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發現的這個結論對的話，它對我們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如何在不損害GDP增長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減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關鍵是提高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減少政府行為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如果我們能夠把全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或者說政府的行為方式，推進到浙江這樣的省的水平，那么我們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長率，同時又可以大大減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與此相關，政治體制改革就變得非常的重要。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約束起來，讓各級政府在法律邊界內行事，這樣就可以減少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建立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如果政府能按照規則去辦事的話，無論生意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預測政府的行為，把握自己行為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極高的壟斷性利潤、少數人賺大錢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

　　這方面司法的獨立性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沒有司法的獨立，要建立法治的經濟是無法想象的。

　　我們還要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和對市場準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資源，而我們又讓市場決定個人收入分配的話，結果一定是大量的資源價格以利潤的形式變成了少數個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對資源的控制，不僅損害了效率，而且也損害了公平。政府對市場準入的限制，很多事情只有一部分人能做，一部分人不能做，保護了壟斷利潤，也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我們不要以為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一定是負相關的。如果按照正確的方向改革體制，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對教育投入的增加對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證明，現在個人的收入越來越與其教育程度相關。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長越快。如果政府想幫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話，最好的辦法是提高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義務教育無疑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也應該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時，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大學教育，要給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允許大學自主確定學費，向高收入階層收取較高的學費以便有財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我們國家現在的情況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學，學費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學生支付的學費越高。那些收取高額學費的三類大學(三本)基本上都是農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經證明，我們用財政轉移支付減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用市場的手段減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們仍然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對中國而言，離開了發展，不可能解決公平問題。如果我們把創業的人嚇住了，沒有人愿意做企業了，貧困問題就會重新出現。我要特別提到一點，新的勞動合同法的一些條款，可能對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有致命性的傷害。這個法律出發點也許是對的，為了幫助低收入階層，為了幫助工人群體，但最后的結果可能是，這個法律帶來最大傷害的是低收入群體，包括農民工，以及城市中的一些普通工人。

　　(本文由演講者本人修訂和補充)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