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美國的這次金融危機，不應該作為加強中國金融管制的依據。因為美國和中國的情況代表了兩個極端。在美國，金融創新可以說是完全放開的，出了問題再說，沒出問題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國則是，如果沒有政府批準，任何創新都不行。我們必須知道，監管從本質上是反應性的，是對已經熟悉的事情而為的，但創新顧名思義是以前沒有的，是創造出以前不熟悉的東西，所以，從本質上，創新是不應該監管的，否則邏輯上就有矛盾。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創新不顯著，那其他行業也不可能實現創新。中國式的監管，并不能夠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打個比方，把一個人關在屋子里不讓他去學游泳，他當然不用擔心被水嗆住，但他也學不會游泳，等他下次掉進水里，他就會淹死。

　　美國允許自由的金融創新，當然會出現一些問題，這不奇怪。因為必須通過出問題，才知道什么地方應該要有監管。從這個意義上，因為次貸危機引發的問題，美國對證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增加。現在這么多的投行需要聯邦政府和美聯儲提供保護，那以后美聯儲和其他的政府機構，就要建立起防范、監管的制度，來避免危機的發生。

　　中國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沒有什么代價，實際上這個代價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什么在國際分工中我們只能做賣廉價勞動力的制造業？這跟金融發展落后、金融創新沒辦法放開手腳的關系很大。金融市場沒辦法發展，國內消費的增長就會很難，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的代價是必須靠出口來拉動增長。

　　我認為中國從這次危機中應該吸取的教訓是：千萬不要因為美國的金融創新帶來的問題，就認為我們不放開金融創新的做法是對的。中國必須學會游泳，即使要交學費，也應該學。

　　《21世紀》：日前，央行6年來首度下調貸款利率，并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您認為央行為何動用這兩個政策工具？這一舉措對中國的實體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如何？

　　王自力：我國主動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降低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一系列“有保有壓、結構優化”的組合拳開始出擊，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已經從控制通脹轉移至促進經濟平穩增長上來。現階段，就我國的基本面而言，宏觀經濟仍應繼續以保持平穩增長為主。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30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快速、穩定的增長，GDP平均增長速度為9.67%。但是，這種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發展路徑基礎上的。這種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隨著全球經濟放緩和資源、環境、社會等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中國經濟也必然面臨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

　　陳志武：央行的宏觀調控的舉措，總體上是很正確的。因為通貨膨脹壓力，過去一年來利率一直往上調。但是，現在油價已經下降了40%，大宗商品的價格相對于6月份、7月份最高點來說，也都下降了很多。隨著這一次金融危機，全球經濟衰退的預期越來越強，大宗商品所帶來的通脹壓力，應該會在未來幾個月繼續得到緩解。現在看來，通貨膨脹在未來一段時間應該不再會是首要問題。由于危機的影響，美國民間消費受到根本性的沖擊，未來一兩年中國的經濟肯定會因為這些負面影響受到非常大的沖擊。那么，刺激經濟增長是政府面臨更大的挑戰，央行降息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是預防性的舉措，非常正確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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