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琪
如果我們能親自掀開那些幕后作坊看一看,不用任何檢驗儀器,憑常識就能判斷——這些不應該被送進嘴里:皮鞋下腳料、工業色素、石膏、激素、地溝油,或者其他本應在化學實驗室的瓶瓶罐罐里待著的物質。工業時代的分工精細化以及地理位置的遙遠,打破了食品供給原本在村莊或是家庭內部的鏈條。在現代化的中國卻出現了分裂的圖景:一方面我們以經濟迅速崛起、生活方式時尚前衛自居,在食品方面卻希望迅速退回到小農經濟;另一方面各種造假食品、藥品充斥社會,以及人們在狂熱地索求養生知識。
城市人開始羨慕農村人的好,恨不得能在農村里攀到生產不同食物的親戚。于是一小伙城市人組織起來,跑到城市邊緣,尋求農民兄弟給自己養一頭吃正常食品的豬;另一幫人結成小組,到養殖場專門指定安全的奶牛,供給幾個家庭牛奶。有院子的人開始種菜,沒院子的人在陽臺上創造條件也開始種菜。在食品供應上,我們逐漸開始形成這樣一個邏輯——只有我自己生產的東西才是可靠的;如果我自己生產不了,那么我自己親眼看見的東西才是可靠的。現代商業社會拓展了幾十年的中國,原本以為商業機理已經深入骨髓,可是當談到有關嘴巴的問題時,關乎交換的法則和信任精神,早已坍塌。
如果打開動態的《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形勢圖(2004~2011)》,發起者吳恒用藍色表示安全,紅色代表危險,便可以看到中國地圖上絕大部分區域,或濃或淡的紅色在閃現。越是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東部地區,紅色越深;商業侵染越少的地方,則相對安全。在公眾經歷過蘇丹紅一號、二惡英、三聚氰胺等各種化學物品侵蝕后,“毒膠囊”事件只不過將紅色染得更深了些而已。化學物品很多時候被毫無忌憚地摻進食品、藥品送進消費者嘴里,老百姓的化學知識在近些年里隨著造假食品而得到普及。如果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毒時代”,某種程度上并不為過。經濟繁榮帶來欺詐空前,我們的社會到底缺失了什么?
在法規和行政監管漏洞明顯的機制中,純粹的商業動機有著天生缺陷。即使是在西方經受過新教倫理長久洗禮后的成熟資本主義,它的理性并不能遏制逐利的沖動。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阿姆斯特朗發明了著名的普強實驗,他的結果讓人們再次將政府和法律的監管作為鉗制商業越軌的基石。
阿姆斯特朗某天從《科學》雜志上看到曾在美國市場上銷售的藥物帕納巴的故事。該藥從1957到1970年在市場銷售,有可靠數據說明,帕納巴藥效不佳,曾經明顯給病人帶來傷害,但是制藥商普強公司為了每月多賺100多萬美元,想方設法隱瞞事實,拖延帕納巴的撤市時間。
讓阿姆斯特朗教授不理解的是,在普強公司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斗爭的過程中,普強公司曾經召開了一個特別董事會決定公司應對策略,結果董事會不僅決定繼續銷售帕納巴,而且決定積極采取法律手段來盡量延長藥品的銷售時間。也就是說,董事們明明知道帕納巴害人,卻為了利益阻擾法律和行政的監管,繼續銷售有害藥品。
阿姆斯特朗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案例,他相信如果讓學生扮演股東角色,自己的那些未來將是商業精英的學生們肯定會有不一樣的選擇。在他向挑選出來的學生和商人們講述這個事件時,97%的人都贊同普強公司的行為不負責任,但是當他讓學生們扮演普強公司的董事時,79%的“董事會”成員選擇繼續銷售帕納巴。接下來的實驗中,即使阿姆斯特朗特意強調假藥在殺死病人,仍有75%的“董事”選擇盡可能延長銷售時間,以便每年多賺1900萬美元。
“我被驚呆了,我的學生們明知藥品在殺死病人,他們的選擇卻與普強公司管理者完全相同。”學生們也對自己的選擇沒有承擔社會責任感到羞愧,但是仍然不改變他們的商業決定。后來阿姆斯特朗又把這個實驗重復了很多年,結果都大同小異。這個實驗成為經典的教學案例,其后在10個國家重復進行了91次,結果都驚人地相似。
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善良的人在履行自己職責的時候,也會做出邪惡的舉動。即使在法制和規范下走向理性的資本主義,商業個體一旦能夠找到逐利的突破口,宗教倫理或是道德自律,都變得蒼白無力。
于是,盡管社會往前推動了上百年,又回到了20世紀初美國第一個消費者保護機構FDA形成時,政府和公眾達成的共識——商業不能同時滿足兩個目的:一方面極力賺取利潤,一方面保護消費者不受商業的野蠻行為和劣質產品的侵害。食品和藥品安全與否,是衡量一個社會公共政策好壞的檢測器,政府作為監管方的責任難以推卸。
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也應該是一個事關每個個體的社會議題。在網絡上發起對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統計的吳恒,在倡議網友們一起來關注這個問題時,引用了約翰·多恩的一段話,它在我們今天讀來,別有深意——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如果海水沖掉一塊,歐洲就減小,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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