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貧困人口比例的降低，跨省看的話，它與每個省的GDP的增長有顯著的關系。GDP增長越快的地區，貧困人口減少的速度越快。這印證了鄧小平的一句話，“發展是硬道理”。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長、幾乎每個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擴大了。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基尼系數按照現在的統計都是上升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按照世界銀行的計算，全中國的基尼系數2001年接近0.45，但如果城鄉分別計算，城市是0.37,農村是0.33，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都遠低于0.4。即使全部人口的基尼系數，如果把生活費用的差異考慮進去,不到0.4。這就是厲以寧教授講的二元結構帶來的統計方面的問題。

　　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是 “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這里有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過去30年的改革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我個人的答案：是的，但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我認為，盡管改革30年不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擴大了，但中國社會的公平程度大大提高了。我講的是公平程度包括機會均等。衡量社會公平的指標之一是收入的流動性，也就是不同收入人群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的。根據斯坦福大學Pencavel教授的研究，中國收入的流動性大大提高了。如果把城市人群按收入劃為五個組，我們發現，1990年最高收入的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屬于最高收入的人群，而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1990年最低收入的人群也只有49.6%的人到1995年的時候仍然屬于最低收入人群，其他50.4%的人都已經跳出最低收入階層，其中2.1%的人進入最高收入人群。這意味著機會均等大大提高了，收入差距擴大并不是富人總是越來越富，窮人總是越來越窮。

　　對比一下美國。美國在1993年處于最低收入的人，1998年仍處于最低收入的是70.4%，而1993年處于最高收入的人，1998年仍然屬于最高收入人群的比例是50.1%。這兩個數字都遠遠高于中國的數字，說明中國收入的流動性比美國還高。

　　現在有關收入分配的爭論越來越多，涉及到怎么評價我們的改革成就。發展還是不是硬道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是否正確？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應該堅持？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重要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回答從跨地區數據分析中得到的幾個困惑。

　　第一個困惑是有關GDP的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中國基尼系數的擴大是伴隨著收入水平的增長而來的。那么，收入差距是不是都是為了實現GDP增長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從跨地區的數據看，不完全是這樣。如果我們用橫坐標代表各省人均GDP，縱坐標代表2001年的基尼系數，我們發現人均GPD水平越最高的地區，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是越小。如果從人均GDP的增長率來看，也是一樣的。平均而言，人均增長率高的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是比較小，特別是浙江、福建、廣東這些省份；而那些收入增長率比較低的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較大。

　　第二個困惑是國有經濟規模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因為國有企業更接近于按平均勞動生產率支付工資，所以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相對小，而私有企業是按照個人的邊際生產率支付報酬，收入差距比較大。一個自然的推論是，國有部門占經濟總量比例大的地區，收入差距應該比較小。但我們看到的數字跟我們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如果橫坐標代表一個省所有的就業人員當中國有部門的比例，縱坐標代表基尼系數，我們發現，平均而言，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地區，收入差距越大。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