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與科學發展

　　<21世紀>:近期的多起環保事件、黑磚窯奴工事件都引起了普通民眾的極大關注。如何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公民尤其是市民階層權利意識的覺醒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

　　周為民:環境、生態、資源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要通過改革在體制上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條件。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要進一步推進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三就是要形成體制機制上的良好的條件,使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能夠有一個正常的、充分的表達機制和渠道,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一種社會各方協商、共同解決問題的機制。這其實也是總書記講到的,怎么有效的、有序的擴大這種公民參與、社會參與的體制。

　　這是推進民主的一個過程。著眼于民眾的財產、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權利的保護,著力從法律和制度上來維護,不要什么都靠上訪來解決,那并不是法治社會中最好的辦法。在司法過程中,最關鍵的就是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行政干預。在環境問題、生態問題上,要避免和民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加劇。

　　毛壽龍:市民階層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個普遍的變化。對政府來講,關鍵是要做好利益賠償工作。需要建立起損害賠償機制和政府的行政、法律、立法、救濟機制,這是最關鍵的。

　　中國的住房市場化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與住房相關的維權也因此而開始。1992年以來,業主開始組建業委會來維權,到現在為止15年了,但一直很困難。這一過程還在艱難地推動中。業主維權、環保維權對公民積極參與是一個機會,對政府也是一個機會,可以讓更多的人給政府以更多的力量來整治環保。公共管理也會有更多的力量,不至于孤立無援。現在環保部門就有點孤立無援,一定要有人參與,從而讓環境保護政策擁有社會基礎。

　　楊鳳春:迄今為止所有對這些問題的考慮,大部分是建立在政府管理技術的改進上面。如果不能及時啟動政治機制,有些問題可能干脆就被掩蓋掉了。

　　政治機制就是在目前的這種社會狀況下,要讓更多人的訴求能夠有效的進入政治過程和政府過程。可是為什么一些問題很難解決?很多人并不能夠設身處地來講這個問題。

　　從這個方面來說,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社會公眾的自我救助還是重要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這一步。

　　甄小英: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維權意識、民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都大大地增強了,政治體制改革怎樣與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既要創造新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民主載體、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還要通過完善民主制度和法治來保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不少需要完善的方面,在保證代表權利、進一步完善選舉程序方面都有改進余地。多黨合作制度還需不斷增強包容力,各民主黨派的成員構成,要隨著社會階層的變化、新階層的產生不斷地調整,要給新的社會階層提供一個體制內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訴求的渠道。這次,執政黨的黨代表選舉程序有很多改進,過去一些地方"同意的不動筆,不同意的才動筆"的類似問題已經改變。另外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制定了。

　　<21世紀>:您覺得應該如何有序地推進公民的參與?

　　楊鳳春:從操作層面來說,應該放開一些空間,應該幫助社會把權利增大。如果早20年談這個問題,可能它表現得不突出,現在問題比較突出了,政府知道好多問題再照原來的方法去管,管不下去了。現在是公眾增權的一個比較好的機會,政府有可能在一些領域中間會配合社會的變化,這是有可能的。

　　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社會相對和平的、平穩的社會談判的機制。政府要幫助社會提高自組織能力。如果有很多社會自組織存在,很多個體都被容納到自組織中間,自組織之間又可以整合,從而簡化社會談判的過程。

　　社會成員起碼可以分做兩大類,一是現在基本上還在現有組織格局中的社會成員,單位人或者是村社人。真正的在家里種地的,沒有什么問題。還有另一種人是完全的自由人。中國歷史上出問題的就是游民,重要的是這部分在各種矛盾和各種利益的結合點上討生活的人,比如說現在城市管理中間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城管和小商小販的矛盾。小商小販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人,同時他們討生活的點,又是一個資源沖突和矛盾沖突最劇烈的地方。要有比較好的組織形式能夠吸引和容納他們。

　　毛壽龍:對民主制度大家都有共識,但很難推動。現在小區要去搞維權,誰去維權?小區要搞投票,誰去投票?就是沒有人覺得能夠從民主中得到什么東西。民主是一個民情的培養過程,也是一個通過實踐,逐步學習的過程,這是比較長期的任務。

　　目前,政府需要根據現實狀況和老百姓的生活經驗,提供一些相關的法律制度和治理結構的基礎。在這方面政府也是在不斷的學習過程當中,不可能指望問題還沒有出來,有先見之明的政府就都設計好了。比如說

　　在理念上,中國跟國際在慢慢接軌,比如有關人權的看法,提出以人為本是很大的進步。在制度上中國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推進民主不可能有什么獨特的道路。民主不可能是一部分人特權,黨內民主推進可以讓新產生的領導人有更多的權威,也可以改善現在的決策效率,給決策層以民主的支持和監督。這都有利于民主的進步。

　　基層民主是一個基礎,是公民學習民主的學校,這個要搞得好的話,國家的民主會有更好的社會基礎。

　　甄小英:我覺得黨內民主可以稍微加快一點。許多社會精英在黨內,一些民主制度和形式的創新,可以先試點,總結經驗,再在黨內全面推開。完善黨內民主,很重要的是切實保障黨員民主權利,黨內權力的授受、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要充分體現黨員意志。在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還需不斷推進,如完善選舉程序,擴大差額選舉的范圍、擴大差額的比例等。黨員的知情權、選舉權、重大決策的參與權、監督權等都需進一步完善。

　　我們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民主政治建設要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要與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協調發展。民主是在國內長出來的,不是從國外搬過來就能行的。可以借鑒他國的一些經驗,比如選舉的程序等。要充分發揮我們自己的長處。我們的民主有自己的特點,比如英國1688年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240年后婦女才有選舉權,包括瑞士這樣的國家,1971年婦女才獲得選舉權。我國建國以后,不到5年的時間里頒布了憲法,明確規定包括婦女在內的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

　　<21世紀>:您認為這方面改革的難點和動力分別在哪里?

　　楊鳳春:現在表現比較突出的危機,比如各種有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抗爭。比如社保、醫療、大量的失業人口,還比如像高

　　還有人們的信心危機,比如說現在大家感覺食品、治安不安全等。當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食品安全的時候,可能一些消費者維權的組織會發揮比較大的作用。還有像人口管理方面的危機,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就業政策等等,當很難生活的人越來越多,會形成一個流動的大群體,這些人可能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政府不會坐視這種不穩定因素發展,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種制度的改變。

　　農民和農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第一代城市移民能夠忍受,城市畢竟是一個更文明的地方,為他們帶來了一個文明的新世界。第二代與他們有重大差別,他們在城市大長,同時又像很多城市孩子一樣,是消費主義者。他們會有更多的訴求。對于中國改革,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時間坐標。

　　甄小英:對執政黨來講應該始終有一種居安思危的意識。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和蘇共的執政經歷都是前車之鑒。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能一勞永逸。這些黨上臺執政確實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但是人民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人民會不斷的進行選擇,歷史也會不斷進行選擇。一個黨要長期執政,必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改革的精神加強自身建設,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并領導人民適應時代要求,不斷通過改革,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民群眾總是要求不斷破除那些束縛自己創造更加美好新生活的陳舊思想習慣、體制機制等各種阻力,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農民的創造。黨內黨外都不乏改革的動力。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1世紀>:您怎么理解"中國特色"?它是否意味著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之路有哪些方面"交疊共識"?

　　毛壽龍:中國特色有很多層面。技術層面來說,中國法治進步、市場化道路、政治發展,肯定會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要把中國特色弄成擋箭牌。有一個與此對應的說法是"國際慣例",這意味著更多向國際開放。有時候國際慣例占上風,有時候中國特色占上風。實際上就是選擇一個開放的中國,還是選擇一個封閉的中國。如果只強調中國特色,就很難學好。

　　溫家寶總理說我們要吸收世界各國的普世文明,包括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那是國際慣例。民主與法治如何運作,每個國家有自己方式。運作機制是慢慢形成的。

　　楊鳳春:現在一講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人們就面臨著很多觀念和物質的前提條件的限定。這可能會濫用"中國特色",成為拒絕改革的口實。當然各個國家的道路是不一樣的,社會發展有隨機性,但也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民主建設一定是許多小事情積累而成,許多小細流匯成一條大河。有人一開始就把水攪混了,說中國不能搞民主,認為目不識丁的人去選舉容易被人收買選票,這非常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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