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之清 早聽說上海的私募基金業務非常“紅火”，以咨詢公司、顧問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公司等各種名目出現的私募公司更是超過了1000余家。通過圈內朋友的介紹，記者有幸結識了上海一家比較著名的私募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在與該公司接觸之前，記者為自己設定了這樣的身份。角色：公司投資人；擬投資金：2000萬元人民幣 ；資金來源：銀行借貸；委托時間：一年。

　　婉拒

　　4月21日上午。記者撥通了xx基金管理公司上海方面的電話。

　　對方接話的是位先生(聽口音不是上海人)，他在詢問了記者的一些情況后，非常禮貌地告訴記者：“因為公司有業務地域隸屬關系，除上海總部外，在北京、深圳都設有平行機構，你們的業務發生在北京，我會通知北京方面與你們聯系的。”

　　當天下午4：00點鐘左右，該公司北京方面的電話打了進來。在記者的手機屏幕上，沒有顯示對方的任何電話號碼，系空號。(據了解，該電話號碼是經過技術處理的。)在又一次詳細詢問情況后，他這樣回復說：

　　“因為你們的資金是銀行的借貸，保險性差，一年的委托時間又太短，上面查得非常緊。”他頓了一下，繼續補充：“我們的客戶都是老客戶，彼此都非常熟，運作得已經到了十分信任的地步，眼下生意還不錯，與你們是第一次接觸，好多方面都需要了解，很麻煩的，從心里講，不愿意與生客打交道，非常抱歉。”對方的婉拒大大出乎記者的意料，按說，2000萬資金的委托，對一家私募公司來說，應該有點胃口了。

　　不過，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他還是說出了實情。

　　“如果資金在銀行而不能轉移到下面的證券營業部，會引起很大注意的。必須找一家券商包庇一下，以不同的賬號出現，通過其他方式交易，不然的話，那些上市基金會專門侵吞這些基金的，有多少吃多少，吞你沒商量。”話語中，一派業內人士的腔調。

　　“對于初次找上門來的生意，我們一般是不接的。國家有關部門準備找10家私募公司作為試點，搞規范化經營，資金量全都在20億以上的，比那些地上的基金公司的規模一點也不小，但誰都不敢接，為什么呢？安全性很重要。”話里話外，高處不勝寒。

　　接著他的話，記者緊跟著追上一句：“《投資基金法》不是很快要出臺嗎？其中，對私募基金的身份可能會有合法化的相關規定，這樣對你們業務的進行應該是件好事。”

　　“國內的規定我們不關心，我們也不會按照它的方式去做，我們是按照國際上(美國)的模式運作的。”他如此回答。

　　事實上，國內許多有名的私募基金都是選擇了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的基金模式，而非地面上的中國香港、日本模式。私募基金與管理者的真正收益是從年終的基金分紅中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比例進行提取，作為資金持有人和委托管理方來說，其利益是一致的，美國的基金模式就是這樣的。

　　而對于私募基金公開化，他表示了單方面的看法。“你想想，如果私募公開了，那還與公募有什么區別？沒有區別了，私募的特性還怎樣發揮呢？”他還為記者算了一下賬，“規范化的東西不好運作，你想想(這個詞語使用的頻率非常高)，就是20億的運作，每年也就2、3毛錢的盈利，那還有什么意思？”

　　在對方的問話聲中，第一次“談判”結束了。

　　失約

　　第二次接洽是在“五一”前，當記者通過朋友再次與上海公司聯系后，北京方面的電話又一次打了進來，時間是4月28日下午，通話的是位女士。“如果您有時間，今天晚上可以面談。”

　　與對方約定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然而，這次對方無緣無故地失約了。事后，用上海方面的話說，“當初你們雙方沒談好。”而據后來的分析，對方還是害怕不安全，一是銀行的錢不敢接，二是嫌委托的時間太短。

　　如此反復幾次之后，記者與對方終于開始了所謂真正意義上的“談判”。

　　對話

　　記者：作為投資人，非常想了解一下你們的經營和信譽情況？

　　對方：在圈內，我們的信譽可以說相當好。這一點你應該多少有所了解。自從股市相對規范化以后，我們從未失過手。1998年、1999年的收益近乎于兩三倍，2000年差了一點，主要是因為我們自己調整了策略。開始往長線方面發展，你想想，每年死保30%的收益，不但有風險而且很辛苦，我們在嘗試著進行戰略投資研究后，注重長線發展，這樣幾年做下來，平均收益率都以平均翻兩倍的速度發展，信譽也跟著上來了。

　　記者：在你們的客戶群中像我這樣的多嗎？

　　對方：不多。全是圈內的朋友或熟悉的券商推薦的，因為以前與香港、臺灣貿易方面有結算，他們都有地下錢莊(錢也是套匯來的)，通過他把錢打進境內進行操作。先找幾個賬號，然后再弄幾張身份證，以不同人的名義開戶，這樣可以分散資金，減少別人的注意。

　　記者：你能不能說一下具體的操作方式？

　　對方：很簡單，把3000萬分成6個人頭，每個人500萬，分別存放到6個營業部里面，和他們談好，然后把單子給我們，接下來的事情我們自己就可以辦了。

　　記者：那收益情況又如何保證呢？風險怎么擔？

　　對方：因為以前都是老客戶、老朋友，所以我們從不簽協議，憑的是信譽。你們剛開始運作時，如果信不過我們，可以自己找券商，找助手，資金也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們可以先為你們提供幾只股票，先合作半年之后再看情況而定。

　　記者：時間上有什么要求嗎？

　　對方：我們一般不接短期的，最好是3年～5年。接5000萬元的投資，2個月建倉，6個月后開始盈利，一般最少30%以上，高點的可達到70%左右。如果是一億元資金，半年的時間建倉，8個月后開始運作，盈利大約在一年之后。在我們的客戶當中，2000萬～3000萬的委托資金比較普遍。

　　記者：因為我們是搞傳統產業的，對資金的收益要求不高，保底收益的方式最好。

　　對方：保底收益一般是8%～10%之間，取得這個比率一點問題都沒有。很簡單，如10元錢建倉，大量資金從10元、8元持有，關鍵的時刻打壓，停一下，然后必須變現，我們要做的收益就是這一塊。比如，山東某股票，5月14日收盤量為10個億，我們對他的操作情況十分熟悉，他們做什么，怎么做，都十分清楚。如果不清楚，我們的收益從哪里來？另外，對于股票，我們有充分的把握可以保證它的最低點，但不能保證它的最高點，因為保證了最低點，所以才不會賠的。

　　(據記者了解，當前對托管資金的盈利許諾一般在8%～10%之間，個別的可高達30%。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巨大利差是私募基金能夠憑借其資金優勢和內部操控完成獲利的主要原因。為保證把其風險性降到最低點，操盤手通常都是在行情時坐莊或跟莊，看跌時通過大肆認購新股，頻繁制造成交量，從而保證其收益的穩定性。)

　　記者：上市公司這一塊業務你們很看中吧？

　　對方：的確是塊肥肉，但現在不好啃，為什么呢？因為上市公司不是一個人說了算，有好幾個董事，因為利潤攤薄，每個人的想法和胃口也不一樣。如山東有家上市公司，給了我們一個億，我們也沒接，原因就在這里，公司內部意見不統一。況且他們也不會做長線投入，與我們現行的戰略不能對接，而且他們每年賺個四五千萬就收手不干了。現在國內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想著法子上市套錢和鉆國家政策的空子，有多少肯把心思放在公司的經營上呢，如果真這樣，像我們這樣的私募基金就不好做了。

　　記者：在國內像你們這樣的規模多嗎？

　　對方：非常多，上海的私募公司大大小小有1000多家，資金總量有5000億左右，2000億的說法太保守了。在國內我就知道有一家，擁有200億資產的私募公司，是做遠洋的(海外貿易)，他是通過國外大財團運作的，實力非常強大。200億的概念你可以想一下，他可以把億安科技的全部股票買下來，誰敢與他玩？在當初5.19之后，國外基金一天能運作4、5個億，紛紛尋求國內機構運作。另外，擁有50億、60億資產的私募公司也比較普遍。

　　記者：如果我們把錢委托給你們，能否預測一下行情？

　　對方：今年已經有相當多的股票開始啟動了，大約有20%的可以走出去，估計幾個月之后，會有一個很大的提升。

　　記者：一旦國家讓私募基金合法化、陽光化了，以后的生意是不是會越來越好？

　　對方：規范之后，一旦納入了管理，國家會按整個資金運作的總額來收稅，營業稅會大大增加的，那我們的稅金每年得多交多少錢，上面是打著計劃的牌子，來變相地控制私募公司。

　　記者：那以后你們怎么辦呢？

　　對方：提前防范。我們的目標是爭取拿到美國綠卡。等到國內真正規范的那一天，我們會想方設法把私募基金轉移到境外，在國外注冊成立公司，國家一旦搞規范了，拿你怎么著就得怎么著。億安科技就是個例子，你不是盈利4個億嘛，那就再罰你4個億，甚至10個億，你一點辦法都沒有。億安科技的操作就非常典型，搞得有些太出格，你不知道，他們動用了多少個賬號，全是民間機構的。

　　風險

　　在記者與他的談話中，幾次強調資金的風險性，試圖讓他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但他都是以“大家互相擔一點”來搪塞。盡管對方聲稱是按照美國模式來運作的，但暗蘊其中的風險與國外不可同日而語。

　　在國外，私募基金的資格審定是非常嚴格的。來自歐洲的富通基金亞洲有限公司的田仁燦總裁告訴記者，對私募基金，國外的監管機構相對比較弱，原因是他們的社會民事制度十分發達。一旦雙方發生沖突，有地方解決；相反，如果民事制度不發達，作為監管機構，必須嚴格控制。而在國內法律體系不能保障的情況下，為什么私募基金仍然能夠大行其道？

　　田仁燦認為，就是投資者風險意識差。盡管私募基金是以高出市場無風險利率的回報吸引投資者，但投資者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對方破產風險。無風險利率的風險是無任何信貸風險的，私募沒有資本金，一旦違約，則無法執行。只是目前在國內，這一點還未爆發出來。

　　另外，機構投資者占了私募基金業務中很大一部分。機構投資者是不是做到了作為機構委托管理代理人，其代理行為是否符合機構利益，這里面肯定有私募公司為其支付的“好處費”。許多上市公司與私募基金聯手操縱股市的事實充分證明這一點。

　　目前的情況可以說是最令政府監管方頭疼，對私募基金的查處與否的兩難境地一時半會兒很難擺脫。一些人更懷疑，單單把希望寄托于把私募基金寫進法規中，是否就能真正阻截這股流傳已久的股市賭源？

　　根據記者調查和了解的情況，與時下大聲叫好的“私募基金合法化”不同，來自地下基金的調子卻是低得不能再低。在他們對現行政策表示懷疑的同時，更是對自己今后的命運心懷擔憂。

　　“我們是民營機構，我們的競爭力還很弱，我們盼望私募合法化，但又害怕合法化。”在記者采訪東北一家投資公司(即私募性質)時，不肯透露姓名的老總表明了眼下他們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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