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實用主義和中庸經濟學，實現可持續發展

　　文章導讀： 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國家而言，我們都要有雄心、有抱負。但這些理想與抱負不該是無力達到的，而是實實在在可實現的，“一帶一路”就是這樣的目標。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3期）

　　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

　　波蘭前副總理，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經濟發展研究機構及歐盟高級顧問，現任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智庫主任。著有《真相，謬誤與謊言：多變世界中的政治與經濟》。

　　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國家而言，我們都要有雄心、有抱負。但這些理想與抱負不該是無力達到的，而是實實在在可實現的，“一帶一路”就是這樣的目標。

　　我們需要務實的想法和可以實現的雄心壯志

　　對于一個不太富裕的國家來說，夢想要趕上富裕的鄰邦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不是想要立刻追上最發達國家。墨西哥人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夠趕上美國，斯洛伐克國民想要和奧地利一樣，愛沙尼亞人喜歡和芬蘭比較，越南計劃趕上泰國，而中國則是夢想能夠彌補曾經的時間差距、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想要趕上更富裕國家的愿望是消除發展差距的一個重要動因。但是，如果制定的計劃無法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人們會因此喪失信心。我們需要務實的想法和可以實現的雄心壯志，絕對不要把目標設定得太高，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圍，否則最終得到的不會是成就感和滿足感，而是挫敗和失落。

　　我所想表達的并不是限制人們的需求，而是在各種需求中力爭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在保持已有需求、產生新需求和實際滿足能力這三者之間達到和諧狀態。就如同提起未來經濟增長率的時候，最好是能夠給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留有更多的空間，同時讓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稍稍受些限制，從而達到整體和諧的狀態。出現過極度繁榮的國家與暴食者在某種程度上類似，吃得太多已經吃不下了。

　　再寬泛點說，若要力求在一定的經濟活動范圍中將社會滿足程度最大化，我們就需要從新實用主義找辦法，從社會和發展的角度審視新實用主義的精髓和方法。

　　把握新實用主義和中庸經濟學，

　　遠離過度、失衡、易生危機的發展模式

　　新實用主義，能夠將相關經濟政策、措施和普遍的經濟學原理概念結合，把握“中庸經濟學”的本質。“中庸經濟學”的含義就是讓人類、自然、金融、物質財富形成動態平衡。過去幾十年的動蕩皆是由于各領域的嚴重失衡以及失衡所帶來的嚴重后果造成的。我們一直處在不平衡的經濟環境中，始終是這里有了多余的部分，其他部分就會處于匱乏之中，但良好的經濟狀態能調節這種矛盾。因此，經濟活動一定要適度，通過“中庸經濟學”達到一種完美的狀態。

　　未來，我們會愈發需要中庸經濟學，遠離無節制的、不平衡的、容易產生危機的發展模式。過度、失衡、危機在人類社會和國家經濟進程中會反復出現，但是這種不健康的狀態只能偶爾發生，不該常態化。我們應當遵守規則，知道哪里必須停止，哪里可以適度改變，適應經濟發展機會；我們可以有適度的收入差距，但極端的貧富差距會破壞人民之間的團結，引發新一輪革命；我們要警惕瘋狂的市場營銷刺激起的消費欲望，這種欲望完全脫離了現實的有效需求。我們應當遵循規律，在改造自然、生產商品的時候不要做過頭，尤其是當消費使用這些商品已不能提升消費者的滿足感的時候。

　　新實用主義需要政府發揮協調作用，同時各國政府之間也要協調經濟政策，或者說是完善市場進程。有道是：“洗凈寶貝，倒清臟水，如果寶貝可以自己洗澡，那更完美，但我們絕對不能不給寶貝洗澡。”因此，我們需要調動政府干預經濟的各種手段，但是要牢記不可混淆經濟手段和經濟目標。保證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均衡發展十分重要，但是這仍舊只是一種達成目標的政策手段。我們需要推動，而不是抑制經濟均衡發展。

　　如果沒有小而強的政府，

　　寧要大而貴的政府

　　不要讓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算是老生常談，曾經就有過政府過度干預，導致沒能達成經濟目標的例子。畢竟，市場會出錯，政府和央行也是一樣，而且它們犯錯的頻率相當高。在這個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政府間乃至世界聯系愈發緊密的時代，政府的規章制度不僅僅是用來應對過去發生過的問題，同樣也應該面向未來。政府規章更多是為了避免將來可能發生的失誤、錯誤、監管疏漏或是欺詐，而不僅僅是去解決過去曾經出現過的問題。一旦出現上述問題，我們應當采取向公眾道歉、譴責相關責任方、解雇或懲罰，甚至將責任人送入監獄等手段。很多事故或者災難發生之后，相關技術監管都會更加嚴格，但是事實上應當在出事之前就做好這些，從災難的源頭扼制一切。發生一次墜機事故之后，航空公司開始注意從前未曾注意過的技術事務，但他們本來應該在空難之前就做好檢查；洪水沖破了幾十年沒有檢查加固過的堤壩，水利部門從那以后開始加強監控，但實際上他們本來應該在出事之前就做好檢查，從而避免災難。

　　系統有序的政府干預能夠彌補市場最基本的短板，彌補由此造成的過度失衡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絕不可以直接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政府干預行為一定不能損害私人利益，否則，日后的市場發展中，政府干預很可能會成為個別人滿足私欲的手段。令人倍感諷刺的是，如今政府干預越來越多地將一些私人的財產損失轉嫁到納稅者頭上，這是其不良的一面。

　　所有類型的市場經濟都存在裙帶關系，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的狀況比新自由主義市場更嚴重。政府制定法規、政策很多時候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這些冠冕堂皇的干涉手段和新自由主義市場中的所謂誠信交易一樣虛偽。

　　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法規健全，各個機構的執行力都很強，整個社會井然有序，就可以對抗這種不正當的干涉。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想要的“小”政府或者說“廉價”政府的原因，因為所謂的小或廉價，就表示政府沒有資產、能力弱，可以任意擺布。政府的調控功能足夠強大，同時機構又很精簡，這才是我們想要的政府。如果這種政府不可能存在，那寧可要“大”政府、“貴”政府，因為我們寧可要物美價高的公共服務，寧可讓政府多花些錢維護法律和秩序，也不要低價劣質的東西。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沒有制定出適當的戰略規劃，美國一定沒辦法改善窘迫的公共財政狀況，而歐盟也沒法在需要籌措資金的時候照看自己的后院。中國就很清楚經濟計劃的重要性，其處理相關問題時就是使用計劃的手段。目前的中國仍舊在制定五年的宏觀經濟計劃，但卻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計劃，而更多地變成了戰略性或者說指導性的經濟計劃。從一個階段過渡到下一階段，經濟計劃中命令成分少了，同時市場成分越來越多。印度采取的也是指導性的規劃，雖然沒有完全放棄經濟管制政策，但是管制力度逐漸放松，經濟計劃的實行平穩而合理，有效避免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