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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以嘗試推行“招標制”的市場化重組模式，支持優質的證券公司與問題券商的兼并重組，從而引導市場資源向成本低、效率高的證券公司轉移和集聚
文|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2004年以來，高風險證券公司相繼出現問題，進而被行政接管或托管，從目前的進展趨勢看，2005年上半年有望完成對德隆系證券公司、南方證券、閩發證券、漢唐證券等證券公司的最終處置；根據目前的證券公司經營狀況，2005年還可能會出現多家經營失敗的證券公司以不同的方式被處置的情況。證券公司的退出機制開始正式引起關注。
通常而言，成熟市場的證券公司退出大多表現為市場化并購方式的主動性退出，這顯然有利于證券公司的規模擴張和業務整合；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目前為止中國大部分證券公司的退出，基本上都是資不抵債之后被動退出，成本很高，市場沖擊大，存在較大的改進余地和空間。被動的退出機制主要是國家行政指令型接管、托管，如南方證券、漢唐證券、閩發證券和遼寧證券、德隆系下屬證券公司等，以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管的問題券商，還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主導并推動的兼并重組，如對陷入困境券商的資產整合和注資(如湖南省政府推動的泰陽證券重組等等)。與此同時，一些市場化的并購也開始躍躍欲試，但是難度很大，如以券商自身為主體主動進行的同業并購重組行為，典型的是中信證券要約收購廣發證券事件以失敗告終；至于外資投行經特批借殼國內問題券商，通過債務方式控制成立的中外合資券商(如高華證券)，則是一個并不具有典型意義的特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低迷時期，往往也是合乎經濟理性市場行為的退出行為活躍的時期，這包括轉讓股權、收購兼并以及關閉等等。但是，反觀中國的證券公司數量，盡管市場起起伏伏，但是證券公司的數量一直穩定地保持增長，即使是在市場的低迷階段，證券公司基本上也是只進不退。
首先，證券公司家數的增長勢頭基本上很少受到證券行業景氣波動的影響，即使考慮到一些歷史形成的信托公司等證券經營機構的整頓因素，近年來證券公司家數的增長勢頭依然是相當快的。從1998年到2002年，證券公司的家數分別是84家、87家、94家、102家、125家。2004年6月30日證監會網站公布的證券公司數量為130家。
其次，考察這些證券公司的凈資產和資本。與證券公司家數的增長一致的是，證券公司的凈資產和資本一直保持了快速的增長，凈資產的平均增長率在30%以上，而資本的平均增長率則甚至一度接近50%。近年來的市場低迷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這種增長速度，但是增長的趨勢依然得以延續。
探詢證券公司經營困境下只進不退這個悖論的深層次原因，應當從證券公司的體制方面、從證券行業的市場結構方面來進行。
證券公司在經營困境下的只進不出，反映了當前證券公司以軟預算約束為特征的國有產權為主的市場行為特征。與西方證券業早期以合伙制為主、后期以社會化的股份制為主不同，中國券商絕大多數是由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發起成立的。國有券商的大量出現是前期證券業具有“壟斷租金”而尋租的結果，并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方面，進入政策放開而退出渠道不暢，證券業過度擁擠；同時各地重復建設嚴重，大小券商星羅棋布，沒有達到起碼的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在競爭中失利的券商不愿被兼并收購或破產清算，不能及時止損退出市場，導致惡性競爭現象嚴重，券商爭搶投行項目、在同一地區重復設立營業部都顯示了這一點，使證券業不能維持必要的利潤率。
從目前的趨勢看，中國的證券公司將不可避免地迎來一個以并購重組為主要特色的結構調整階段。從發展趨勢看，2005年可能會成為中國的證券公司總量首次出現下降的一個拐點年份，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退出機制開始發揮作用，盡管這種退出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被動的、成本還是相當高的。
所以，從配套政策措施上，要積極支持市場化的收購兼并。例如，對于2005年可能會繼續出現的高風險證券公司及其處置，可以嘗試推行“招標制”的市場化重組模式，如可以試行“接管＋清算注資＋轉手”模式，由專門機構接管問題券商、在清算及國家適當注資后，支持優質的證券公司在吸引各方資源的基礎上參與問題券商的兼并重組，從而引導市場資源向成本低、效率高的證券公司轉移和集聚，實現證券公司優化整合。
可以預計，從2005年開始，中國的證券公司必然面臨一個大規模的市場化調整和重組的階段。通過這一重組過程，完善證券公司的治理結構，調整證券公司的行業結構，在促成數家主導性的大型證券公司形成的同時，促使大量證券公司形成有完善的治理機制、有獨特的經營定位的證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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