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王梓 代忘 主持

　　根據國家統計局7月19日上午公布的數據,中國上半年GDP達到10萬余億元,同比增長11.5%,貿易順差達到1125億美元。雖然面臨著CPI上行和外匯儲備"過多"的壓力,但這些基本數據顯示,改革開放29年后,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中國經濟正在繼續創造奇跡。

　　通過29年的艱苦努力,中國的改革事業已經進入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齊頭并進的新階段。國有經濟改革早已涉入深水區,2004年以來的改革爭論并沒有阻擋改革的步伐繼續邁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執政黨明確的目標,順應了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和公民參政積極性的提高。

　　6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四個堅定不移對發展大局的重要性。在新一階段改革即將展開的關節點上,針對過去近三十年改革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理論與現實挑戰,我們應該如何解放思想,繼續將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如何在總體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近日,本報邀請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總編輯、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為民教授,

北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院院長楊鳳春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甄小英教授就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是為北京圓桌論壇第140期。

　　解放思想 堅持改革

　　<21世紀>: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胡錦濤總書記將堅持"解放思想"放在四個堅定不移之首。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的現階段,您覺得我們在哪些方面需要在理論上取得突破?如何將這些突破真正落實到改革開放之中?

　　周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前蘇聯模式的根本否定和全面超越。當然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但必須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來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公有制,而決不能繼續拿前蘇聯模式的舊觀念來談這些問題。所以,在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如何認識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等等基本問題上,仍然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清除前蘇聯模式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是最重要的。

　　楊鳳春:對下一步改革來說,思想解放是動力來源之一,尤其是在意識形態、理論資源和話語權方面,思想解放的作用可能是主要的。思想解放意味著一種物質的力量,這個力量和國家的政治、政策發生關聯的途徑,就是一個學風的問題。

　　在一般社會層面上需要解放思想的,不光是舊的意識形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們也需要解放思想。那些有學問但沒有常識的人,要轉變成既有學問又有常識的人。學風的轉換,事實上是學人的替換,一代人完成使命之后,就該讓下一代人來思考新問題。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有沉重的思想牢籠。改革開放以后,西學進來,我們又在自己身上套上了很多新的精神枷鎖。學界的學風要改變,要立足于生活,面向實際的問題,這樣的思想解放才能落到實處。

　　具體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確的認識改革,不要

神話改革,應該更好的反思改革。現在的問題就是以前改革的不到位造成的。要反躬自問:究竟要什么樣的發展,才能夠減緩這20多年來過度的機會主義和財富崇拜對人們的心靈幸福造成的傷害?

　　甄小英:現階段是三個東西重疊在一起,一個是社會經濟結構深刻轉型,一個是我國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階段,第三是全面開放,我國社會呈現出一些階段性特點。我們現在遇到許多過去從未遇到過的情況,解決這些問題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當然必須解決思想,自主創新。

　　不僅經濟、文化、社會建設方面需要創新,包括走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黨要依法執政的問題;包括堅持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完善執政黨對參政黨的領導方式問題,都需要解放思想,總結實踐經驗,不斷改革創新。

　　<21世紀>: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也亟待推進。6月份的數據出來,全國

房價普漲,同時"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等諸多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改革開放29年后,如何理解和應對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

　　周為民:把"上學難"、"看病難"這些問題,看成是市場化造成的,這種流行觀點是不對的。在醫療、教育這些領域,基本的格局是政府壟斷。民辦的醫院和學校有一點,但根本不足以形成競爭。連最起碼的打破壟斷都還遠未做到,哪來的市場化甚至還是什么過度市場化?

　　回想一下,在一切由政府壟斷控制的計劃經濟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一樣不難?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組織生產和分配,還是樣樣難,樣樣缺。要講關注民生,市場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放開市場以后,民生上的那么多難事還難嗎?都不難了。現在幾個突出的"難",恰恰是發生在仍然由政府壟斷的領域(住房難也和政府既壟斷土地又不能有效提供"廉租房"一類有關)。

　　既要保持壟斷,又想盡可能地減少財政負擔,讓壟斷部門自行去謀利生財,這兩個一結合,事情就徹底亂了。問題的癥結是這個。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向仍然應當是推進市場化改革,不是說一夜之間什么都不管了,而是說這些領域都要開放,讓民間的力量進來,逐步形成有競爭的市場,形成政府舉辦的部分和民間舉辦的部分之間的合理分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面對現在的一些問題,不能南轅北轍地進一步主張強化政府干預,政府越控制越短缺。

　　從改革開放之初,收入差距過大造成貧富懸殊的輿論就很強。今天進一步突出了。當然現在確實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已相當突出,對這個問題是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來應對。

　　但要搞清楚一點,盡管市場經濟本身會造成收入差距,但現在收入與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主要不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主要還是由于一些非市場、反市場的因素造成并加劇了分配不公。講收入差距問題要注意把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區別開來。因此,解決這樣的問題,最基本的辦法不是否定市場化改革,恰恰是要靠進一步推進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來消除分配不公的體制原因。

　　毛壽龍:住房市場化改革帶動了供給增加,很多人住上了好房子。不過,也導致了很多問題,比如現在城市土地基本開發得差不多了,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隨著經濟增長,住房價格肯定上漲。

　　不同的時期問題的表現可能是一樣的,但其性質以及政策意義卻不盡相同。就住房來說,過去是公房閑置,現在是好多的私房閑置,這好像都是閑置,實際上有很大的差別。公房閑置,那是腐敗問題,難以解決;私房閑置,那是政府管制問題,需要進一步開放和完善租房市場和二手房市場來進行解決。目前,住房的問題是消費基本是市場化的,但供給是高度管制的市場。關鍵還是需要進一步提升供給的市場化水平。

　　醫療改革前,很多看不了的病現在可以看了。但基本服務沒有做好。看病難跟公共服務太集中有關系。醫療服務基本是壟斷供給,沒有市場化有商業化,在政府高度管制條件下,天價醫院就出來了。總的來說,過去既沒效率,也不公平。現在效率上有增長了,但是公平性并沒有增長。這是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

　　政府主要工作應該放在解決公平性方面,效率問題讓市場去解決,不要希望通過控制效率來提高公平性。

　　<21世紀>:如何回應社會的平等訴求?

　　周為民:改革開放將近30年,中國社會的平等程度空前提高,這點必須看到。

　　舊體制下遠遠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第一,在舊體制下,各種各樣的制度和政策壁壘,把幾億的農民與城市隔絕開來,強制固定一種身份不平等,這種身份不平等帶來全面的機會不平等。這個問題是改革開放后逐步解決的。

　　第二,舊體制下由家庭出身、成分上的"紅與黑"造成巨大的社會鴻溝,多少人、多少大好青年,僅僅因為出身不好,就根本不能在社會上抬起頭來,不要說上大學,在參軍、招工等等各種機會面前都是被排斥的,甚至找不到"對象",結不了婚。這種同樣相當殘酷的社會不平等也是改革開放以后解決的。

　　第三,舊體制當中,由等級規定的特殊待遇、福利、場所是普通民眾絕對不可能染指、問津的。那些特殊的商店,有特權的人能進,外國人能進,老百姓決不能進。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明確按特權分配的等級標準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為統一、單一的貨幣尺度所代替,這同樣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第四,舊體制下,在普遍貧窮的"平均主義"中,仍然存在突出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這種差別甚至一度大到成為活著與餓死的差別。改革開放以來,兩億多絕對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

　　因此,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帶來的巨大歷史進步不僅僅體現在物質財富的空前增長上,而且也體現在社會平等程度、人的基本權利的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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