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吳敬璉教授的觀點引發的股市論爭，隨著五位經濟學家的聯手反擊而達到了高潮。在詳細閱讀了吳教授的相關言論及五位經濟學家的反駁后，筆者產生了一種感覺：要認真討論一個問題何其難也！尤其是在當事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媒體把意見訴諸公眾的情況下，“對話”往往淪落為“作秀”。只要比較一下對立雙方的言論就能看出，五位知名學者對吳先生 論題的誤解是明顯的。他們把后者的一系列言論，概括為“要不要(取消)股票市場的問題”，而實際上，只需讀一遍吳先生的文章便清楚，他的意思實際上是“股票市場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迄今為止，我也沒有讀到一篇建議取消股市的文章。由于存在著這個嚴重誤解，他們的所謂反駁不過是自說自話而已，有點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當然，正如人們常說的，一百位經濟學家就會有一百種以上的觀點，分歧是常態。沒有誰的意見是不能批評的。

　　批評吳敬璉先生的經濟學家顯然認為自己是站在“現代”市場經濟推進者的立場上的，他們把自己視作中國股市的“保護神”和“慈父”，是“正確的”市場經濟的推進者，一位批評者概括說，這場爭論“涉及到我們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體制問題”。根據這樣的自我定位，有人對吳敬璉總是對處于現代市場經濟核心地位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一直采取“潑冷水式的冷漠關愛”表示難以理解。吳敬璉先生素有“吳市場”之稱，而今日竟被冠上“反市場”的帽子，確實是值得關注的。

　　那么，認為吳敬璉反市場的人是怎么理解市場經濟的呢？他們的“正確的”市場經濟是什么樣的呢？他們并沒有給出一個定義，但是從他們對股票市場的論說上，可以看出一點影子，有人說“股市發展的歷史就是投資者鉆空子、政府和立法單位堵空子這樣一個博弈的過程”。這個論點描述的是市場制度的形成過程，從經濟學的一般原則來說，這個論點不能認為是錯誤的。但是，他們從這個原則中引申出來的結論，則是成問題的，他們說，制度形成的這種特點必然使這個過程“帶來不規范，又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因此，吳敬璉先生不應當采取“冷漠的關愛”，而應當“采取關懷愛護的態度”。他們的意見是，不能把規范問題提得太突出。

　　這種看起來“寬容”的態度頗能打動人心，但卻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市場固然要在諸多主體的博弈中形成完善，但是一個正常的而不是畸形的市場的形成，需要各個主體“權力”(這里對權力的定義只是指資源稟賦狀況)的大致均衡，只有在這個前提下，博弈才能取得大致公正的結果。而且，即使有了這個前提，公正的、正常的結果也不是自動、自然地浮現出來的，還需要某種“矯正的正義”。稍微對我國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目前的市場是一個權力落差很大的市場。即使那些都在鉆空子的投資者，其權力也有著巨大的落差，有些投資者擁有巨大的權力，甚至可以制訂規則，而有的投資者則只能被動地接受大戶們制訂的規則，徒喚奈何。比如一再曝光的上市公司編造虛假信息問題。紅光公司靠編造虛假信息上市，上市后繼續做假帳，還有大慶聯誼、藍田、鄭百文等都大規模地制作假帳。這種邪惡的行為，就是權力落差過大帶來的，普通投資者只是在丑聞爆光后，才了解到事實真相。由于尚存在著計劃經濟的殘余，政府行為不規范，本來是“堵空子”的博弈參加者，有時卻成為鉆空子者的俘虜，于是存在著又當裁判又踢球的現象。在這個不規范的市場上，公司從上市開始就是一場巨大的盛宴，已經曝光的一些腐敗案件，不少就與公司上市有關。至于上市后的幕后交易、編制虛假信息、黑莊操縱等更是屢屢見諸報端。

　　在此情況下，希望自然地、自動地出現一個正常的現代市場，就顯得幼稚了。如果不是不斷地矯正市場主體的行為，那么，最終出現的市場就可能是一個畸形的市場，與我們希望出現的市場經濟南轅北轍。根據我的理解，吳敬璉先生對股市的評論，正是基于此。

　　作為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先生的評論引來如此巨大的反應讓很多人感到吃驚。分析這一現象，我感到，我國的市場經濟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僅僅靠批評吳敬璉的經濟學家所說的“鉆空子”者之間的博弈，已經不夠了，現在需要獨立的、清醒的聲音。

　　一位批評吳敬璉的經濟學家斥責吳先生沒有區分清楚“專家精神和平民意識”，沒有區分清楚“經濟學家與普通人的差別”，指責吳教授過分地為老百姓說話。如果我們考慮到上面所談到的權力落差，那么可以說，為老百姓說話，強化平民的聲音，恰恰正是我國市場經濟走向高級階段所需要的，只有增加他們在博弈中的分量，提升他們在博弈中的權重，我們的市場經濟才有可能走向正常，也就是吳教授多次描述的“有社會公正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成為畸形的。我想，大概不會有人把吳教授當作“鉆空子者”吧。按照那位經濟學家的看法，吳教授自己選擇了經濟學家精神、專家理性的對立面。我們不去爭論什么是經濟學家精神，但是，那位經濟學家的區分倒是值得討論，經濟學家站到平民立場上難道有什么錯嗎？

　　時代已經發展了，沒有人再要求所有經濟學家都以“全人類”、“中國”、“人民”的名義說話，經濟學家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已經被認為是正常的了。經濟學家可以為大款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在他們中間分出高下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作為經濟學家，其職業要求他必須誠實，他在發表意見時，應當誠實地說出他的位置，而不是用“全體人”的名義把自己包裝起來實際上只是某個集團的說客，這種不誠實與股票市場上編造虛假信息一樣，都是欺詐。吳教授明確了自己的位置，說明他是誠實的。至于說經濟學家的專家精神，我認為，在價值的天平上，一個經濟學家，最關鍵的精神倒是“常識理性”。常識理性的發現，往往是在結束了一天的喧囂在闃靜無聲的晚上，放棄了專家的精神，面對自己的良心時，比如在股市問題上，你確實與黑幕無關也不知道有嚴重的幕后操縱行為么？

　　給吳市場冠上一副“反市場”的帽子是經濟學家的理性精神在指引我們的經濟學家這樣做的嗎？對吳教授不抱偏見的人，都應當看到，吳教授仍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勇敢旗手。他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建立一個現代市場經濟，而不是畸形的市場經濟。早在幾年前，他就分析過我國下一步改革的目標和面臨的阻力。他認為，在未來的改革中，初期改革的受益者、借改革發了財的人們將成為進一步反對改革的“第三種社會力量”。他說：“改革越是深入，那種由于行政特權干預和經濟秩序混亂而造成的發財機會越是面臨消失的危險，他們就越是感覺到自己正在成為改革的對象。于是，這些人的保守的一面就會越來越突出。他們往往以各種各樣的借口(包括“保護前期改革”的借口)，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甚至會在改革中塞進自己的私貨，創造新的“尋租”的可能。……一方面他們的活動使改革走入迷途，妨礙健全的市場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眾誤以為在當前的原始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種種有悖社會正義的丑惡現象都是改革的產物，對改革產生抵觸思想……”(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

　　吳教授敏銳地預見到，相當一部分改革前期的受益者將成為要求“維持現狀”、少講規范和改革的社會力量，吳市場繼續前進了，而他的有些同路人還停留在原地，他同他們的“博弈”就難免了。

　　吳教授也對理論論爭的利益背景看得很清楚，他說：“利益關系畢竟是思想認識的基礎。即使是理論上的爭論，除了認識上的分歧所導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關系所決定的。例如以下的一些理論分歧：通貨膨脹究竟是有益無害，還是危害甚大；……以及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究竟應先發展、后規范，還是在規范的條件下發展；等等”(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我覺得，像吳教授這樣明確地把理論論爭同利益關系聯系起來的經濟學家，并不是很多見的，吳教授有足夠的誠實暴露自己的“利益關系”。

　　誠如批評吳教授的那些經濟學家所說，目前的這場論戰的意義不只是要不要規范股市的問題，而是再次提出了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真理越辯越明，公道自在人心。(張劍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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