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命運與法律成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每一步都與法治建設的成長息息相關，而作為這場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主力軍——企業家，他們的命運與我國的法律制度的成長和建設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文 趙旭東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企業家成為這場猛進浪潮之上的弄潮兒，這些在中國商場上長袖善舞的企業家，有的是改革開放之初突破舊有體制的中堅力量，有的是響應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下海浪潮中的善泳者，還有的是新經濟迅速躥紅背景下的技術精英。他們中，有的功成名就、事業長青，有的則榮辱升沉、曇花一現，甚至鋃鐺入獄，命運各不相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每一步都與法治建設的成長密切相連，而作為這場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主力軍——企業家，他們的命運發展與我國的法律制度的成長和建設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法律制度成長的過程中，一些企業家以超人的膽識和敏銳的商機意識，游走在一些給他們帶來了超額利潤的法律真空地帶(甚至是禁區地帶)。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企業家們在這些邊緣地帶的不斷努力和探索，甚至是用自己的犧牲來喚起人們對一些制度建設，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設的關注和思考。

　　如年廣久，作為我國第一代企業家的代表，他帶有絕對的草莽性格，一種天生的追逐利潤的商性使他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認，年廣久們的成功在當時是具有示范效應的，因為人們看到了做企業、經商可能帶來的巨大財富，這種效應一定程度上成為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軌的重要引擎力量之一。

　　而恰恰是這些年廣久們在沒有《公司法》等最基本商事制度的社會環境中的不斷探索，催生了1992的《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以及后來的《公司法》和《合同法》等；

　　可以這樣說，中國的企業家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拓荒者，不管他們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他們都用自己的經歷為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積累了特別的經驗和教訓，用自己的實踐為未來市場經濟的推進鋪平道路，甚至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為中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提供正反方面的借鑒。

　　但是，不可否認，從一些企業家隕落的個案中似乎可以發現法律對于這些企業家命運影響的另一個影子，即法律似乎變成了對這些企業家治罪的一種工具，很多企業家并不是倒在硝煙彌漫的商場上，而是倒在了法律責任的血泊之中。當一些企業家的行為張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隨著社會對他們關注度的逐漸提高，他們的行為會逐漸透明化，當他們的某些原罪性行為逐漸地曝光和積累之后，社會的忍耐力也逐漸到達盡頭，最終讓他們退出舞臺的依據往往就是法律。他們最終被抓或者被繩之以法的違法事由可能僅僅只是其光輝事業中的一個小問題、小插曲，也許這些小問題在當時的行業中司空見慣，但違法的慣狀絕對不是個案開罪的理由，因為他們確實是違法的、確實是夠加刑的。

　　對待這些企業家，此時的法律似乎又成了他們事業的終結者。當然，除了固有的制度和法律不健全的外部因素成為他們從事違法行為的誘因之外，也有企業家自身的問題。因為越是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時候、越是在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狀態處于不確定狀況時，企業家的個人素質和自身道德的約束力就成了決定其命運的關鍵因素，當沒能很好地約束住自己時，往往也就踏進了原罪的泥潭。

　　法律之于企業家，也許是詭邪和嚴酷的，但是完善、科學的法律制度絕對是企業家持續健康成長的必須土壤，前面倒下的企業家就是為了讓后面的企業家不同樣倒下。游走于法律邊緣地帶的經歷也許能使當時的企業家感到一時的興奮和滿足，但邊緣地帶終究含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而企業的長期持續發展則需要建立在對規則能夠合理預期的基礎之上。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被自覺地遵守了、被公正地執行了，企業家的命運也就更加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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