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平 攝影：蔡小川

　　核心提示：突然曝光的鉻超標事件，讓膠囊之鄉浙江省儒岙鎮陷入了恐慌和迷茫。鎮上每個人都避諱用“毒膠囊”來稱呼這次風波，因為這是他們賴以生存半個多世紀的產業。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小鎮的膠囊產業經過了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變遷，有技術的驅動，有資本的推動，也有政府的主動設計，但卻始終沒有擺脫小鎮工業的后遺癥。

　　曝光與應對

　　央視的《每周質量報告》是周日中午播出的，4月15日，對于坐落在浙江東南山區的小鎮儒岙來說，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43家生產膠囊的工廠都在正常運轉中，生產線上忙碌著幾千名工人，他們大多是當地的農民，超過一半的人是家庭婦女。由于膠囊生產中對原料的溫度有著嚴格要求，生產線一旦開動，就是24小時不間斷運轉，工人們也都是三班倒，騎著自行車和電動車往返于家和工廠之間。

　　從我們接觸的十幾個采訪對象來看，第一時間收看節目的人并不在少數，至少包括兩個做明膠代理的本地商人、兩個大型膠囊廠的老板、一個膠囊銷售經理，他們給出的解釋很一致：“做這一行年頭多了，對質量問題很敏感，這個節目是每期必看。”只不過，這一次看到的鏡頭讓他們大吃了一驚，曝光的企業就在自己身邊。節目還沒有播完，小鎮上就炸開了鍋，幾乎所有跟明膠生意有關的人都被打爆了電話。

　　鎮上最大的一家膠囊企業天龍公司的老板娘王柏芹負責生產，她的丈夫、董事長王偉良是新昌膠囊協會的會長。當天中午，王柏芹也在公司里，她馬上召集車間負責人和檢驗科的人到辦公室看電視，兩年前花60多萬元買進的那臺原子吸收光譜儀讓她吃了一顆定心丸。那是一臺專門檢測重金屬鉻的儀器，國產，“進口機器的話至少要100多萬元”。2010年10月1日正式執行的《中國藥典》(2010年版)中，明確將膠囊定性為藥用輔料，并且確立了鉻含量不得超過2mg/kg的新標準。就在當年7月，經常外出學習考察的王柏芹決心購買這臺機器，并且花錢從外面請專家來培訓。“很多人都說我們是瘋子，但我們想做百年老店，就得著眼于長遠。”坐在簡陋的辦公室里，王柏芹向本刊記者語氣堅定地描述著他們夫婦的夢想。

　　天龍公司坐落在浙東南低矮的山巒中，紹興市新昌縣以南20公里，104國道邊上一個叫儒岙的小鎮，岔路口豎起的大廣告牌寫著“中國膠囊之鄉”。數十家膠囊廠的大招牌錯落分布在半山坡的工業園區里，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象，我們平時吃的膠囊藥，很可能就出自這些毫不起眼的簡易廠房里。按照當地協會提供的數據，儒岙每年的膠囊產量是800億粒，約占全國膠囊市場的40%(不只是藥用膠囊)。

　　4月18日，事件曝光3天后，我們在天龍公司的檢驗室里見到了那臺機器。檢驗科的女科長給我們看了過去近兩年時間里的檢測記錄，從2010年7月15日機器試用開始，一直到最后一批產品的檢測日期是2012年4月14日。大概每隔四五天就要做一次檢測，每次一般會抽取11個產品樣本，我們看到的鉻含量數據基本都在1mg/kg以下，她解釋說，這是廠里自定的內檢標準。“但是，并不是每家企業都配備這樣的機器，有的即便是有，也很少真正使用，人工培訓要花錢，檢測起來很麻煩，至少兩天才能出結果。檢測時所用的一種輔助材料也要花錢買，損耗還特別快，這種機器還特別費電，光是電費也要不少錢。”王柏芹語速極快地列舉著各種原因。新藥典頒布后，為了解決鉻檢測的困難，協會出資買了一臺機器，租用新昌縣藥監局的房子，放在縣城里，企業繳費使用。可是，效果并不好，原因除了上述那幾條，還有一條很關鍵，“有的藥廠為了降低成本，明確要便宜膠囊，他們也知道不合格，何必去自找麻煩”。業內人士提供的數據，正規藥用明膠生產出來的膠囊，每萬粒的價格不會低于100元，而用劣質工業明膠做原料的膠囊，價格低至三四十元。

　　秘密調查的央視記者，喬裝成藥廠的采購員，給出的收購價格就是每萬粒40元。直到4月15日的節目播出，鎮上的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住在華星膠丸廠對面浙東旅館里的年輕人，真實身份是記者。有業內老板回憶說，他們幾個月前就在鎮上出現，放出來的話是至少每天500萬粒的業務量，華星的銷售經理以為撞到了大客戶，還經常主動跑去請他們吃飯。

　　節目剛播出完畢，華星廠的門口就忙碌起來。不同于集中在工業園里的企業，這家工廠位于小鎮唯一一條主干道上，以前是鄉鎮辦的集體企業，后來轉制，由廠長潘鋼超接手。轎車、小貨車、面包車、廂式貨車匆匆進出華星廠，甚至連手推板車也上陣，空車進入，裝著滿滿的紙箱出來。他們在轉移產品和原料，只可惜這一切都被守在馬路對面的記者用攝像機記錄了下來。根據后來當地警方披露，華星膠丸廠在曝光后的90分鐘內，共使用10輛貨車，轉移了271箱成品膠囊和大量原料。其實，匆忙應對的還不止華星一家，一位要求匿名的當地人告訴我們，當天下午，他的很多有貨車的朋友就被招呼到鎮上，幫忙轉移產品和原料，一直忙活到深夜，“大部分拉到鄉下親戚家，也有拉到縣城的朋友家，只不過沒有錄下來罷了”。

　　除了轉移產品，鎮上做明膠代理的商人一夜之間跑了一大半，包括一部分膠囊銷售經理。“也不一定人人有問題，但大家都想避避風頭。”一位做了十幾年膠囊銷售的經理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們，“現在手機打不通或者關機的，基本上就是去外地了。”當天傍晚，儒岙鎮的膠囊廠收到了停產整頓的通知。第二天一早，當地藥監局和公安局的執法人員趕到儒岙的時候，小鎮已經恢復了暫時的平靜。

　　老板們或許沒有意識到，一場更大的“毒”膠囊風波才剛剛刮起。

　　4月17日夜里，第一次打電話給王偉良的時候，他有點興奮。“國家藥監局副局長帶領的督查組剛剛到新昌，表示沒有問題的企業會盡快復產。”在過去的兩天里，作為協會會長的他忙著在政府部門奔走。“這樣搞‘一刀切’，單我們廠一天的損失就有30萬元。”令他擔心的還不只是眼前的損失，而是如果藥廠訂單轉移到別的地區，再爭取回來就很難了。

　　可是，直到4月22日，我們離開新昌的時候，膠囊企業還沒有接到復產的通知。相反，隨著檢查力度加大，登上“黑名單”的膠囊企業越來越多，在儒岙鎮至少已經達到了8家，并且已經吊銷了華星、卓康和新大中山三家膠囊企業的藥品生產許可證。被警方控制的涉案人員中，正式批捕的已有9人。有采訪對象感慨，這幾天大家聊天的話題都是“誰又進去了，誰又出來了，誰又跑了”。

　　 　　儒岙鎮很小，沿著主干道走一趟不過20分鐘，沿街的店鋪很破舊，看得出，膠囊除了讓少數人開上奔馳、寶馬以外，并沒有給這里帶來普遍的繁華富裕。全鎮不足3萬人，從事膠囊產業的就有近萬人，除了在廠里做工人，還衍生出了一些小店鋪，有做膠囊機械配件和維修的，有代理明膠原料的，不過現在全部關了門。鎮上沒有像樣的賓館和餐館，外來人口幾乎沒有，做業務的銷售人員也基本是當地的年輕人，沒有底薪，只有不高的銷售提成。在鎮上走訪，幾乎沒有人肯跟記者交談，他們用狐疑的眼光打量著我們，三五成群地小聲議論著，一旦走近就閉口不談，生怕再次被偷拍。幾乎每個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都發著牢騷，在他們看來，膠囊不過是謀生存的活計，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大家關心的都是如何提高產量和打開銷路。以前只是作為藥品包材，最近兩年才納入藥品輔料行列，各項標準不斷提高，需要檢測的成分和數據也不斷更新，而他們，包括基層的監管者，都還在不斷追趕過程中。

　　技術驅動與資本力量

　　提起儒岙鎮膠囊生產的歷史，大家往往會把手指向鎮上一棟3層高的白色別墅，那是潘光明的家。潘光明的兒子潘興法告訴我們，1953年，在上海一家美國制藥公司當工人的父親回到老家，用銅筷當模具，用扇子當鼓風機，開始手工生產空心膠囊，父親還把這項技術傳給了蘇州第一制藥廠，開啟了中國藥用空心膠囊的歷史。后來，父親甚至還因為在美國公司工作的經歷被打成“走資派”，被勞改長達10年。

　　我們兩次來到這棟深宅大院前，出來開門的都是潘光明83歲的老伴。老太太情緒激動地用當地方言表達不滿：“一輩子心血打造起來的膠囊生產，卻被那些只顧賺錢的老板毀了，怎么向老頭子交代。”潘光明早在1980年就因車禍去世。1984年，他唯一的兒子潘興法創辦了一家膠囊廠，取名“創始”。潘興法不愿意多談，他在電話里表示，現在只有“說不出的心痛”。創始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也曾紅火過，但后來經營不善，逐漸走下坡路，前幾年，潘興法已把大部分股份都轉讓給了一位張姓老板。4月21日中午，我們在創始公司的董事長辦公室里見到這位張老板，他顯得有些拘謹，兩位上了年紀的工作人員剛剛在廠外的垃圾堆上焚燒了一些資料。就在前一天晚上，當地藥監部門公布的問題企業上，出現了創始公司的名字，但張老板推說“這是個誤會”。我們就此向潘興法求證，他氣憤地回應：“是手下一個人在原料里摻了問題明膠。”

　　創始公司誕生的1984年左右，是儒岙明膠生產的第一次升級，從單個的家庭小作坊到小工廠，雖然仍是手工生產，但最起碼出現了第一批膠囊老板。51歲的王偉良也是這時候創辦天龍公司的。他高中畢業后做過兩年油漆工，后來販賣兔毛掙到了第一桶金——2萬元。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做膠囊銷售員，“賣1萬粒提成兩塊錢”。很快，他就花5000元承包了一個小廠子，“當時全國做膠囊的企業都很少，手工制作產量也不高，一天只能出十幾萬粒，根本沒有假明膠，銷售基本不愁”。辦廠的第一年，王偉良的銷售額就做到了20多萬元，凈賺三四萬元。

　　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儒岙膠囊都處于一種平靜而熱鬧的氛圍中。家家戶戶做膠囊，男女老上齊上陣，但因為產量不高，供需雙方是一種穩定的市場關系。平靜在1995年被打破，這一年，橫渡橋村的村支書王全來，自己研制出來的半自動烘干線試用成功。

　　已經65歲的王全來向我們回憶，以前做膠囊，烘干都要用小推車推到一間小房子里進行，出來還要用人工一個個從機器上拔下來，費時費力。他是個愛琢磨機器的人，花了幾年工夫制造出來的生產線，用機械傳送帶直接送入烘干程序，大大解放了人力，每天的產量從十幾萬粒一下子提高到了60萬粒。他是儒岙鎮橫渡橋村的老書記，從“文革”時就做生產隊長，當時已經接手了村辦的集體企業月山膠囊廠。

　　王全來帶領儒岙的膠囊生產進入半自動時代，解放了生產力，第一批誕生的小企業終于有了工廠的樣子。1997年，王偉良到處湊錢，引進了王全來的兩條半自動生產線，產量翻了好幾番，工人卻從頂峰時的600多人縮減了一半。到2002年，儒岙從事膠囊生產的企業達到300多家，幾乎遍布在每個村莊。

　　就在2002年，儒岙的膠囊產業又迎來了一輪大變革。當時，剛剛調任儒岙鎮黨委書記的丁松勇提出“集中發展”的思路。因為過于分散的生產形式，當時的儒岙膠囊已經開始出現很多質量問題。“那時候還沒有食用明膠和工業明膠的提法，明膠一般分為四個等級，頭等到三等一般用來制作膠囊，三等以下的就視為不合格，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工業明膠。”王全來向我們介紹說，“但合格不合格，主要看凍力和黏度，并沒有重金屬檢測。”

　　這一輪整合，更大的背景則是環境污染的壓力。當時，新昌江流域環境綜合治理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縣城附近的藥廠也都紛紛搬遷車間，儒岙的膠囊生產自然也在治理之列。產業整合在政府強力主導下很快見到效果，當地媒體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02年開始到2005年，新昌膠囊業10家擁有藥品生產許可證的企業兼并了72家無證企業，119家無證企業重組成16個有限責任公司，還有100多家“作坊式”企業被依法關停。最終，儒岙鎮的291家膠囊企業優化組合成了39家。

　　對小鎮的膠囊產業來說，這是一次“傷筋動骨”式的變革，不僅是表面上所展現的，大部分企業都集中到了新建的工業園區里，蓋起了兩三層高的大廠房，豎起了大招牌。更深層的影響則是企業內部的股東結構，所謂“兼并、重組”，通俗一點講，就是小老板將生產線搬進實力較大的企業生產，或者干脆不搬，但要借用大企業的牌照，類似于貼牌生產。藥品生產許可證成為一種緊缺資源。現在看，正是這種松散、過渡性的合作模式，為日后的質量問題埋下了隱患。

　　有人由此壯大，王偉良從銀行貸款幾百萬元，開始進一步擴建，而且他堅持不與別人合作辦廠，“即便是廠房暫時空著也不出租，一旦出租給別人，很多問題就不好控制了”。他認準了這個行業，未來的競爭力不僅在產量，更在質量。

　　 　　也有人因此衰敗。來自鎮上儒一村的潘栢土就是其中之一。提起這個名字，小鎮上幾乎無人不曉。據側面了解，潘栢土今年64歲，早年當兵，在部隊時就是紅人，還曾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積極分子。轉業回老家后，進入鄉辦企業，很快就在上世紀80年代做到卓康明膠廠的廠長。有接近他的人評價，“他的快速升遷，得益于他的聰明，尤其會經營領導關系，跟政府走得很近”。潘栢土還當過縣人大代表，多年來都是儒岙鎮正面宣傳的企業家典型。

　　可是，“聰明”的另一面，潘栢土在當地膠囊圈子里的口碑并不好，普遍的評價是“不講信譽”。一位曾經常從他的明膠廠進貨的膠囊老板向我們回憶，每次進貨，他都要親自去廠里看著打包裝車。“潘栢土是那樣一種人，第一次要貨給好的，第二次給差一點的，第三次第四次就給更差的了。”

　　當時，卓康明膠廠是鎮上唯一一家生產明膠的企業，產品主要供應本地的膠囊廠。但嚴重的污染讓它在2002年開始的整合中被關閉了，潘栢土只好把卓康改成了膠囊廠，開始生產膠囊。除了污染壓力，當地也不盛產明膠原料，外地大牌的藥用明膠廠家開始崛起，慢慢占領了膠囊市場。上述接近潘栢土的人評價，“他從此就再也沒有翻身過”。

　　2005年左右，膠囊生產的技術再次升級，全自動生產線開始出現，一批膽子大的企業老板開始迅速擴張。位于儒岙鎮舊宅村的益立美克膠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前身是新昌第四膠丸廠，后來轉制成為私企，老板朱軍偉才30多歲。2005年，他引進香港和上海的合作伙伴，籌資引進4條加拿大產全自動生產線，并且將產業延伸到制藥行業。金融危機爆發后，借著國內醫藥市場短暫的低迷期，王偉良也冒險貸款建起了更大更現代的廠房。他告訴我們，光是廠里的4條加拿大生產線就投資1600萬元。

　　這是迄今為止儒岙膠囊最后一輪升級換代，背后的推手，除了技術驅動，更重要的則來自于資本的力量。用王全來的話說就是：“膽子大的年輕人上來了，土八路開始變成正規軍。”4月18日，在王柏芹的帶領下，我們參觀了現在儒岙產量最大的天龍膠囊公司，看似不起眼的廠房，走進之后才發現，的確已經有了現代化的模樣。廠房實行封閉式管理，換上消毒服裝和帽子，打卡才能進入。復雜的生產流程使得車間設計像迷宮一樣，為了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污染，存放在原料間里的藥用明膠，由一根粗管子吸到溶膠間，中間的暫存和稱配，都有單獨的屋子。12條國產自動生產線，4條加拿大進口線，每臺機器和裝置所擺放的位置，都用黃紅兩色的粗線做了固定。

　　但是，也有一些人，并沒有完成從“土八路到正規軍”的轉變。

　　市場變遷與冒險分子

　　華星膠丸廠的老板潘鋼超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老家位于鎮子旁邊的橫板橋村，到現在還是橫板橋村的村支書。4月19日，我們在村里見到了他的弟弟潘廣興。據潘廣興介紹，老二潘鋼超以前在家里做膠囊模具，后來當了村支書，與鎮上的領導漸漸熟絡起來，就被提拔去做鄉鎮企業華星膠丸廠的廠長。2000年左右，企業轉制，他順理成章成了華星的老板。當時，華星公司只有3條生產線，潘鋼超很快進行了一輪技術改造，擴張為7條半自動生產線。可是，這并沒有給他帶來更大的發展。當地一位做了十幾年膠囊銷售的經理給我們分析說：“銷售團隊是關鍵，一個企業如果沒有三四家大藥廠大客戶的支撐，是起不來的。”

　　2010年，也就是《中國藥典》新標準頒布的那一年，潘鋼超又進行了一輪大規模擴張。他在華星廠區里投資數百萬元，建起一座兩層高的廠房，只是，他并沒有實力來填充這棟新樓。最后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出租。按照當地監管部門公布的數據，華星公司共有23條生產線，分別屬于十幾個不同的股東所有。潘廣興在哥哥的廠子里幫忙打雜，他很肯定地告訴我們，真正屬于潘鋼超的生產線只有兩三條，其余全部都是別人去投資的。“一條半自動生產線需要五六十萬元，有的是幾個人合伙投資，有的一人投資兩條，每條線每年收取3.5萬元的租金，進料、下訂單、生產、出貨都是各自單獨進行，只不過最后都要用華星的牌照。”作為法人代表，這也是潘鋼超所要承擔的最大風險。

　　有的采訪對象為潘鋼超鳴不平：“他連自己的生意都沒做大，怎么管得了人家的事兒？”不止一位業內人士向我們證實，這種合作模式不僅得到了當地政府的默許，甚至還獲得了一定的鼓勵。兩年前，當地政府為了打擊散布在各村的無證小作坊生產線，幫忙把他們撮合到了一起，“甚至為了促成集中生產，政府還補貼了每條生產線2000元的搬遷費”。在這之前，村里沒有藥品生產許可證的手工生產線并不是秘密，只要在當地工商部門繳納一兩萬元的保證金，就可以開工。即便如此，華星廠每年的產值也不過千萬元，仍屬于儒岙規模較小的膠囊企業。

　　另一家涉案的企業卓康公司更夸張，包括大股東潘栢土在內，共擁有12名股東。因為有生產明膠的歷史，卓康一直延續著明膠代理的生意。鎮上的人都知道，在膠囊原料市場，卓康代理的明膠一直價格最低，“像羅賽格等大牌藥用明膠，每噸5萬～7萬元，而他們代理的明膠，一噸不過2萬元”。不止一位膠囊老板告訴我們，其實，在大家的意識里，都以為這么低的價格肯定是劣質產品，但卻并不敢肯定就是用皮革下腳料制成的工業明膠。在卓康，負責代理明膠的是老板潘栢土的小舅子張柏強，他有個外號叫“三強盜”，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人如此解釋：“他從小脾氣火暴，沒人敢惹，被大家喊‘強盜’。”

　　由于潘鋼超、潘栢土和張柏強都已經被警方逮捕，所以，他們如何與河北、江西的明膠廠搭上線尚不得而知。不過，大家普遍的猜測是由于當年卓康生產明膠時建立的聯系。而因為都曾經在鄉鎮企業擔任過領導，潘栢土和潘鋼超很熟悉，卓康代理的工業明膠也由此流入華星公司。兩家處于市場競爭末端的小企業，兩個落敗的冒險分子由此走上歧路。

　　 　　另幾家涉案的企業也都差不多，浙江林峰膠囊公司，典型的家族企業，老板潘林峰子承父業后，正準備大干一番，投資數千萬元的廠房還沒有建完就遭此一劫；新大中山膠囊公司，老板王煥庭也算當地小有名氣的人物，本來他的企業規模不小，可前兩年因為市場競爭激烈，他把主要精力轉向了醫療器械生產，膠囊生產線承包給別人，由此涉案；創始膠囊公司，如前所述，老板曾經是創始人的二代傳人，可后來同樣因為經營不善轉手他人；瑞香膠囊公司，取夫婦二人名字組成，夫妻店起家……總體看，這些企業基本都是市場變遷中的落伍者，而且，共同點就是錯綜復雜的股東關系和散亂的生產管理。

　　為膠囊企業重新洗牌的力量來自市場。王全來向我們介紹說，由于膠囊類藥物生產工藝簡單，相比昂貴的壓片機，投資成本較低，在過去的十幾年里，尤其是一些中小藥廠，紛紛投資膠囊類藥物，由此導致的全國各地膠囊生產企業一擁而上，紛紛擴大產能。現在，國內膠囊生產主要來自三個地區，分別是以蘇州為代表的高端產地和以黃山、新昌為代表的中低端產地。按照業內人士的估計，目前國內每年的藥用膠囊需求量大約1000億粒，其中，一半的市場由手工作坊或半自動生產的中小企業占領，導致國內300多條全自動生產線中有一半是閑置的，目前產能已經過剩，市場供求比大概在2比1左右。

　　如此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下，拿到訂單成為膠囊廠的第一目標。而且，競爭日益加劇的藥廠，也在不斷壓低膠囊的采購價格，使得膠囊產業更是一片渾水。

　　2011年，全球制藥市場的增幅為5%～7%，中國醫藥市場的增幅卻高達25%～27%，已成為全球第三大醫藥市場。一粒價格不過1分錢的空心膠囊，看似渺小，但卻占到了醫藥成本的20%左右，成為制藥公司拼命控制的原料成本之一。

　　2009年起，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正式實施，在各省陸續公布的基本藥物招標采購中標結果，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超低價中標。2010年9月1日，安徽省在國家醫改辦授意下先行探索，率先實施以省為單位的基本藥物招標采購。當時天價蘆筍片事件被曝光，在此背景下誕生的“安徽模式”，低價原則成為核心，甚至采用“量價掛鉤”，為了提高市場份額，各大藥廠紛紛壓低藥價。僅2011年一年，發改委公布藥物平均降價21%，下調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規格的藥品。

　　此次被查獲的問題膠囊藥企四川蜀中制藥就是明顯例證。號稱“普藥大王”的蜀中制藥公司，在各省的基本藥物集中招標采購中，中標價甚至只有最高零售價的1/4至1/3，有些明顯低于業內公認的成本價。為了進一步壓縮成本，蜀中制藥還在河南投巨資建立起膠囊廠，法定代表人安榮彩就是蜀中制藥老總安好義的胞妹，設計年產120億粒空心膠囊。安好義曾公開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錢，而很多企業可能要9毛錢。自建膠囊廠能把膠囊劑的生產成本至少降低20%。”

　　拒絕透露姓名的一位儒岙膠囊老板告訴我們，超低價采購的藥廠除了蜀中制藥，還集中在東北地區的一些藥廠。“他們明確提出低價為王，對質量要求反倒在其次。”這位老板回憶說，2002年當地企業整合的時候，由于劣質膠囊產量一度降低，這些藥企也從大膠囊廠家進過一段時間貨，但后來隨著小膠囊廠的死灰復燃，他們又紛紛拋棄高價膠囊，重新回到低價行列。

　　無奈，膠囊已經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之一，可另一方面，基層的監管力量卻遠遠落后于現實需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昌縣藥監局領導告訴我們，雖然相關的標準不斷在變，可是并沒有政策配套，縣藥監局沒有配備檢測鉻的儀器，以前都是開車或者快遞送到紹興市藥檢所去檢測，拿到結果要等半個月，無法持續進行。新昌縣藥監局共有編制30人左右，監管內容還包括制藥、餐飲等，膠囊只是其中很小一個分支，以前只是分片負責制。所謂的藥品稽查大隊，也是僅有編制沒有實質的空殼，“基本都是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兼任著稽查隊員的職務，甚至連司機們都成為主力”。看似嚴格的行業標準，到了基層，難免走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當地膠囊老板說，新昌就這么大個圈子，膠囊老板們又大部分住在縣城，和藥監部門的工作人員都很熟悉，“基本上每次檢查前兩天就接到通知了”。

　　現任的儒岙鎮黨委書記盛學東在其所撰的一篇文章中提道：“膠囊企業規模小，實力不強，大部分又在儒岙鎮，導致高層次科技人才難以引進，也無力引進。由于資金短缺，研發投入也少，自主創新能力弱，從而造成新產品開發能力弱，產品檔次不高，品種單一，企業之間產品同質化嚴重。”

　　像這樣“一鎮一業”的塊狀經濟模式，正是過去30年間，浙江崛起的最強動力，全省300多個工業小鎮，為浙江貢獻了一半以上的工業產值。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楊建華在其所著的《社會化小生產：浙江現代化的內生邏輯》中對此做了詳盡分析。他告訴本刊記者，如何把碎片化的小鎮工業提升為現代產業集群，將是浙江未來面臨的現實挑戰。“在一個成熟的產業集群里，以龍頭企業為主體，產業鏈條以此展開，自然會形成一套以市場為基礎、以行業協會為輔助的質量監管體系，對末端的小企業形成約束，這要比單純交給政府去監管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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