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困惑是政府支出與收入差距的關系。政府轉移支付的目的是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貧富懸殊，所以理論上講，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話，這個地方的收入差距應該小一些才是，但跨地區的數據也給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結論。如果用橫坐標代表政府花的錢占這個地方的GDP的比重，縱坐標代表基尼系數，我們發現，政府花錢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數也大，也就是說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個困惑是利潤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在計劃經濟下，個人在初次分配中獲得的收入只有勞動所得。在市場經濟下，不僅有勞動者所得，也有資本所得，企業家賺取的是利潤。改革開放后個人收入來源多元化了，利潤甚至成為一些人的主要的收入來源。我們自然會想到，如果利潤在GDP中的比重高的話，這個社會的收入差距自然會更大一點。但我們發現跨省數據不支持這個結論。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我算出各地區GDP中勞動所得、利潤、生產稅和折舊四部分的比例。大體上講，剔除了稅收和折舊之后，全國勞動所得占GDP是三分之二，利潤占三分之一。但各地區的差距很大。我們的第一個發現是，利潤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的收入越高，收入增長的速度也越快。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利潤可以刺激投資和經濟活動。奇怪的是，我們發現，平均而言，利潤在GDP總量當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潤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數越大。

　　第五個困惑是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如果說市場化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擴大，那么，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主導作用越強的地區，收入差距應該越小。事實上，我們發現了相反的結果。使用樊綱他們提供的2001年各省市場化指數和世界銀行提供的同一年各省的基尼系數，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平均而言，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這就是我總結的五個困惑。我們怎么解決這些困惑？自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的擴大與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隨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謂的合理的差距是指為了經濟成長和效率的提高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付出這個代價仍然可以維持同樣的經濟效率和收入增長。當然，我們是不是愿意追求這樣的效率和收入增長，那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從經濟學上來講，我們要關心的是，我們的經濟是不是處在增長和收入差距的有效邊界上？

　　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講一個基本的理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rrlees教授對經濟學的貢獻之一是，效率與平等之間的矛盾來源于有關個人能力信息的不對稱。如果政府知道每一個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過對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額稅或提供不同的定額補貼實現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比如說，工作同樣的時間，你可以創造200元的價值，我只能創造100元的價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額稅，然后補貼我50元，我們兩人就可以實現絕對的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個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辦法使得每個人的貨幣收入相等，事實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間也是不平等的，因為為了獲得等量的收入，能力高的人只需要花較少的工作時間，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用于休閑娛樂。所以Mirrlees說要實現平等是不可能的。這就出現了效率與平等的矛盾，信息經濟學上稱為配置效率與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達到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讓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獲得更多的信息租金 (收入)；反過來說，如果你想減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資金，你就必須扭曲資源的配置效率。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