以及在新生兒身上采集血液樣本，同時從母親和逐步成長的孩子那里收集詳細的社會學、人口統計學和臨床數據。

　　科恩是從1997年開始領導CHDS的，他利用來自這些受訪對象（此時年紀已接近中年）的數據調查了美國乳腺癌病例增加背后的原因，以及潛在的環境因素。而子宮中的胎兒曾接觸過內分泌干擾物就是原因之一，其中就包括DDT。

　　人類內分泌腺能分泌激素和其他化學信使，以此調節從生長、繁殖、饑餓感到體溫等關鍵的生物功能。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EDC）可以干擾這個精密的系統。許多藥物（比如抗生素三氯生和抗流產藥己烯雌酚）就屬于內分泌干擾物，此外，雙酚A和多氯聯苯等工業化學品，以及DDT等殺蟲劑也是。“這些化學物質能破壞人體內的分子信號。”紐約大學環境危害調查中心主任萊昂納多·特拉桑德（Leonardo Trasande，并未參與這項研究）說。

　　科恩和同事解凍了數萬個幾十年前的CHDS樣本，測量了每位母親血液中的DDT含量，以此確定胎兒的暴露水平。在一系列后續研究中，他們將暴露水平與這名兒童在中年時心臟健康和乳腺癌發病率方面的數據聯系了起來。

　　我們知道，女性胎兒在出生前就產生了所有的卵細胞，因此科恩懷疑即便是在出生前接觸的DDT，也有可能會影響她們自己的孩子，也就是CHDS實驗中的孫輩。如今，這批孫輩的平均年齡為26歲，雖然還沒到乳腺癌高發的階段，但是她們可能已經表現出了會增加罹患乳腺癌風險的其他癥狀。

　　科恩的團隊分析了超過200份母-女-孫女的數據。他們發現，對懷孕期間DDT暴露量位于前三分之一的女性而言，她們孫女的BMI出問題的幾率是其他人的2.6倍。這些女孩在11歲之前來月經的可能性也是其他人的2倍以上。科恩說，這兩個因素會增加以后罹患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相關結果發表在《癌癥流行病學、生物標志物和預防》（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and Prevention）雜志上，論文首次表明了DDT可以影響三代人的健康。

　　對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毒理學家安德烈·戈爾（Andrea Gore，并未參與這項研究）來說，這些新的結果非常具有開創性，“這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能夠表明DDT存在多世代影響的大型研究。”

　　特拉桑德表示，這樣的研究充分說明要確定化學品的安全性就需要開展長期實驗。戈爾對此表示同意，也認為監管機構應該要求對內分泌干擾作用進行更嚴格的測試。她還補充說，科學家在認識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影響多世代人類健康的具體機制的同時，也應該經常在實驗室毒理學研究中尋找這些影響的標志。

　　本文轉自環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