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見習記者郭聰聰 記者張欣、程維妙 北京報道

　　不良市場具有逆周期的屬性，在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按下“加速鍵”時，催收江湖悄然壯大。

　　根據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披露的數據，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3.4萬億元。業內人士透露，如果將破產重組等潛在不良納入進來，規模還將進一步提升。

　　但催收業務本身極具復雜性，在債務人違約與債務人權益保護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近年不當催收、暴力催收逐步得到遏制，合規推進的另一面，傳統的法催電催業務遭遇收緊，面臨“光明頂之困”，催收市場格局生變。

　　“光明頂之困”：法催電催收緊

　　催收是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一個重要手段，主要包括自身催收和委外催收，目前主流是后者。相比自建團隊，委外催收成本相對更低，但第三方催收機構水平參差不齊，暴力催收事件頻發。2022年起，公安部等部門部署開展了打擊懲治涉網黑惡犯罪專項行動，瞄準“裸聊”敲詐、套路貸、軟暴力催收等犯罪活動。

　　以催收巨頭永雄集團為例，該公司于2023年5月被安徽警方查辦，26人因涉尋釁滋事罪被移送起訴；2024年5月，永雄集團宣布不再從事具體催收業務，將徹底轉型為一家幫助催收行業及催收公司發展的科技服務型公司。“這件事對行業影響非常大，各家都更注重合規，也更加謹慎了。”一位資深個貸不良資產業務人士說道。

　　作為催收的另一個主要手段，法催難度同樣上升。前述人士稱，2021、2022年前后，法催出現了一些新形式，比如集中立案制，當時很多地方興起互聯網法院的法催處置模式，給不良資產處置帶來了極大便利。但新形式也帶來新問題，根據民事訴訟法中的“協議管轄”，當雙方當事人糾紛發生后，可以在書面合同中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服務器所在地等的人民法院管轄。

　　“那兩年通過（這種形式）變相改變約定管轄，比如債務人在北京、金融機構在上海，但立案在新疆。我可能一共欠幾千塊，卻要跑到新疆去打官司，這種約定極大地損害了債務人正當的訴訟權益。”該人士表示，2024年7月最高法出臺了一份征求意見稿點名這種行為，此后不良處置司法處置難度再次增加。

　　管轄之外， 立案難也成為了桎梏法催工作的難題。

　　某中部城市區一級地方法官就曾告訴記者，從目前接收的案件來看，立案周期長達4個月，從立案到受理還需要一定周期。此前還有某法院2024年排案30萬件的傳聞，側面顯露出了立案所面臨的挑戰。知情人士還告訴記者，地方法院還曾為某從事網貸的民營金融機構限制了本年度的立案名額，超出部分將不予立案。

　　北京信用協會首席法律顧問卜祥瑞告訴記者，在不良處置當中，尤其是對公不良處置當中，債務人會通過失聯、拒不協商等方式逃廢債，此時通過訴訟形式獲得執行判決以確權，就成為了不良處置的無奈之路。

　　通常情況下，催收的施壓力度與回款額成正比，在電催法催均收緊后，催收方回款狀況下滑進一步反映到壞賬包的收購價格上，今年出現了不少“骨折價”收購的情況。

　　抵押物價值縮水也影響著收購價，多位受訪者提到抵押物貶損的問題。某中部省份的地方法官告訴記者，金融機構中常有幾百萬元的個人經營貸債權難以收回，但債務人拿來抵押的設備流通性很差，平均執行率低至10%。某司法拍賣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司法拍賣一拍普遍打七折，二拍再打八折。“很多房地產企業，幾千套房子連地塊一起拍賣，可能幾輪都拍不掉，最后只能申請執行人想辦法接盤，以流拍價以物抵債。”該工作人員稱。

　　中指法拍數據庫監測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截至11月底，2024年累計成交法拍住宅拍品數量約10.4萬套，總成交金額1471.9億元；較2023年累計成交9.9萬套增加約6.1%，2023年同期總成交金額1503.6億元，減少約31.6億元。房產拍賣成交量攀升之際，成交總額卻呈現出同比下降的趨勢，這一反差現象的背后，與抵押物價值的貶值緊密相關。

　　股權處置也有類似的問題。執法人員稱，由于股權的評估比較復雜，可能查封時還是上市的股票，等評估完了，公司就跌到其他板甚至不公開流通了。

　　“門派林立”：多家銀行自建催收團隊

　　市場格局正在演變。今年以來，交通銀行、光大銀行、微眾銀行、三湘銀行等銀行相繼發布關于催收人員的招聘信息，并設有較高的門檻。

　　例如5月29日，微眾銀行發布一則關于業務運營支持崗位的社招信息，該崗位的日常職責包括委外催收作業、品質合規性、催收強度的檢查監測，確保委外催收機構不良資產清收資源投入的及時性和有效性等。該崗位要求有至少5年委外催收管理或至少3年一線催收相關的工作經驗。 

　　5月31日，三湘銀行發布招賢海報，面向全國引入高級催收管理人才和高級電催人才。應聘這兩個崗位不僅需要本科及以上學歷，優先考慮金融、法律、財會等相關專業背景，還要有五年及以上催收管理工作經驗，并且需具備優良的賬款催收技巧，能獨立主導催收技巧培訓及催收任務指標達成。

　　對于銀行著手自建催收團隊，中國政法大學法與經濟學研究院教授、副院長徐文鳴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一是監管規范趨嚴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揮催收主體責任。“2022年原銀保監會制定的《關于進一步促進信用卡業務規范健康發展的通知》和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的《互聯網金融貸后催收業務指引》等監管規范，強調了壓實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催收管理主體責任和數據安全保障責任，并在隱私保護、催收方式等方面強化對第三方催收機構的監管，使得委外催收的合規成本增加。”徐文鳴表示，銀行業金融機構考慮到監管要求和成本因素，著力自建催收團隊。

　　二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優化信貸業務與審慎經營的自身需要。徐文鳴稱，為應對不良資產持續上行壓力，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實現信貸一體化管理，加強信用貸款業務審貸分離和貸后管理方面建設，自建團隊催收是加強貸后管理的措施。一方面自建的催收團隊能提高催收質效，降低合規性風險并維護客戶關系，另一方面自建團隊能加強對用戶數據池的分析，實現對前端審核、貸款部門的正向信息反饋，提升信貸業務質量。

　　三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提升盈利能力的需求，在息差下行、行業信用風險有所增長的背景下，催收成效對銀行業凈利潤有顯著影響，長期視角下自建團隊催收能提高回款率，作為銀行業金融機構“風險緩沖墊”的補充，有利于提升盈利能力。

　　記者曾統計18家銀行（包括6家國有行和12家股份行）2024年中期財報發現，有同比數據的14家銀行，零售不良率全部上升，零售業務風險也是多家銀行業績會的焦點問題之一。零售信用減值損失還會沖擊銀行利潤表現，例如一家股份行上半年零售銀行業務營收66.54億元，而信用減值損失 （計提）/轉回其他業務成本高達48.89億元，利潤虧損總額9.63億元，同比下降逾4000%。

　　銀行組建團隊下場催收，未來是否會替代委外催收成為主流？

　　徐文鳴分析稱，自建催收團隊相對委外催收具有不同的優勢，未來可能會同時并存。

　　他進一步解釋道：“一方面，委外催收能夠降低成本，有助于銀行分散風險，同時提供了責任緩沖，鑒于銀行的經營和風險管理要求，以及其資源稟賦優勢，委外催收可能具備更為顯著的優勢。另一方面，銀行自建催收團隊能夠實現更強的控制力、更好的客戶關系管理和更高的合規性，也有助于保障客戶信息安全”。

　　因此，對于中小銀行而言，委外催收往往是更佳的選擇。而大型銀行能夠承擔更高的合規要求和催收成本，可能會保持一定規模的自建催收團隊，針對賬齡短、預期回收率高的壞賬進行催收。

　　透明合規、仲裁執行是“倚天劍、屠龍刀”

　　催收市場體量是否會進一步增長？一位專業做綜合法律服務和不良資產投資處置人士預測，隨著經濟下行，各個銀行壞賬率會持續增加，未來催收市場規模還會繼續擴大，這是銀行的剛需。千機投行在報告中也稱，中國催收行業的發展前景依然廣闊，但面臨的挑戰也不容忽視。企業需要在合規與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通過提升專業能力和服務質量，積極應對市場和監管的變化。

　　這令金融機構的不良處置繼續承壓。面對不良資產的處置挑戰，各大金融機構在積極組建內部團隊的同時，亦在轉變傳統的處置思維模式。當傳統催收方式時已經難以滿足催收轉化需求時，催收的透明合規與變換司法處置手段或成為破局的“倚天劍與屠龍刀”。 

　　人工智能AI工具為催收業務帶來了新的可能，促使催收業務更加的公開化、智能化、法治化。例如在國內不良處置機構中排名前五的民營AMC中，就有兩家已涉水AI新工具。浙江東岸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不良資產處置管理與數字決策系統服務，通過自主研發的系統如東岸須彌系統，實現全流程數字化運營管理，也推動了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此外，海南海德資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也采用了以“大數據+AI技術”為支撐資產管理公司。

　　有銀行也已試水。例如浦發銀行引入的FICO CCS自動語音催收系統，通過AI技術來提升催收效率。目前技術提供方已有上市公司參與，比如神州泰岳就研發了泰岳智呼系統。今年上半年，該公司包括人工智能催收在內的AI/ICT運營管理業務貢獻了5.43億元的收入，毛利率為16.09%，同比增加27.06%。

　　“智能催收可以提升催收效率，一是可以減少人工投入；二是通過不同催收方式，可以提升觸達率；三是可以降低與欠款人的矛盾沖突，降低投訴率。”前述專業人士稱。

　　在司法催收中，各機構也紛紛轉向訴前調解、仲裁執行、分散訴訟等高效的司法處置方式。

　　卜祥瑞告訴記者，仲裁以其專業的判斷力、強大的拒斥力、完善的內控機制以及高效的執行力，或成為緩解法催立案難、周期長的有效手段。“據悉，在全國仲裁的60萬件案件中，涉及標的金額達11000億元，其中金融仲裁占比近三分之一，北仲、貿仲等大仲裁機構中，金融仲裁的占比更高。”

　　一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某國有大行已在商定通過與債務人達成仲裁協議，以求高效處置不良資產的內部計劃，并就具體操作事宜向地方仲裁機構問詢。

　　不僅對公業務，在化解個貸不良債務對金融機構的壓力方面，仲裁機構也在積極探索。例如，北京仲裁委員會于2024年8月成立了速裁工作專委會，積極回應商事爭議當事人對于經濟、便捷、高效解決爭議的現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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