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全國上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打假戰役。如果說按聯合國[微博]公布的數據，造假已成為僅次于走私販毒的國際第二大公害，那么，證券市場上的造假行為同樣不容忽視，甚至已直接侵蝕市場發展的根基。打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的首要課題。股市上的“假貨”一日不除，證券市場的繁榮只能是“鏡花水月”。

　　形形色色的造假

　　由于成熟度不高，我國證券市場造假的案例不斷。造假行為基本可分以下幾種：

　　一是為達到直接融資目的，包裝利潤上市。正如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許小年[微博]去年12月中旬在“中國證券市場十年論壇”上所說，在企業本位論的主導下，企業只是把“上市融資作為終極目標”。錯誤的動機誘導了那些本不具備上市資格的企業，不擇手段地靠包裝利潤來達到上市“圈錢”的目的。

　　紅光實業和東方鍋爐同是四川的上市公司，也同被揭出欺詐上市的違規行為。紅光實業1997年6月上市時，展現在投資者面前的是一家1994年至1996年每股收益分別有0.38元、0.49元和0.34元的績優彩色顯像管生產企業。紅光實業的前身是國營紅光電子管廠，是我國“一五”期間156項重點工程項目之一，也是我國第一只彩色顯像管的誕生地。可誰會想到在行政審批制的“嚴格”把關下，彩色顯像管搖籃“誕生”的是一家徹頭徹尾弄虛作假的上市公司。中國證監會的調查顯示，紅光實業在1996年實際虧損1.03億元，虛報利潤1.57億元；1997年中報將虧損6500萬元虛報為凈盈利1674萬元，1997年報又將虧損22952萬元，虛假披露為虧損19800萬元。較紅光實業早半年上市的東方鍋爐在1999年被揭出欺詐上市行為，該公司伙同有關方面作假，將注冊時間和成為試點企業的時間提前，還編造股東大會決議和分紅方案對1992年至1994年的利潤進行調整，虛增利潤1500 萬元，并在上市公告書中作了虛假披露。

　　二是配股前操縱凈利潤。前不久公布的上證聯合研究計劃的一項調研報告指出，上市公司配股前操縱凈利潤的意圖明顯，而配股又沒有起到增加主業的效果。上市公司配股前包裝業績，嚴格意義上是欺詐行為，與消費市場上偽劣產品坑害顧客的惡劣行徑沒有差異。由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完成的該項上市公司再融資與監管研究，雖然沒有在公開披露的報告中直接點出具體哪一家公司在配股時欺詐“圈錢”，但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的業績“變臉”卻是有深刻體會的。去年中報披露期間，福建三農、襄陽軸承和燃氣股份的“變臉”，就曾遭到市場的一致聲討。三家公司均在2000年3月剛實施配股，轉眼到7月份公布的中報竟然成了虧損公司。福建三農1999年盈利3971.7萬元，與上兩年的業績基本持平，但該公司2000年上半年竟然虧損751.8萬元。一家連續三年業績穩定的公司突然間虧損，按福建三農自己的解釋是主導產品在國內外市場銷量下降，并受到沙溪死魚事件影響等。但在投資者看來，福建三農1999年的業績難保沒有一點水分。

　　三是上市公司為配合二級市場上莊家炒作而操縱利潤。上月初引發“中科系慘劇”的中科創業，就有策劃該公司1999年重組的中間人向媒體揭露，稱中科創業的前身康達爾在重組前早已爛掉，為配合二級市場莊家炒作而包裝利潤，導致企業財務虛數“黑洞”巨大。中科創業1998年出現的業績近倍增長，是否存在疑點有待監管部門核查。而事實上，為配合二級市場上莊家炒作，上市公司玩報表游戲是公開的秘密。不少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長缺乏連貫性，在不諳內情的中小投資者看來似一團霧水。相反，這些忽增忽減的凈利潤，倒與二級市場行情相關，而且股票的走勢總能在上市公司業績公開前先到位。非經常性損益成為上市公司操縱利潤的一大“法寶”，并使二級市場上莊家獲益非淺。

　　四是大股東虛假出資。ST金馬春節前刊出董事會公告稱，該公司請求廣東省高院判令潮州市旅游總公司因設立時虛假出資所持有的上市公司1060萬股法人股股權無效。ST金馬是1996年8月招股的上市公司。當時的招股說明書顯示，經評估確認的部分凈資產990.06萬元(其中含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770.08萬元)折為國有法人股550萬股，統一由第一大股東潮州市旅游總公司持有。2000年中報顯示，潮州市旅游總公司共持有ST金馬1060萬股，但全部因訴訟被保全而暫時凍結。ST金馬在1995年和1996年每股收益分別有0.51元和0.44元，并在1996年11月實施每10股送3股紅股，1997年2月實施公積金每10股轉增4股。上市近五年后才被揭出虛假出資案，而大股東早已享有股東注資到位才應有的權利。虛假出資得逞皆因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控制，直至上市公司虧損累累或官司纏身時才暴露。此前被曝光的虛假出資案還有活力28、渤海集團、西藏圣地等，渤海集團也已起訴國家股持有單位濟南市國資局。

　　五是上市公司欺瞞中小股東，虛假披露公司信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開的信息披露，是中小投資者認識和了解上市公司的惟一途徑。但是，近年被查出的上市公司未按規定披露信息的案例不勝枚舉。例如，紅光實業1998年11月被揭出虛假出資案，同時被曝光該公司有一系列隱瞞中小股東的行為。紅光實業關鍵生產設備彩玻池爐廢品率上升，不能維持正常生產的重大事實未作任何披露；公司在招股說明書稱“募集資金將全部用于擴建彩色顯像管生產線項目”，而經查實僅將41020萬元中的6770萬元(占募集資金總額的16.5%)投入該項目，其余大部分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填補公司虧損，對此重大募股資金更改，公司竟未作任何信息披露。

　　六是二級市場上機構故弄玄虛，以假行情誘騙中小投資者上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去年在評論基金時指出，目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有一種不好的傾向，就是幾家基金聯手操縱幾只股票，最終把老百姓給套牢。基金有操縱股票違規之嫌，一般的社會機構更是利用內幕消息、資金優勢操縱股價的主角。中科創業上演的跳水慘劇，說明中科創業曾經有過的瘋漲并不是對投資價值的挖掘，而是莊家投機繪出的假行情。成交量的放大全是假的，只是莊家為制造交投活躍的假象所進行的對倒。

　　法律規定明明白白

　　證券市場上造假行為的猖獗，并不是缺少法律法規對造假行為加以管束。我國現行的《刑法》明確列有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對傳播證券交易的虛假信息、操縱股票交易價格的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也涉及到虛假出資。按《刑法》的規定，公司發起人、股東違反公司法的規定未交付貨幣、實物，虛假出資，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虛假出資金額或者抽逃出資金額2%以上10%以下罰金。若是單位犯罪，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至于傳播證券交易的虛假信息，擾亂證券交易市場，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轉嫁風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1999年7月實施的《證券法》，對證券市場的方方面面作了更為詳細的規定。《證券法》對證券公司承銷上市公司股票有嚴格的要求。按規定，證券公司承銷證券，應當對公開發行募集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進行核查；發現含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不得進行銷售活動。但在實際操作中，紅光實業和東方鍋爐欺詐上市都得以蒙混過關，這兩家公司上市時的主承銷商分別是國泰證券和申銀萬國[微博]證券，其主承銷商在國內都是知名的大券商。

　　《證券法》同時對虛假陳述的責任作出進一步規定。發行人、承銷的證券公司公告招股說明書、公司債券募集辦法、財務會計報告、上市報告文件、年度報告、中期報告、臨時報告，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有重大遺漏，致使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遭受損失的，發行人、承銷的證券公司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發行人、承銷的證券公司的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經理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造假何以屢禁不絕

　　法律規定雖嚴格，但上市公司的造假行為并沒有因此而收斂，中小股東也未能依據法律打贏民事訴訟官司。紅光實業欺詐案曝光后，上海的幾名小股東上法院狀告紅光實業和該公司主承銷商國泰證券，其結果是法院不予受理。法院方面認為，不能確定小股東虧損是由被告虛假陳述直接造成的，紅光實業在股票市場上的違法違規行為，應由中國證監會予以處理，小股東所訴其股票糾紛案件不屬法院處理范圍。

　　投資者不理解《證券法》規定的賠償責任究竟如何才能兌現，難道對中小股東的保護僅僅是“畫餅充饑”嗎？國內首例小股東狀告上市公司欺詐案的原告律師當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法院裁定駁回起訴的理由站不住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做出的一項司法解釋，股票發行、交易中的爭議，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去年紅光實業因上市欺詐受到刑事訴訟，紅光實業犯欺詐發行股票罪，判處罰金100萬元。主要責任人何行毅(原董事長)、焉占翠(原總經理)、劉正齊(原副總經理)、陳哨兵(原財務部部長)分別受到三年有期徒刑到緩刑間不等的刑事處罰。紅光實業被追究法人刑事責任，在我國眾多造假違規的上市公司中是迄今的惟一案例，其它違法違規的處理大多以行政處分代替司法處理。以經濟處罰代替刑事責任的追究，以追究個別責任人代替對公司法人的訴訟的傾向的長期存在，對證券市場治假極其不利。紅光實業原董事長何行毅現已鋃鐺入獄，但據說他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仍把今日的下場視作“運氣不好”。何行毅自我辯護稱：“有很多事情真是說不清楚。比如說弄虛作假吧，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候不作假還真是不行。這中間又有個機會問題，機會好，就成功了。”何行毅還說，成都市當時沒有看到紅光問題的嚴重程度，否則多對長虹[微博]作出一些讓步，合作可能就成功。“我們當年要是跟長虹合作成功，大概也就沒事了。”

　　何行毅尚且未能完全反省自己的罪行，其它僅僅依靠行政處分打擊的違規行為，更可能是懲治、教育效果有限。在國外成熟的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造假是遭市場唾棄的違規行為，非但影響到公司今后的再融資，甚至該公司可能因此而從證券市場“下課”。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有重大違法行為”可“暫停其股票上市”；“經查實后后果嚴重的”、“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但紅光實業嚴重欺詐上市照樣未“下課”，且現在又與廣東福地緊鑼密鼓地實施資產重組，欲從虧損問題股“脫胎”成績優股。紅光實業沒有倒下，無形中給那些有違規非分之想的上市公司打了氣。或許他們正與何行毅“不謀而合”：股市上“圈錢”能騙則騙，騙不成不就是罰個款，罰了款還可以再指望重組。

　　誰來保護中小投資者

　　在形形色色的上市公司造假案中，受坑害最深的還是中小投資者。上市公司欺詐上市，騙的就是中小投資者溢價認股投入的資金；配股前有意做高業績，圈的就是中小股東以不菲的價格配入的資金；大股東虛假出資，貪的就是中小股東出資投入項目產生的利潤；二級市場上制造假行情，套的就是中小投資者。因而，證券市場上打假，關鍵在于如何保護中小投資者。

　　近來，有關保護中小投資者的說法不時出自高層之口。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去年表示，保護投資者特別是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是市場建設與市場監管諸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在談到“基金黑幕”時稱，目前中國證券市場與大多數成熟市場存在相當的差距，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加強監管，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保護投資者利益，進一步強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場透明度，加大力度查處和打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欺騙投資者的行為。

　　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梁定邦在具體談到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措施時稱，組建基金會將是一條較好途徑。他認為，由于中小股東受自身經濟實力和訟訴成本的限制，當其自身權益受到來自上市公司方面的損害時，往往無力與之抗衡。構建基金會制度，基金會以社團法人身份在民政部門注冊，然后每家上市公司股票都買一些，這樣基金會本身在法律上就成了所有上市公司的股東，就可以以股東的身份行使訴訟權利。

　　保護中小投資者如果寄希望上演“秋菊打官司”，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廣大中小投資者呼吁，各級政府首先要轉變觀念，切莫再從簡單的地方經濟利益出發，一味庇護上市公司，而把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行動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政府應該為中小股東向違規上市公司追討經濟賠償的行動保駕護航。亞洲公司治理協會秘書長杰米去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上市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上介紹亞洲情況時說，韓國等國從法律層面上加強了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保護，當上市公司管理層濫用職權侵犯中小投資者利益時，政府鼓勵將濫用職權者推上法庭。受這一政策的鼓勵，韓國中小股東在保護自己利益方面的活動非常活躍。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主任李小雪當時表示，在規范上市公司治理制度上，可以考慮訴訟支持制度等措施。

　　打官司需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為此，中小投資者希望我國制定具體的法律給予保護。業內人士建議，可以設立類似“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法”。現行《公司法》雖有條文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和侵害行為的訴訟”。但在實際操作中，上市公司對中小股東構成的侵犯，往往成為既成事實。因此，改變中小股東目前只能“用腳投票”的狀況，迫切需要更具針對性的法律。

　　保護中小投資者需要“兩手抓”，一方面，管理層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并通過市場方式促進上市公司強化公司治理，在有效的市場機制的制衡和約束下，迫使造假行為無機可趁。在適當的時候建立上市公司退出機制，從根本上打擊上市公司因融資目的而造假。另一方面，鼓勵和保護中小股東追討個人經濟損失，也將間接制約證券市場上的造假行為。

　　中小投資者終將打破沉默，對證券市場內的造假行為大聲說一聲“不”(記者 張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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