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主張以預期人民幣升值幅度刺激人民幣升值行為。我們尤其需要打消人民幣升值預期。從國際慣例看，主要貨幣貶值或升值是一種趨勢、態勢預測，而沒有具體指標的預期。匯率波動是一種常態，外匯交易是雙向，因此很難說一種貨幣一定怎樣，一定不怎樣。如美元一年總體趨勢是貶值，但其中美元價格有上有下，2007年美元兌歐元匯率總體貶值10%，但年內價格在1.36-1.47美元之間，上半年以歐元貶值為主，下半年以美元貶值為主，并非美元全年一路走低。但我國人民幣卻是直線走高，脫離市場趨勢與市場規律。人民幣預期升值心理是導致升值難以抑制的原因之一，尤其在我國經濟金融層面制造了許多新的難點和難題，我們需要仔細掂量升值幅度與速度。美元為何用貶值解決自我問題，其對經濟利益和金融結果十分清楚，進而歷史上美國采取強迫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眼前又用人民幣升值壓制我國，未來勢必將制造我國可能的悲劇或跌宕。美元如此強大、地位如此壟斷還以貶值面對自我，我國無論實力和地位均無法與美元相比，難道不值得考慮目前我國人民幣單邊升值的未來可能結果嗎？難道美國等西方國家希望我國人民幣升值得到經濟發展與發達，形成與其競爭的對等嗎？我們改革要有自己的框架與目標，我們的發展要有自己的路徑與方針，不能不與國際合作，也不能脫離自我為合作而合作，人民幣是最重要的一個窗口，需要謹慎，而不是“大度”。因此，面對自身經濟問題和壓力，既要考慮傳統理論指引，更需要結合現實，實施有意義的調控，如繼續加息抑制通貨膨脹和流動性過剩，打消預期，不要預測人民幣匯率應該怎樣，而應該分析人民幣可能怎樣。美元貶值或升值每年并沒有指標數據預期，而我國人民幣為何集中而突出未來升值預期，這樣對于貨幣政策調控乃至國家利益和安全具有很大壓力甚至風險，我們需要理性、理智和智慧，需要眼光長遠，而非眼前利益。

　　三、美元與人民幣比較的“不等”

　　在當前美元與人民幣價格的討論或爭論中，市場有時往往將美國與中國并行討論或對等比較。但實際上，從美國和中國的國家資質角度看，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最市場化和最全球化的經濟體，美元又是最權威、份額最大的主導貨幣；而中國是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在發展之中，市場經濟在起步初期，市場發達程度、產品發達程度以及金融機構發達程度都難以與美國相比，甚至嚴重落后于美國。但是當前我們在美元與人民幣的很多討論之中，美國與中國并行的比較則成為普遍性，這樣的結果給予美國很大的空間協調自己的貨幣政策與策略，但卻給我國人民幣帶來巨大的壓力與阻力，美元主動與人民幣被動已經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反思這種局面，我們不應過高的估計自我價值與力量，相反應學習和借鑒美國的市場理念和思維，以自我問題的表述和揭示展示我國改革開放的壓力和困難，進而創造我國改革開放的國內外有利局面和機會，而不應僅以成就和業績，簡單比較價格、比較國力、比較競爭，面對國際輿論和壓力，我們需要增強戰略應對，學習美國戰略應對的超前策略和理念。短期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具有美國戰略應對針對性的啟示，即在我國公布CPI指標達到7.1%的11年新高的當日，國際石油價格再度躍上100美元，這對于我國通貨膨脹處理與貨幣利率水平把握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而這種狀況并非簡單的自然巧合，而是具有國際利益和國際競爭戰略和對策的通盤考慮，簡單價格因素孕育很強的國家戰略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