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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中求進”的經濟金融視角

　　王國剛

　　“穩中求進”不僅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而且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是做好各項經濟工作的方法論

　　中國經濟步入了2017年。這既是“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一年，也將是充滿挑戰和機遇的一年。在統籌國內外兩個大局的背景下，2016年12月中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應“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穩中求進”不僅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而且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是做好各項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穩”是主基調，它不僅包含了經濟發展中的應對之策要“穩定”、各項經濟改革舉措的推進要“穩步”，而且包含了貨幣政策要“穩健”、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要“穩住”。為何以“穩”為主基調、如何在“穩”的背景下“求進”？筆者談一點粗淺之見。

　　以“穩定”的發展取向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

　　對國際社會來說，2017年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撲朔迷離的年份之一，各個國家和地區乃至各個國際組織迄今難以對這年的全球經濟走勢作出明晰判斷。中國經濟發展更是面臨著各種不確定的國際挑戰。

　　一是美國大政方針的調整。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引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從參加競選開始，他就對國際經濟、外交、軍事和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問題發表了與近幾十年美國政策不同的看法，并將矛頭直指中國。從經濟和金融角度看，其主要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強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特朗普從參加競選開始就不斷強調，一旦當選就將選擇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重塑對外貿易政策。第二，嚴重挑戰國際金融格局。特朗普曾屢屢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提出一旦當選就將采取嚴厲舉措應對中國。同時，他對美聯儲的加息政策表示不滿，公開宣稱要“支持低利率”政策。第三，凸顯美國霸權。從競選伊始，特朗普就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競選口號，實施“美國優先”的政策。這意味著，戰后幾十年所形成的國際政治、國際文化和國際合作等秩序可能在美國強權的介入下發生新的變化。

　　二是英國脫歐的影響。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脫歐公投，結果是脫歐陣營勝出，標志著英國邁出了脫歐的步伐，引起了國際社會的一片恐慌。對中國來講，它可能引致中歐貿易格局發生變化、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被打亂、中歐抗衡美國的機制被削弱等。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后，歐洲的意大利、荷蘭、瑞典、丹麥、挪威等一系列歐洲國家也表露出了脫歐的傾向。一旦脫歐成為一種潮流，歐盟就將受到重創，國際多元經濟政治格局中的歐洲弱化，必然引致已有的一系列機制安排和運作格局發生巨大調整。

　　三是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認。按照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第15條的規定，中國應在2016年12月11日起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國家的待遇，美國、歐盟、日本等應當終止對華反傾銷中的價格“替代國”做法。但這些國家迄今依然以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理由，繼續對中國產品價格用“替代國”方式展開反傾銷。雖然中國就此已向世貿組織提出了訴訟，但其判決曠日持久，需要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因此，2017年的中國對外貿易還將受到這些發達國家運用原有方法的“雙反”制約，這給中國外貿企穩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壓力。

　　四是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2013年12月19日，美聯儲公開宣布將從2014年1月起逐步減少對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購買規模，標志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開始退出。2016年12月14日，美聯儲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至0.50%～0.75%），并預期2017年內還將加息3次。這意味著，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的步伐在加快，美元將隨著這些政策的實施而快速升值。美元升值，不僅引致各種國際貨幣的貶值和國際經濟金融交易中的美元吃緊，而且將引致國際市場中的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給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進一步的不確定影響。

　　綜上所述，2017年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將在重新磨合調整中前行，但和平發展依然是主題。在相關國際變量及其影響力度尚且不確定的條件下，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取向，穩住自己的陣腳，做好自己的事，以不變應萬變，由此，“穩定”發展成為2017年最基本的政策取向選擇。

　　“穩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中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艱苦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2016年，新增1000萬人以上的就業目標和脫貧解困1000萬人以上的扶貧目標提前實現；物價基本穩定，CPI增長率保持在3%以下，PPI增長率由負轉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6.2%，利潤增長率由2015年的負增長轉變為9%左右的正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8%，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3%，進出口總額增長8.9%。與此同時，經濟運行質量、效益等也有所提高。“去產能、去庫存”順利推進，鋼鐵產業拆除的煉鐵煉鋼產能分別達到4628.93萬噸和9748.55萬噸，煤炭去產能2.5億噸的任務也已提前完成，2016年5月以后企業庫存轉為負增長。同時，經濟結構繼續優化，科技創新對發展的支撐作用增強，實現了“十三五”規劃的良好開局。

　　但是,“去產能”的任務依然繁重。在市場價格上行的引導下，2016年鋼鐵、煤炭、水泥等產量從2015年的負增長轉為正增長。2016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G20工商峰會演講中指出：“從2016年開始，我們正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調節供求關系，要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用3～5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這是我們從自身長遠發展出發，從去產能、調結構、穩增長出發，自主采取的行動。中國在去產能方面，力度最大，舉措最實，說到就會做到。”不難看出，“去產能”工作依然艱巨，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完成。

　　“去杠桿”已經破題。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出臺了《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強調要“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通過推進兼并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但在以銀行信用為主提供資金的條件下，要降低實體企業的杠桿率，有待于金融體系的體制機制改革深化，其中尚有諸多的難題需要破解，并非短期可以達到預期效果。金融體系中的另一嚴重問題是，金融風險正在快速集聚。實體經濟面缺資金，金融面卻出現“資產荒”，這對矛盾意味著大量資金在金融運作中周轉，并未有效落到實體面。2016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等都曾發生交易價格上下大幅波動的驚險一幕。金融機構、準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之間通過通道業務展開的金融運作，既傳遞著資金、資產和信息，也加速傳遞并累積著金融風險和有毒資產。鑒于此，近兩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把“防控金融風險”列入年度重點工作范疇。

　　經過2014年以來的各方努力，通過降低稅負（尤其是“營改增”）、減少收費、降低利率等措施，“降成本”已有明顯進展。2016年實體企業的經營利潤呈現正增長且增長率逐季有所提高，但它們的各項稅負和融資成本等過高的問題并未根本緩解，融資難、融資貴還是許多小微企業面臨的一個發展難題。

　　“補短板”難以畢其功于一役，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條件下，高新技術開發快速展開，但它要推動工業4.0的開展和工業產品邁向中高端從而有效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實現的。組織機制的短板、體制機制的短板等則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來彌補，由此，既要有效解決“硬短板”，也要有效解決“軟短板”。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如果說前些年在實現“穩中求進”中“穩”主要講的是GDP增長率要穩住，“求進”主要講的是經濟結構優化、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提高的話，那么，如今“穩”中就增加了一系列更豐富的內涵，它既包含經濟增長、經濟運行和經濟改革舉措等方面要“穩”，也包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生活秩序改善和各項政策出臺落實等要“穩”。“求進”強調的是“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因此，“求進”既要以維護和實現“穩”為前提又要以維護“穩”為目標，這決定了“求進”在運作過程中要“穩步”，不可急于求成，但需“奮發有為”。

　　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強化金融風險防控

　　自1999年起，在宏觀經濟調控機制選擇中，中國就以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主。其中，2004～2007年穩健貨幣政策的取向轉為適度從緊，2011年以后重新回歸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從貨幣政策調控來看，2015～2016年穩健貨幣政策的取向帶有“適度從松”的特點。2016年，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貨幣政策當局靈活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既通過調整資金供給結構來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從適度擴大需要角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由此，為經濟增長和“三去一降一補”運作營造了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2016年的貨幣政策調控操作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強化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有效防控經濟金融運行中的流動性風險。主要表現有三：其一，通過凈投放基礎貨幣，增強公開市場操作的力度。2016年，通過運用逆回購、央行票據、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和國庫現金管理等工具，中國人民銀行累計向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投放了2萬多億元的基礎貨幣，在關鍵時點有效緩解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狀況。例如，2016年12月15日，在美聯儲加息、海外債市拋售加劇的背景下，中國債市受到嚴重沖擊。5年期、10年期國債的期貨合約盤中均觸及跌停（為國債期貨上市后的第一次），鑒于此，央行積極出手，開展了1400億元7天期、450億元14天期和600億元28天期的逆回購交易，有效抑制了債市恐慌態勢，維護了市場平穩運行。其二，建立了公開市場每日操作的常態化機制。央行通過以7天期逆回購為主的操作機制，提高了流動性的精細化管理水平，有力地引導和穩定了市場的短期利率。其三，進一步豐富了逆回購操作工具的期限品種。在以7天期逆回購為主要操作品種的基礎上，央行分別在8月和9月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的逆回購工具，既推進了貨幣市場交易期限結構的優化，又有著防范由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引發的流動性風險之效能。

　　第二，深化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改革。主要表現有二：其一，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從2016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將2011年引入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上升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在以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框架下將關注的指標擴展為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情況、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情況、信貸政策執行情況七個方面的綜合評估指標體系。同時，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等也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范疇，其中包括：對遠期售匯征收風險準備金；擴大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其二，進一步完善了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在前些年多次改革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基礎上，2016年7月，央行進一步將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的繳存基數由一般存款余額在旬末的時點數調整為旬內的算術平均值，即將計提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分母由時點考核改為平均數考核，由此使得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考核更加科學和嚴格。

　　第三，創新金融工具，有針對性地展開期限結構調整。2016年，在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和抵押補充貸款等金融工具的基礎上，央行將中期借貸便利的期限結構擴展到了3個月、6個月和1年期等，以滿足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不同期限的資金需求。同時，有針對性地將抵押補充貸款投放于棚改、重大水利工程和人民幣“走出去”等重點項目，以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這些項目的長期資金。通過這些操作，央行“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從2015年底的26626.36億元增加到了2016年11月的77293.36億元，凈增額達到50677億元，這使得央行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調控能力明顯增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2017年，“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由此，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控需要著重把握三個要點。

　　第一，松緊適度。“穩健中性”既強調“穩健”又強調“中性”。“穩健”要求貨幣政策調控中要有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中性”要求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根據經濟金融運行的具體態勢及時地調整貨幣供給的松緊程度，靈活地運用各種金融工具，以實現“調節好貨幣閘門”的基本目標。

　　第二，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流動性是保障經濟金融正常運行的基本機制。金融市場和各類金融機構、實體企業中發生的各種金融風波、價格大幅漲跌、財務危機等均與流動性的流量、流速和流向相關。鑒于此，要有效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必須切實抓住“流動性”這個牛鼻子，在各個關鍵時點上，使之與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需求相適應。要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近年來，在各種金融機構業務合作方式增加的同時，金融運作中鏈條不斷延長，金融為自己服務的比重持續提高，由此引致的一個主要結果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隨之延長、傳導成本上升，有時甚至發生某種程度上的梗阻。要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就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調整貨幣政策調控機制。

　　第三，防控金融風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在金融各業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背景下，2017年防范金融風險的形勢更加嚴峻、任務更加艱巨。這些金融風險不僅在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運作中容易發生，也不僅在國內經濟運行、商業交易和網上交易中容易發生，而且在國際間展開的各類交易中也容易發生，因此，需要認真仔細地對各個風險節點進行系統的梳理排查，既要弄清楚的它的機理、成因、條件、傳染渠道、效應和防控預案，也要逐步建立相關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2017年，央行在維護經濟金融運行秩序穩定的同時，必須加大防控金融風險的力度，為此，既要強化宏觀審慎監管的力度，努力做到金融風險全覆蓋，又要強化對各個節點金融風險的防控，以確保即便某個節點金融風險的出現也不會引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趙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