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鮑威爾更鴿！全球市場“新女王”要來了？

　　來源：華爾街見聞 作者： 周欣瑜

　　“超級鴿子”、“金融強監管”、“自由民主黨色彩”、“拜登的政治需要”，究竟哪一個才是布雷納德的標簽。

　　最近，讓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備受煎熬不只是熾熱的通脹，還有他這個主席寶座的去留。與此同時，競爭者布雷納德的名字正在吸引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此前表示，他將在周六前宣布美聯儲主席的提名。

　　關于布雷納德，很多文章寫道，這位金發女士可是一位比現任主席鮑威爾更加徹頭徹尾的“鴿派”。

　　這話沒錯，但要注意，布雷納德同時也是“金融監管”的最強音。用我們的話來說，這可能會成為一位崇尚“寬貨幣+緊信用”的央媽。不知道美國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是不是做好了心理準備。

　　科班出身又極富積極主義的布雷納德，相比乏善可陳的鮑威爾，確實表現得更廣泛而靈活。就如同她在財政部褒貶不一的風評，有人認為她過于冷漠，也有人贊賞她思路清晰。

　　重點是布雷納德似乎總是帶有非常鮮明的自由民主黨立場。就如同她曾說過，“我的家人總是這樣從小告誡我：不要忘記你代表美國”。她從來都很明白自己代表什么，無論她身處的是德國漢堡、是財政部、還是美聯儲。這樣的她對于拜登政府來說實在難以割舍。

　　布雷納德和鮑威爾有何不同？如果她真的晉級繼耶倫之后美聯儲另一位新“女王”，又會給美聯儲帶來怎樣的改變？

　　關于布雷納德——無可挑剔的背景

　　1962年1月1日出生于漢堡，是美國外交官的女兒。童年在西德和波蘭度過。

　　1983年畢業于衛斯理大學，1989年作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員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1997年以民主黨人加入克林頓政府擔任經濟顧問之前，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了六年教授。

　　2001年至2009年在布魯金斯學會擔任高級研究員。

　　2010年至2013年上任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

　　2014年1月被奧巴馬提名為美聯儲理事，就此開始了美聯儲理事生涯，同時還兼任金融穩定、銀行事務、消費者和社區、支付清算結算四個委員會的主席。

　　在麻省理工學院助教期間，布雷納德專注貿易、就業和弱勢群體。她主要研究了國際貿易政策以及失業的驅動因素。教授大衛卡特勒贊賞布雷納德將現實問題作為工作重點稱，“萊爾在考慮就業和工作的結構性障礙方面遠遠領先于她的時代”。“她將經濟知識和人類同情心結合在一起，解決了棘手的經濟問題。”

　　在克林頓政府中，布雷納德是全球貿易的支持者。擔任副國家經濟顧問兼負責國際經濟問題的總統顧問助理期間，布雷納德協助解決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等諸多問題。在當年中國加入WTO的談判中，布雷納德也并不擔心中國會對美國制造業或就業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持更積極的態度。

　　擔任奧巴馬政府財政副部長期間，布雷納德負責外匯政策、遏制歐洲金融危機和著手實施根本性的金融改革。作為G20美國金融代表和G7美國代表期間，布雷納德要求歐洲在主權債務危機期間采取更強有力的經濟救助計劃。

　　從經濟學博士到麻省理工教授，再從財政部到美聯儲，不得不說布雷納德根正苗紅的科班學術背景讓其在研究領域便享有盛名。而鮑威爾自喬治城大學獲得法律學位后，長期在紐約從事法律和投行界工作，在這方面其與布雷納德相比難免相形見絀。

　　美聯儲中的“最鴿派”

　　2016年以來布雷納德對加息的言論，讓她一貫被視為最鴿的美聯儲官員。諸如：“美聯儲應保持謹慎，不應過快加息”。“市場必須習慣利率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低位”。“低利率對于保持穩健的經濟增長以及應對通脹都是非常必要的。”

　　巴克萊銀行的首席美國經濟學家蓋本甚至將布雷納德視為加息的最后信號：“如果連布雷納德的講話都傳遞出加息信號，那么說明了美聯儲內部在加息問題上已經沒有分歧。”

　　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布雷納德對經濟的看法與鮑威爾一般無二。而作為聯儲理事當中的民主黨人，布雷納德對就業結構中的族裔失業率差異和收入不平等尤其關切。幾乎在她每一篇談到就業的言論中都會細化至諸如非裔、西班牙裔、低工資工人和黑人群體。

　　當然在談到充分就業的時候，鮑威爾也強調，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阻礙了一些美國人充分參與到勞動力市場。然而鮑威爾也承認：“大多數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都超出了貨幣政策的能力范圍。”

　　我們知道，美聯儲在美國屬于相對中立的機構。主要央行官員出于獨立性的自覺，多少會避免明顯的展示自己政治立場的言辭，但布雷納德顯然不是。

　　若是她上任美聯儲主席，相信其不但會主張更低的政策利率，也會推進美聯儲在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上采取更多的行動。

　　因此，在布雷納德接受拜登會晤的消息傳出之后，市場很快打消了明年兩次加息的預期。11 月會議加息的可能性已降至50%以下。

　　金融監管“最強音”

　　08年的金融危機促使美國進行了“大蕭條”以來最為重大的金融監管改革。奧巴馬政府在慘痛的教訓下，開始對金融業進行嚴格監管，出臺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以及極為嚴格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尤其是沃爾克規則，嚴格限制了銀行從事高風險業務。

　　這些法案實施后，金融業合規成本高企，投資放貸能力受限，盈利能力下降。身為共和黨人的鮑威爾正是致力于放松08年以來對銀行的這些監管措施。這一點上布雷納德與鮑威爾則是大相徑庭。

　　根據美聯儲表決記錄，2018年以來，布雷納德有20多次在理事會對監管放松的決議上投下了反對票，四次棄權，反對次數遠高于所有其他成員。

　　她反對的根本是基于對沃爾克規則的維護——旨在阻止金融機構使用存款為自己的市場賭注提供資金。她擔心，“他們以類似的方式投資于廣泛的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和信貸基金，從而在金融危機中造成傳染和損失。”

　　從2018年起，她就開始提示金融板塊失衡的風險。并相信“過去三次經濟衰退不是由通脹壓力上升造成的，而是由金融失衡加劇造成的。”

　　在今年的金融穩定性講話中，布雷納德也多次表示出了對沃爾克規則的維護，以及加強評估中央清算平臺、保證充足資本金和流動性頭寸的重要性以及高杠桿資產波動對金融機構的影響的觀點，稱“需要一些常識性的改革來解決非銀行金融機構和短期融資市場中的結構性弱點。”

　　雖然有些沒有被鮑威爾采納，但是不難想象，隨著布雷納德話語權的提升，將不可避免的帶來一個加強金融監管緊信用的聯儲時代。金融機構放貸能力和杠桿水平回落可以預期，這對整體流動性和金融資產的影響或許比預期的要更為顯著。

　　更“政府”的美聯儲？

　　除了就業和金融監管，布雷納德也是氣候金融、社區公平以及數字貨幣等方面的“積極派”，這同當前聯儲主席鮑威爾的立場也不太一致。卻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拜登政府的胃口。

　　氣候金融——拜登政治“國策”的意圖

　　2021年1月拜登簽署行政令，高調宣布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并推出一攬子高昂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拜登政府已將應對氣候變化上升為“國策”。

　　但這么做僅僅是為了保護環境嗎？肯定不是。還有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政治意圖。對外通過實施氣候外交，進一步提升全球氣候領導力和話語權。對內可通過“綠色經濟”政策創造更多工作崗位，擠壓共和黨為代表的傳統油氣行業。

　　幾日前中美元首視頻會晤釋放雙方積極溝通的信號。這中間也有些小插曲暗示著拜登政府的意圖。1、會晤繞過了國務院外交團隊，主要成員為代表拜登意志的國安會。2、參會的國安會亞洲事務顧問坎貝爾就是布雷納德的丈夫。3、布雷納德是氣候金融的積極派，她主張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在碳排放問題上達成共識。4、中美元首會晤之前，在格拉斯哥“意外”簽署了氣候宣言。5、會晤當天拜登簽署了保留環保領域大幅投資的基建法案（財政）。次日拜登宣布將很快公布新一屆美聯儲的主席人選（貨幣）。

　　似乎在拜登政府的布局中，就差布雷納德了。

注：視頻會晤中，坐在耶倫身邊的坎貝爾即為布雷納德的丈夫

　　布雷納德是氣候金融的超級“積極派”，在提到氣候變化可能對美聯儲以及金融業產生的影響表示，“很明顯，氣候變化對于美聯儲履行國會賦予的職責將會產生重要影響，而鑒于它對單一金融機構和整體金融行業造成的影響，我們需要一個能將微觀審慎和宏觀審慎同時納入考慮的體系。”

　　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舉行的經濟會議上，布雷納德已經表現出對氣候相關的金融政策狀況的一些不耐煩：“這是美國一直落后的領域，我們需要迎頭趕上。”

　　對此，鮑威爾在被共和黨議員問及監管機構質詢，應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時則表示：“現在試圖理解這一切的影響還只是初期階段，美聯儲的工作，是確保我們監管的機構能夠抵御其面臨的風險。”他也表示，實施總體國家氣候政策“不是美聯儲的問題”。

　　對此，左翼的民主黨人指責鮑威爾，沒有利用美聯儲對銀行的監管權力來影響某些行業（例如化石燃料勘探和開發）可以獲得信貸的條款和條件，他們期待布雷納德接替鮑威爾來完成這項使命。

　　而共和黨則警告央行不要越權。如同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已經反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的為上市公司制定氣候風險披露標準的提案。

　　對于數字貨幣和社區再投資，布雷納德的主張也明顯帶有公平分配和國會的立場。

　　在Coindesk舉辦的一次會議上，布雷納德稱贊了央行數字貨幣的各種好處。她指出，差不多5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認為所獲得的銀行服務不足。而“美聯儲的數字美元可以更快、更便宜地在金融系統中轉移資金，將沒有銀行賬戶的人帶入其中，并為政府提供一種有效的財政援助分配方式。”換而言之就是政府的財政分配，可借由美聯儲的數字美元，繞開金融機構，直達零售端。

　　布雷納德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國會開始發送救濟金時，一些人在幾周內都沒有收到救濟金，因為他們要么沒有銀行賬戶，要么他們的信息沒有在國稅局更新。數字貨幣有助于更快地把錢送到這些人手中。”

　　她強調，“考慮到美元的重要作用，聯儲在數字貨幣的技術研發和政策拓展方面保持領先地位非常重要”。

　　然而，鮑威爾則表示有理由保持謹慎。“讓數字美元正確比率先上市更重要。”美聯儲的研究是早期的和探索性的，且只會在他們認為有“明顯和切實的好處超過了任何成本和風險”的前提下，考慮發行所謂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或CBDC。

　　而在社區再投資問題上也同樣。布雷納德表示，“即使有了關鍵的法律，歧視性貸款和信貸獲取中的系統性不平等今天仍然很明顯。”“黑人所有制小企業獲得銀行融資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一半。”以及“美聯儲必須通過賦予銀行積極的義務，幫助滿足其服務社區的所有信貸需求，不僅促使銀行在中低收入社區更積極地放貸，而且還應鼓勵銀行成為振興全國各地社區更廣泛努力的重要參與者。”

　　其對信貸公平的強調幾乎已經凌駕于效率和盈利之上。

　　同樣問題，在眾議院新冠肺炎病毒危機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主席吉姆呼吁美聯儲動用自身力量幫助普通民眾和小企業，并質疑美聯儲在該方面“幾乎沒有提供貸款”時，鮑威爾表示，美聯儲的行動“絕不是試圖緩和華爾街金融機構的痛苦”。美聯儲針對普通中小企業的貸款便利工具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基本上已經做了我們可以想象到的任何事”。

　　最有可能的妥協——副主席

　　從這些方面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布雷納德。我們不能說鮑威爾的美聯儲更中立，我們也相信布雷納德是優秀的聯儲主席候選人。她一定非常希望能將公平的就業、有效的監管、金融對氣候的支持這些更廣泛而有意義的職能帶入美聯儲，盡管這些職能本身帶有鮮明的黨派立場。

　　但一位更自由的美聯儲主席或許令市場不安，減少貨幣政策路徑的不確定性與市場的不安才是眼下迫切事。而且作為一只“激進”的鴿子，她似乎也很難獲得對通脹極其不滿的參議員喬·曼欽的關鍵投票。

　　或許一個最有可能的妥協方式就是，鮑威爾繼續連任美聯儲主席，而拜登則提名布雷納德接替退休的夸爾斯為下一任監管副主席，即美聯儲監管事務的關鍵人物。鮑威爾也表示，他打算在監管問題上聽從下一任副主席的意見。

　　隨著布雷納德在美聯儲的話語權的提升，漸漸地其將帶來一個依附“政府”的美聯儲，還是一個“廣泛”普惠的美聯儲，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美聯儲的法定職責依然是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隨著近期通脹數據的繼續創新高，通脹暫時論甚至美聯儲的信譽正在遭受最嚴酷的考驗。

　　如果最終通脹失控，美聯儲不得不亡羊補牢。那么無論主席是鮑威爾還是布雷納德、是保守還是積極、是中立還是廣泛，最后都難免落得70年大滯脹中阿瑟·伯恩斯（1970--1978年第四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學術恩師）和威廉·米勒（1978--1979年第五任美聯儲主席）那樣，類似“聽命于華盛頓的政治需要”和“無能”的評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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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