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新浪·長安講壇第302期于2016年9月29日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企業家理事會成員、北京市道可特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主任劉光超出席并發表了題為《從金融實踐和資本規律兩個視角看法律規劃的邊界與尺度》的演講。

　　以下為演講摘編：

　　劉光超：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我是第二次來到清華，講經濟課對法律人來說是一個挑戰，我準備了一個講稿，但在和主持人以及秘書長溝通的時候，他們希望我能更多地講出律師行業和法律結合的案例，這樣我就釋然了，我準備的PPT大家可以看，大家主要聽我講，我拋開這個PPT，但是會圍繞著里面的主線和大家探討金融資本市場和法律的結合點。

　　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專業背景，我稍微做一下民調，有法律背景的舉一下手，學金融學經濟的舉一下手，應該說這兩部分人跟我講的課題有直接的關聯，可能占比不到三分之一，這樣的話我就可以考慮一下受眾，我稍微展開一些，可能有些話題跟法律和經濟有關，但是不一定跟我今天講的這么窄的課題能夠密切相關，但是我想也是希望給大家一些啟示。

　　我給自己定了這么一個題是基于最近對金融和資本市場的一些現象和現在發生的一些事件的考慮，而且這個問題如果從大的來講實際上涉及到國家的一些戰略，從小的來講涉及到企業以及個人的命運，當然包括企業的發展甚至財務上的安排。

　　不知道大家有過在金融行業工作或者實習的經驗沒有，包括像券商、信托、銀行等等，現在金融行業里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談兩個字——監管。今天是9月29日，明天是9月30日，9月30日對于我們國家來講在貨幣政策上會發生一個大事，就是9月30日人民幣會進入特別提款權的籃子里面，也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邁出了實際性的一步。為什么在這個節點之前有各個口很多密集的政策出臺？和這個有關系。今天想探討的話題是什么？經濟有它的自然規律，所有的監管有法律的手段規制經濟的運行，這個度怎么把握？

　　熔斷機制帶來監管風險

　　先分享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件，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政策，但是我想最短的一個政策可能就是這個政策，叫“熔斷”。炒股的朋友都知道，今年剛過完元旦，這個政策開始推出來。

　　這個政策很簡單，我給大家介紹一下，因為2015年國家股市動蕩形成股災，跌停是10%，如果沒有干預，國家擔心股民受到傷害更重，所以借鑒了美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國家有的熔斷政策，說只要跌到5%這個事就停15分鐘，說不交易了，大家冷靜冷靜。意思就是你在打牌，輸了一萬塊錢了說你先歇歇，喝口茶，然后說你15分鐘之后再打，如果再跌到7%的話交易結束，很簡單的政策。

　　這樣的一個政策看起來是善意的，證監會也是在肖鋼主席下臺之前做的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一件事，但是沒有想到，第一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數據，下午一開盤只有13分鐘就跌破了，就停了，15分鐘之后又回來，這個股市很快花了6分鐘到7%，說今天別玩了。

　　曾經有一個券商一天的傭金是多少呢？總共只有幾分鐘的交易，只有900塊錢，全國的傭金的收入只有九百塊錢，叫做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數。然后在這之后，兩天回來一些，叫做略漲了一點，到7號速度更快，大家可以看到，42分5%就到了，15分鐘后只用了3分鐘時間就跌到了7%。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個數字，四個交易日股民的損失是5.6萬億，5.6萬億是個什么概念？如果說按照兩億股民來說，每個人損失的平均金額2.8萬，這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上市公司當然也是受損的，這里面會有很多做空的機構利用這個政策撈了一把。

　　并不是說誰掙了錢，誰賠了多少，大家探討一個問題，證監會為什么這么干？到底是管理之禍？還是市場之災？它為什么能出這樣一個奇葩的政策？有沒有人去監督它？或者有沒有人去評價它？

　　當然這個政策在后面也有人為它辯護，說在日本和美國都實行過，特別在美國，曾經在美國有一次經濟危機的時候用了這個政策讓他們走出經濟危機的低谷，但是別人18年才用過一次熔斷，而且別人并沒有漲跌停板。我們現在股民的結構80%是散戶，他們在那個時候60%左右是機構股民，對預期和判斷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政府的一個非常簡單的決策行為，給老百姓帶來的看起來是一個市場風險，實際上是一個監管的風險，是一個規制，是一個法律的風險。

　　為了讓大家更好理解法律和經濟的關系，可以再給大家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但是作為投資人，或者作為客戶他們愿意達到的目標，但是法律上很難達到的這么一個目標，作為我們律師經常會碰到的事情。

　　合法規避法律監控

　　給大家分享一個我們親自做的案例，跟下面講的會有很多關系，也是現在很多投資機構在做的，只不過現在國家可能要叫停或者叫規范。

　　我們廣東省有大部分地方很發達，靠近湖南廣西這邊還有不發達的地區，他們就想著動用社會資金進行地方基礎建設，比如說修鐵路，但是政府的預算是不夠的，就希望能找到其他的社會資本，包括金融機構的資本，這里面他們最看好的是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錢。

　　我們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法律顧問，廣東提出一個要求說我希望你的錢能夠以股本的形式投進來，不是跟我借，所以你必須要用股權的形式進到我的帳上，當時我的客戶告訴我說這個投資我需要保本，而且要保收益，要固定地達到一定的收益，6%-7%，不高吧，這兩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必然的矛盾，我們希望是個債，對方希望是個股，有的時候經濟和法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碰撞了。

　　怎么辦呢？我的客戶希望這個錢投出去，500億分三期，頭一期180億，對他們來說出這個錢不難，因為每年有幾千億投資的額度，但是它不能有高風險的產品投資。那是兩年前的事了，我們在這之前并不是這個項目的備選律師，之前有三家所已經競標了，競完標之后他們異口同聲地告訴客戶，說這個事一定會有風險，法律上有可能會認定你還是債不是股，或者叫名股實債，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寫了一本書被這家客戶看中了，專門講基金有限合伙的架構設置和安排，就過去和客戶來聊。最后我說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我們五個人進行了反復的設計，設計了三套方案，我們把對方要股權我們要債權這樣的方式，通過一個復雜的交易結構實現了。今天在這個場合不講更具體的，我可以簡單說我們用了回購、補足差額的方式，包括擔保，包括收益權的轉讓，包括設計了一個合伙人的級別A、B、C，用了一個法律上完全支持的結構，滿足了對方的需要，也滿足了我們客戶需要。這個事看起來是一個很微觀的事情，但是它實際上反映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兩個主體之間的經濟訴求，更往上層次涉及到國家對金融監管政策的合法的規避。

　　你怎么能夠讓帶有股的性質的一個產品最后能夠保證收益？這里面我不知道有沒有學資產證券化這門課的，給大家簡單分享一下，我做了投資，這投資對我來說會有一個擁有獲得回報的權利，我這個權利實際上也有可能虧本，我把這個權利和機會可以讓給另外一方，然后可以做價格，這種價格是可以商量的，如果把這個價格作為固定的或者等額的支付方式，從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做的這個并不是我投的那家企業，要找一個第三方。雙方結構實現不了這個問題，但是三方結構就能實現這個問題。

　　回到我們看到的話題，我們有很多政策，國家會怎么監管呢？它首先對資本金進行監管，希望資本金到什么比例給你貸款，這是建設項目方面的監管，另一部分是對保險公司的監管，希望你的投資收益有一定的保證，然后你的品種要怎么樣，在這里尋找法律的空間。我們律師大部分人做到一定程度，特別做專業為主的律師，他會特別迷戀這種感覺，經常會把一種客戶的商業目的和法律障礙，通過我們的一種設計能夠滿足，然后能夠實現，經過反復論證沒有法律風險。這是挺難得的一件事。

　　作為我們一個國家，我們要去做經濟方面的安排，那么到底它的這種尺度和邊界怎么去掌握？政府這只手伸和不伸，伸多長，這是我想講的一個主題，這里面有很多微觀的組成，接下來進入我們要探討的。

　　今天我想給大家講這三個方面的話題。從我來看，金融的實踐和資本的規律，然后講一些現在行業里面的商業博弈和法律的關系，最后講講自己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也可能跑題，PPT看一下就OK了，也不一定要記，我是希望能夠有一種自然的，或者說放松的，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打斷我問我問題，我喜歡這種溝通。

　　王石或許會贏得“寶萬之爭”勝利

　　大家也都知道我剛才講的股市的熔斷，大家也都了解萬科的收購大戰，很多人知道我們的股市，新三板，包括現在整個國家的戰略布局，“一帶一路”走出去，包括P2P發生的很多故事，很多跑路的老板。還有就是銀行、信托，整個構成了金融和資本市場的大的版塊。

　　這里面至少有兩個主題是必須存在的，一個是政府主體，一個是市場主體，我們是介于這兩者之間，有的時候是做評判，有的時候是做對接，有時候是做幫助和資源。

　　我們再來重溫一下“萬寶之爭”，到現在為止這場戰爭還沒有落幕，但是據我們估計，王石可能會迎來勝利，但是也不好說，有變數。這個故事大家聽到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講的是一個法律和金融之外的故事，是聽他們在媒體上怎么樣互相斗爭，甚至摻一些風花雪月的故事。

　　實際上這個事很簡單，簡單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個姓姚的人，他看中了萬科這么一個企業，覺得它的估值偏低，價格偏低，認為是收購的好時機，他就偷偷買，買到一定程度，超過50%告訴對方，意思是我要收購你了。我把它的故事起了一個名字叫“傲慢與偏見”，但是最后解決的是什么？是用理智與情感解決的。有的人還是用情感，但是最后，是理性的人笑到最后的。

　　我把它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只有寶能和王石以及華潤之間的故事，華潤在這之前都是沒有表態的，股權到了20%多的時候，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訴求是什么？就是要換管理層，要把所有的董事全換掉，涉及的利益的沖突是直接和王石的沖突。這是第一階段，開始發起戰爭。

　　第二個階段，開始有了王石和萬科的反擊，這個時候純粹是傲慢與偏見，你怎么能成為我的股東呢？你怎么能成為我的主子呢？但是他慢慢發現將近25%的股份，他要改董事會是法律賦予它的權力，所以王石也很聰明，就轉向背后了，去尋求了很多市場主體的幫助，但是這里面是不是真的是幫助到現在為止很難判斷，包括找的安邦，甚至后面的主體。

　　把這個稱之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證監會還沒有出面。當然這里面出現一個人物很有意思，萬科的一個獨董叫華生的，他在這里面的行為我認為是跟王石在唱雙簧。這個階段也是最精彩的階段，大家撲朔迷離，不知道誰勝誰負。

　　第三個階段，焦灼的時候證監會開始說話，證監會的表態是這樣的，對他們這種行為進行了一個譴責，也沒有說誰對誰錯，比如說譴責萬科的相關股東和管理層，他說是激化矛盾，致公司與中小股東利益于不顧，它沒有進行任何的行政方面的決定、處罰，也沒有做出任何的安排，它表明了一個態度。在這個之后我認為第三個階段就出現了很多更理性的做法。

　　從7月份到現在，這幾個月基本上不炒這件事了，但是背后的故事還在繼續。這里面有兩個因素，兩個變數，一個是恒大入場，恒大是敵是友還不知道。后面萬豐系入場了，公開資料看跟王石的關系更緊密一些，后面出現了華潤、安邦、恒大、萬豐，還有王石個人。

　　這是什么樣的事情呢？實際上是一個收購與反收購的一場戰爭。任何和法律、經濟沒關系的故事都只能做一個簡單的注解，它都不是主文。真正的主文是要利用規則，保證他們的控制權。

　　在我們國家，實際上有很多在國際上通用的反收購手段難以實施，比如毒丸計劃，如果發新股一定要經過股東會，但很難滿足這樣的要求，而且到了百分之二十幾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的時候，管理層是很難完成的，最后從法律人士來分析只能通過股權結構的調整，股權比例的博弈，所以必須主動有一個人放棄，簡單說看起來跟我沒關系，然后他來救我了，他來買股份，最后表決上支持了我。一個主動的，一個是看起來跟我是沒關系的，然后進來了，這是很形象的比喻。所以我們在反思我們國家公司法的體制需不需要調整。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跟我剛才講的案例有關系，剛才講的案例是我們拿保險資金投到一個政府的平臺，那我背后這個資金是怎么來的呢？180個億，走的股權投資計劃，也可以說是一種資金的通道，這個錢不是客戶直接拿著錢，又向背后若干保險公司發了一個股權投資計劃，說你買了我的股權投資計劃，我要投到這家公司去，然后做它的股東，我作為你這個股權計劃的管理人我收管理費。

　　大家注意我為什么要講這個，在這個事情里面，證監會真正關注的有兩點，一個是收購和反收購這個制度的進一步優化和完善之外，包括銀監會，包括保監會，包括證監會都關注同一個問題，就是寶能用的九個資管通道是不是合法的。就是它開始買萬科股份的這些錢，或者用于收購的這些錢都是資管計劃，叫通道。就像下面是漏斗一樣，這鍋里是萬科，這上面才是有錢人，它找了九個通道。

　　現在就因為這件事，讓資管通道的產品的規制，銀監會七月份出了一個銀行理財產品投資管理辦法，命令禁止所有銀行的資金不得購買二級市場的股份。他們自己在辟謠，但是文件不是自己傳出來的，是非正常渠道，是全面封殺，所以這樣一個事件會對后面是有影響嗎？當然了，有些人還是在換馬甲，換一個辦法來進行若干的所謂產品的變組。

　　故事還沒有完，我們很難預期，但是它影射的問題，作為一個企業家，怎么可能在短時間動用幾百億的資金？因為寶能這樣的企業背后有保險公司等等，它動用資金的能力肯定不如恒大，怎么能夠滿足這樣的呢？它一定有相應的資金的安排。

　　當時萬科想用一招就是停牌半年，果然復盤之后就往下跌，賭寶能再也買不起了，但是它在里面的股份已經縮水了，有的時候以靜制動，有的人就被動放棄來減持，但這一關寶能渡過了，這種合作的緊密程度應該還有一個龐大的體系在安排，它是站在前面唱戲的人。

　　國家關注的是現在我們國家資金的通道，資金的流向，然后是我們融資的結構。

　　給大家分享一個數字，1997年的時候，企業的融資結構里面銀行資金占91%，基本上企業想拿錢沒有資管通道，幾乎是從銀行拿的錢。現在到2014年底統計，這也是參加50人論壇看到的一些數據，52%，融資規模在增加，融資比例在減小，誰給的錢？通過什么方式給的錢？

　　所以國家在2014年出來一個以國務院辦公廳的名義，是在行業里很罕見的方式，發了一個嚴格禁止影子銀行，它是在背后的銀行，表面上并沒有出現，出現在股東里、架構里都是一些所謂的信托公司、投資公司、基金公司、資本管理公司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引發另外一個問題是什么？背后的資金已經分不出來了，是銀行的？是券商的？還是信托的？是機構的？還是個人的？是一手的？還是二手的？這樣形成一個非常混雜的資金結構。帶來監管的問題是什么呢？鼓勵還是不鼓勵？限制還是不限制？到什么程度？實際上國家在一度還是放任，因為希望能搞活經濟，希望通過投資刺激經濟，這是跟經濟態勢是有關系的。

　　在這種情況下引發的第二個問題是，對金融的布局是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的？還是要堅持要走分業經營。為什么會有一行三會呢？就是把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這幾塊證券基金分割。我們五年前寫PE書的時候，在探討商業銀行能不能投PE，券商能不能投PE，現在在修改這本書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已經不是問題了。那會引來一個問題呢？國家怎么管？

　　已經有交叉，現在沒有一個大的銀行沒有自己的投資機構了，甚至我可以講很多的保險公司也都在開銀行，也有證券公司，很多號稱金融帝國，金融控股集團，這個根據國際的形勢來看也是一種大的趨勢，所以這么一個小小的事情的背后會引發這些對國家這些層面的思考。作為一名律師也會關注這樣一個變化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價值。

　　我們有的人可能不會關注這個，會關注個案，就是客戶找到他，他做了就做了，但是有的律師就會在這個時候關注，這樣的事情可不可以復制，這樣背后潛在的客戶會不會成結構性的，板塊性的批量的客戶，可不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對這個客戶，把這些產品推給他。從律師的發展的角度想的。

　　還有一個思考，在“寶萬之爭”里獨董華生披露了很多董事會、股東會會議的內容，他也表達了一些看起來自己獨立的觀點，但實際上是對某些方面或者主體有幫助的，現在直接面臨著對獨董這個制度的設計，和對獨董行為的限制和約束，這也是證監會現在在考慮的，肯定要從嚴。

　　所以這么一個事件作為證監會來說，在不應該表態的時候不會輕易去表態，也不會輕易處罰，因為它還沒有越過紅線，但是引發出來了問題，所以我們重大資產重組的辦法修訂了，我們的銀行資管、保險資管的辦法修訂了，下面獨董有關的規定也會修訂。所以就是一個小小事件引發了大的制度性的調整。

　　律師不是投機分子 要為當事人負責

　　再來給大家講一個案例，上市很難，很多人覺得上市是一個苦哈哈企業家從拿工資、拿利潤到拿資本市場紅利的過程。但是新泰電器卻成為因為欺詐，被明確勒令退市的第一家公司。

　　我們律師里有一個分支，他們天天關注有沒有誰欺詐股民。干嘛呢？只要這個信息一發出來，就關注這個股價的下跌程度，就會通過正常的渠道，或者一些資源的安排，跟這些股東接觸，說我來替你打這個官司，然后問上市公司要賠償，股價的損失就是你的賠償，因為它的市價成熟，因為它欺詐等等，有很多律師會專門做這一項工作。

　　我認為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投機商，我們不這么看，只要它是規范的，不是惡意的制造訴訟，我覺得這個反而會促進我們上市公司重視這件事。

　　我們在律師行業有時候同行之間會溝通，大家知道重慶當時的公安局局長叫文強，文強的辯護律師是我的好朋友，現在文強被執行死刑了，在他做文強辯護的這個階段確實受到很多的我們認為不應該受到的待遇，或者是一些評論。

　　我們曾經在一起開會的時候，我不做刑事跟他沒有競爭關系，但是對這個案子我還是挺關注的。還有另外一個律師叫高志成的，都是我們理事的。這個已經能公開了，可以說了，我說這個案子你認為文強一定會死嗎？然后他的第一本能是直接把手機電池卸下來，讓秘書把手機拿走，說現在可以講了，因為這個事我受到的外界對我的非議已經很多了。

　　有的時候律師做的一件事跟當事人的品行和他是否是罪人我們一定要分開，但是你不能變成用違法的手段去替他謀取非法的利益，這個是律師的度。所以有的時候律師是挺難做的。

　　馬蓉請了四個律師 均被拒絕

　　還有一個今年發生的非常小的事，曾經炒了一段，要不是女排奪冠，大家都只記得寶蓉之爭，就是王寶強和馬蓉，給大家講點背后的一點小故事，和個人隱私沒有關系，解釋律師在夾縫中求生存是有多難。王寶強請的律師叫張啟懷，是在朝陽的理事，我是副會長，我們很熟。還請了另外一個律師，在中央電視臺做法律講臺的，另外一個律師剛好是我管的理事會下面的一個秘書長，我說讓他來開會，我不知道他接了這個案子，我說對方有律師嗎？他說對方請了四個律師沒有人敢做，怕開庭被被別人打他。

　　這是真事，馬蓉請律師很難的。開玩笑說這個時候你可以要價了。反映一個什么心理？客戶跟律師之間，很容易用感情判斷事情，但是你說像馬蓉這樣的是不是擁有請律師的權利呢？是有的，但是她請的四個律師都拒絕了。

　　我要加快速度，給我的時間是八點半，現在七點五十了，講到哪再講我的小故事。

　　國企素質高于民企

　　并購重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不僅僅是律師行業，很多行業，很多部門在強調理念的時候都是正向的，有時候我說寫的最好的文章是黨中央的報告，那個格局，那個用詞，包括它對很多問題的表述，客觀來講超過了所有律師寫的任何一個文件，從這種文字和思想上的高度。我要說的是有的時候他們做出的政策和法律的安排的高度也好，對很多事情跟實際的結合度也好，都不夠，甚至會偏離大家會認為的公認的規律，我們一直在想為什么，這個事很正常，該做，但是為什么做不出來。

　　上次講課的時候講立法，它是一種國家綜合的運行體制的到最后的一個體現，同樣我們的并購重組也一樣，這并沒有形成文件的，而是內部的培訓會證監會的中層高層這樣的干部講的觀點，你看他這樣的觀點會發現理念真的是很先進，但是出來的制度一定要理解這里面的偏差。

　　在座的各位有一些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可能你們有的時候對國企，對很多體制內有一些感受，沒有工作的是感覺不到的，但是我們會有所感覺。在我們國家這樣的體制下，我認為在體制內的，在央企的他們很多人是庸碌無為的，但是后面通過工作我逐步發現，真正優秀的主體真的是共產黨，而且現在國企的平均素質絕對比民企要高，就算現在有些人還在頻繁流動，但是基于很多根深蒂固的體制的原因，也不是他們做不出來，是要兼顧歷史形成的東西。

　　現行體制下 重組工作很難在被“打招呼”

　　重組這一塊，我們也有同學在重組委，有時候跟他們聊天，經常跟我說他們的工作狀態，跟你們說你們都會覺得恐怖，工作已經結束了還經常會接到證監會的電話說哪一些項目明天要開會，我說你覺得做律師會是什么樣的？他說我發現這里面不是專業問題，也不是說我愿不愿意工作的問題，是必須要工作，這是任務，整個這個機器運作是非常隱秘性的，要考慮的是一個個案引發的示范效應，審批這個項目的時候要考慮誰會照搬這個案例，雖然我們國家不是案例法。有的時候我們看起來很光鮮的工作背后是非常苦的。他們做出很多東西，我問他們，因為問的比較直接，我說有沒有人來安排這個事？會怎么做，那你怎么做？或者這個事純粹是出于個人感情去做，說在現在體制下已經不可能了。

　　我的同學做了兩年了，他審了大概有七十個項目，沒有任何一個領導說這個事情你應該怎么辦，但是一定會有溝通，說我們現在對這一類事情會把握什么口徑和尺度。我想這也是政府相關部門監管的方式，通過什么去監管呢？通過專業人士，通過嚴森的機構去監管。所以重組委會擔負著部分的政府的職能，現在重組是從嚴的，在今年6月份之前通過率是92%，現在不到80%。

　　講講私募，我們老師在介紹我的時候，有一些私募方面的著作，在這個行業里面對私募法律的研究最多的一個。

　　從開春到現在整整七個月到八個月之間，這個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可以跟大家講這個比例的數字不是10%、20%的區別，是50%-90%的區別。8月1日，我們在這個行業里面叫八一大限，8月1日這一天如果基金沒有備案，或者登記了沒有產品，這個時候這個殼就沒了，進到證監會本來可以拿到一個牌照，但是最后消失了，兩萬四千多家最后消失了一萬多一點，發基金的比例從8月1日之后和之前比下降90%。所以這些制度看起來是名詞，就募集資金這一項，應該說是我看到的全世界最嚴的募集辦法。

　　為什么會這么嚴？你們都知道E租寶這樣的事件，前兩天律所帶了一個案件，17個人投了將近大概1億，中產階級，拿出來的錢是自己家里的錢，投到這樣的基金里面，這個基金前三個月每個月15%給你付息，到了第六個月之后逐漸隔一個月給你一次，慢慢錢就沒了，利息也沒了，因為這樣的事件全國各地很多，有跳樓，有自殺，有消失的。所以我們叫私募的野蠻生長。

　　到了這個階段如果國家再不去監管的話，很有可能造成的是老百姓的恐慌，比股市更可怕。股市還有可能出來，這個是出不來的，私募的老板沒了，不知道去哪了。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了這樣整個的監管。原來的私募是誰在管？發改委。今年我們的很多客戶確實能夠直接把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的，有資質有實力的這些機構留在這，把想混事，沒資質，沒資金確實能屏蔽。

　　現在我想探討的一個話題是什么呢？在成長過程中的一些基金拒之門外，把有一定的能力，還不夠，確實在規范經營的，因為比如在募集的問題上有難度，在人員問題上一定要有幾個從業資格，有一批企業也死了，這個代價和監管資金這個度應該怎么把握？邊界的尺度，從行業人士來說，我們覺得還是有一些過了。

　　私募和公募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私募的活力和私募對整個民間的，或者說社會的資本的這種整合的作用，我認為很多機構和很多金融產品。這次的監管稍微有一點過，跟基金協會的秘書長探討過，他們認為先把這些牛鬼蛇神清出去，然后再慢慢養，說現在這個市場還是能夠滿足經濟基本面的需要的。從律師的角度來說，我們的業務是增加了，因為所有的基金去備案的時候都需要出法律意見。

　　我給大家講一個昨天剛發生我們自己的一個故事，客戶的故事。資金里面有幾個特性里面其中有一個特性是剝削性，馬克思說從頭到尾是帶有血的，是嗜血性的，一定要剝奪資金之外的資源，來滿足平衡收益。最近我們有一個客戶，他是做什么的呢？做保險公司，大家都開過車，是德國的技術，所有的車壞了之后發生事故會去保險公司定損，現在保險公司應該定多少標準是粗獷的，做了一個系統，能夠把理賠額降到3%到10%，就這么一個軟件，看起來很簡單。清華有理科的，現在是技術革命的浪潮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現在很多自然學科的人出來說很快就能成為社會的主流，甚至在財富上一點不比做管理的差。

　　我再回到這個案例，他當時沒有錢，找了一個私募，這個私募給投了一千萬，答應借三千萬，說我讓你去做這樣的事情，這個時候作為企業家簽了這個協議，私募51%的股份，這時候并沒有找我們做律師，現在問題來了，這個市場發展特別快，他們第一單就簽了一個億的單子，跟客戶的合作模式是保險公司的理賠額減少的一部分給我，我們倆共同掙錢。所以它在國內技術絕對是第一位的，但是它現在最大的難題是它想發展，想有合作伙伴，這家私募不同意，說我是51%，甚至說你要跟我再談起這件事，我就以董事長的名義把總經理免了。我的客戶感到特別的危機，這個時候他們找到我們所，我們查了所有的信息、短信、郵件，包括簽的協議，經過我們團隊的論證，得出一個結論，當時獲得51%股份的條件是不參與具體的經營管理決策，但是這個事情并沒有寫成章程，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定位他的股份有點類似于優先股，而且如果到一定程度這個企業沒有上市，退出是要有固定回報的，清算是要優先清算的，優先股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現在在跟這家機構在談，最后得到基本上的結論就是股份可以保留，稀釋先稀釋你的，有點像萬科了，我們用別的投資方的要求，因為別的投資方不僅有資金進來，還有資源、市場份額進來，這時候就是一場博弈。創業者一定要保持多少個比例，原來你是一個財務投資者，那我們利用這種規則，這個工作做的很細，最后實現一個平衡，在前期退到一定比例，到后期一開始我們不退，慢慢我們同比例稀釋，把表決權讓給我們，雖然我們股份比它少，但是表決權在我們這，有些公司是可以實現表決、分配和持股三個可以不合三為一的。這樣的話我們就滿足了一個私募投資者和企業家的一個企業家的一個博弈。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私募、投資者他們跟企業家就是這種游戲規則。有很多企業家是很慘的，他們辛辛苦苦一輩子，從讀本科、出國、博士、博士后，出來三十一二了，然后再做點技術，然后創業，最后自己的股份無限制被投資機構稀釋。

　　再講另外一個清華系的企業家，當時他的企業要融資五千萬，要達到什么呢？又不想讓對方占到33%以上，要控制到67%，大家都知道公司法有一個條款，增資減資要三分之二通過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說怎么去設計一個結構，然后能夠你不掏錢我還能不斷地提升股份，這又是一個難題。

　　所以律師經常解決的是什么呢？在企業家看來這個事是死結了，你再出面，我們當時也覺得一籌莫展，覺得沒有辦法。到最后我們問他你現在有什么，他說我們有技術，說這個技術在誰手里？在我，在我兄弟，這個提醒了我們，最后我們用什么樣的結構呢？這個盤子先融來五千萬，五千萬進來應該占40%多，這時候再加一個，這個合作方案看起來跟我沒有什么關系，作為技術股進來，進程之后再達成一致。做資本市場的人一聽就明白，這是非常簡單的，但是前提是一定真的有技術，這個技術評估是可以適當做一些文章的。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都不是訴訟的，先說這個方面的，資本和企業家之間的博弈完全超出普通法律案件的范疇。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要從事律師行業的，你就要去研究這個行業里面和最后你解決的問題一定不是表面的法律問題，它是通過綜合的智慧和你在這個行業的積淀去解決問題的。現在很多律師沒飯吃是因為他不去研究專業，常常用傳統的做業務的手法，還是吃飯、進歌廳、洗澡。

　　現在我們國有企業在決策模式上已經變了，要求律所給你提若干個指標，包括規模、專業等等才能入圍，所以這個市場在發生變化，生存空間和生態空間也在發生變化，我覺得今后從業的人不要擔心認識多少人，人是慢慢積淀的，但是你身上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這是最關鍵的。

　　新三板發展速度太快，超五千家沒有交易

　　我們探討另外一個話題，新三板，知道新三板的舉一下手，因為我要決定我講的詳略。

　　你們知道有A股，A股有上交所、深交所，現在有北交的全國股份轉讓系統，對外號稱北京交易所，上海是主板，深圳有一小部分主板，也有中小板，也有創業板，深圳是我們A股最齊全的。北京就是新三板，我們做一個很不恰當的比喻，上市是作為單身漢找了很多老婆孩子，自己就發達了，但是新三板不是，我們形容它是把自己脫光放在一個地方看有沒有人來買你，是這么一個意思。所以新三板叫掛牌，其他叫上市。很多人拿名片出來說我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

　　曾經有新三板的領導希望能做成中國的納斯達克，納斯達克駐中國首席明確講了你們還不配和我們平起平坐。這個話我們自己要有一個清醒認識。新三板這是代表我們國家關于金融監管和市場發展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大躍進的例子。十年前剛剛有新三板的雛形，八年前中關村開始，現在已經有九千多家，整個主板和創業板、中小板加起來不夠四千家，很恐怖的。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這九千多家有五千九百多家一筆交易都沒有。在上面是沒有人買的。

　　所以我現在不敢說誰會為這樣的一個安排去承擔責任，但是它的機制設置是有問題的。

　　現在他們在積極地改善，把一部分分出來，說你們是優等生，然后給你進實驗班，在他們那叫創新城。這個反映了我們國家在金融監管的時候，一個是地方和部門主義在起作用，就希望把這個東西做成一個屬于在北京的一個系統，實際上這是非常狹隘的觀點。

　　納斯達克之所以偉大是全球性的，不排外的。我們這個市場國外的企業能進來嗎？我為什么對新三板提出這樣一個，當然它有一個最大的貢獻，把整個資本市場的基座建起來了，讓很多企業看到融資的前景，也讓資本市場形成一個強大的優質企業的儲備庫，現在很多上市公司去收購都是收購新三板的。但是它的發展速度太快了。

　　去年只有幾十家券商在做這件事，我的同班同學在做常務副總，我說我們有個新三板企業求你幫著做一做，他說實在對不起，我們每個人手里壓著五十個單子，只要是個企業，只要愿意上都沒有問題，都可以。所以現在才造成了將近六千家企業沒有人買，到了上面沒有人去認購它的股份，所以它每天的交易只有5個億，大概有的時候還兩三個億。

　　新三板的監管規則有問題 逼人造假

　　這個市場反映了它的監管尺度和邊界，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所以一定要有調整的。這個調整的方向現在我覺得他們有些還沒有解決，這么一個市場它要求入這個市場的合格投資人是500萬，已經登記的有500萬，有交易次數的只有5000人，很多人都是為了境內的創新城，這里面逼迫大家造假，一個政策在逼迫大家造假的時候它就是一個不太好的政策，甚至我們稱之為惡法。就像勞動法在2008年出臺的時候，它不是不好，是時機不對。

　　背后是假的的時候沒辦法，一定是有問題的，每次增發不能超過35個人，這也是有問題的，而且35個人要有500萬以上的。好比我進天安小市場要證明我有一百萬的信用卡才能進去，我炒A股去燕莎居然沒有人限制我。這是一個顛倒的邏輯，這種制度在設計的時候為了保護投資者，設計一個門檻，但是我覺得這個時代已經過了，應該調整。

　　還有幾分鐘跟大家分享一個互聯網金融，我相信跟在座的各位有可能接觸的會更緊密，我相信沒有幾個人不用支付寶的，不知道有沒有助學貸等等，我認為這是我們國家面臨的另外一個課題，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在立法上，在執法監管上是滯后的。我列的這些都是所有關于互聯網的立法的關系，但是它仍然存在下面這些問題。

　　給大家講一個例子，這種金融體制把人逼到什么程度呢？我是北大的，我一個哲學系的老鄉做了一件事，我這個額度沒了，政府要錢怎么辦？大家知道P2P兩個P是個人，2是個平臺，最后跟政府講一個故事，設計一個模型，說你要多少錢，我給你用P2P來解決，那邊的P是若干個你們這個縣這個市的市民，大家投錢，這邊這個P不好辦了，誰去借錢呢？我問他怎么解決的？他說我解決的是找了這個地方的城投公司的老總，某開發區管委會的老總，借完之后和公司形成一個債權關系，居然這樣的模式風靡全國，最后他連自己本職工作也不做了，覺得這個掙錢很快。我當時提醒他會有問題，當然他現在受到重挫。

　　我說的意思是國家在這個層面上，一個事情可以讓它有野蠻生長的空間和時間，但是不能一味地縱容這樣的事件往下發展，實際上這是害了一批人的。這和私募還不太一樣，私募是線下的，P2P是線上的，國家應該立法了。

　　跟大家最后再分享一個問題，我們中國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做法，我是來自于湖南的一個偏遠的地方，我們那的上市公司也不多，其中有一兩家是我們做的，我們也在想能不能多一些，沒想到國家真體貼，給了一個政策，說貧困地區首發新三班掛牌發債并購重組都開通小通道，中國人很聰明，現在出現有一批證券公司開始自己設殼，越偏的地方越好。

　　說怎么判斷呢？給大家說一個真實的笑話，說你的日程要幾天到達，說我一天就能到達，不行，太近了。你的關系幾天能到達？通過交通工具正常到達需要幾天？說要三天，好，就在這個地方試。這都是一個什么邏輯？在政策紅利空間，就是說這個地方更窮。

　　我們評判一下是不是應該這么辦？很多人說應該，但實際上忘了市場經濟最大特點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一定是在門檻上平等的，你不能有尋租空間。這是多大的紅利，早一年上市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們國家有的時候決策的模式，這是一個正式的文件，雖然不是什么條例，是發布的文件，有法律效力的，在法律淵源里面是屬于一種的。我覺得國家在這個層面上，大家在考慮問題的時候還是有所欠妥。當然也許這個政策背后出臺有它的很多背景和無奈的地方。

　　我是我們那第一個考上北大的，也是第一個做律師的，現在大家慢慢都忘了我是北大的，都知道我是做律師的，是我們縣免費的法律顧問，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是非常耐心的，都是我親自來解答的。

　　我曾經幫過我們很多老鄉在海南等地方打工，有時是死亡，有時是重傷，現在還有一批生活在底層的人。我有一個生活理念給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從窮人過來的，現在也不是富人，至少生活解決了，最難得的品質是富人保持一顆平常的心，而窮人還保持一顆高度的心，這個是很難得的。

　　有一次我跟我兒子，我兒子16歲了，開車，我很急，前面有一灘水，我送我兒子，如果我要很快開過去旁邊有兩個老頭、老太太會全部濺一身，我跟我兒子在車上說遲到也不能這樣做，我兒子說爸你說得對。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一個開著比我更好車的人超車過去了，旁邊老頭老太太就罵他，褲子全濕了，下來一個比我還年輕的，相信那個車不是她自己的，因為那個車價值300多萬，她的年齡才20多歲。假設是她自己的，她的做法讓我很吃驚，說我趕時間，老頭你說多少錢吧。我也沒有出面，因為這事我也沒法去管，老頭的憤怒和那種眼神，在那一刻間她的這種人格已經完全徹底失敗了。

　　我今天說了很多都跟錢有關系，但我見過很多在錢的方面，然后沒有把自己的意志打倒的人。最后給大家分享一個創業板老板離婚的故事，也是來說明在利益和規則面前是怎么平衡的。這個老板上市之后跟他的愛人因為確實已經分居快十年了，他愛人一直在美國，就想離了算了。他愛人也不懂上市以后離婚對這個公司會有多大的損失，他就不同意離，說我們是不是稍微緩一緩，從法律上婚后的財產老婆自然占一半。

　　在這件事情沒有找上市的律師，找到我，我是他另外一些法律方面的合作伙伴，我從來沒有做過離婚方面的案子，但是他這個事情說只能我做，還不能找助手。我說這樣，我跟嫂子談一下，沒想到我談這個事談了十七次，最后離了，代價是一億八，比他自己預想的要低。這個女方沒有做任何對這個企業不利的事情，當付首付的時候，我說談的首付是20%，其他的五年之內付清，一個很不錯的條件，但是他自己告訴我，說我沒有三千六百萬，當時我很吃驚，我覺得他作為一個上市公司的老大覺得一定有這個錢，他說我為了讓我的這些兄弟們當時能買一些股份，把我的錢全借給這些兄弟買股了。

　　我說怎么辦呢？在這之前一直沒有跟股東說這個事，我說你這個時候可以說這個事，協議已經簽了，沒有法律風險，他跟自己七個股東開會，我參加了。這是我見到的這些股東們說這些錢一周之內給你湊齊，用自己最大的方式保全了這個企業，我看到他為什么成功，比我大兩歲，現在身價至少百億，他可以做到他老婆怎么吵怎么鬧，說找一個最好的朋友出面。錢借給員工把股賣了之后再回收，我覺得他收獲了他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他老婆到后面也跟他有生意上的合作。

　　有的時候看起來是困局，但是只要你用心去做，用自己擅長的能力做事的話一定會迎來很多柳暗花明的時候。

　　后面有些內容都是前面講過的，都是一些理論性的東西，我相信在這也是以一個曾經是隔壁的同學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法律這個東西是很精妙的，很愿意跟大家有更多的溝通。

　　我就先講到這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