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金融這十年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有進有退”

　　抓住時間窗口，注重區間調控，既果斷加大力度、穩經濟政策應出盡出，又不超發貨幣、不透支未來，著力保市場主體保就業穩物價，穩住宏觀經濟大盤。

　　“下一步，銀保監會將進一步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6月23日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表示。

　　當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證監會副主席李超、外匯局副局長王春英出席。他們介紹了過去10年金融領域的改革與發展情況：

　　M2年均增速10.8%，與名義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以溫和可控的宏觀杠桿率增幅支持實現了“較高增長、較低通脹、較多就業”的優化組合；銀行業、保險業總資產分別是344.8萬億元、24.9萬億元，分別是全球最大、第二大的市場；股票、債券市場規模分別增長238.9%、444.3%，規模均位居全球第二；外匯儲備連續17年穩居世界第一。

　　就市場關心的熱點問題，他們也進行了回應。陳雨露表示，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會“有進有退”。市場認為，在外部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今年國內結構性貨幣政策仍將發揮重要作用。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有進有退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點，而貨幣政策則是總量政策，因此中央銀行主要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總量工具，實現政策目標，但結構性貨幣工具也會使用。

　　中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設立了再貸款和再貼現這兩類傳統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但直到2014年前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才迎來快速發展時期，包括抵押補充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定向降準等工具都創設出來。2020年后，各類專項再貸款工具陸續創設。

　　“過去十年，我們逐漸構建起符合中國國情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重點是支持普惠金融、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國民經濟發展當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這些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出臺，既有效應對了世紀疫情的沖擊，同時又積極貫徹了新發展理念，推動國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陳雨露表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在前期推出多種再貸款的基礎上，今年央行再次先后推出至少4400億元再貸款工具，具體包括2000億元科技創新再貸款、1000億元交通物流領域再貸款、1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以及400億元普惠養老領域再貸款。此外央行4月26日表示將創設民航專項再貸款，但額度尚未披露。

　　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取得效果的同時，一些問題也引起外界關注。比如是否使用頻率過高、弱化總量工具效果、影響貨幣政策向價格型框架轉型等。

　　對此，陳雨露回應稱，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是兼具總量調節和結構性調節雙重功能的。也就是說，通過結構性工具既能夠實現精準滴灌的政策效果，又能夠對總量調控作出貢獻。

　　陳雨露解釋稱，一方面，人民銀行在設計結構性政策工具的時候，按照目標一致性的原則，來建立激勵相容的機制，就是把央行資金和金融機構對特定領域和行業信貸投放掛鉤，調動金融機構的積極性，這樣可以更加有效地促進信貸結構優化。另一方面，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也是具有基礎貨幣投放功能的，有助于保持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貸的平穩增長。

　　“市場也應該注意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同市場利率水平之間相差通常不是很大，所以不會對市場化的利率體系造成太大的影響。”陳雨露提醒。

　　陳雨露還表示，人民銀行在總量框架下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會根據經濟發展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重點需要“有進有退”，也就是說把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數量和投放規模控制在一個合意的水平，與總量型的政策工具形成一個良好的配合。

　　據記者梳理，一些結構性政策工具已經有“退”的特點。比如PSL創設后，通過政策性銀行定向支持棚改，規模迅速增長、于2019年10月達到3.6萬億的峰值，但目前已回落至2.6萬億。

　　再如，為應對疫情沖擊，央行2020年先后推出3000億元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5000億元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以及面向中小銀行的1萬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共計1.8萬億元低成本資金注入特定領域，不過2021年自然到期后已經退出。

　　“進”的方面，今年又創設多項再貸款工具，且新增1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額度。市場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承壓，貨幣政策仍需發力穩增長。但美聯儲加息將制約中國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降準降息的概率下降，今年貨幣政策發力將以結構性政策工具為主。

　　中信證券聯席首席經濟學家明明表示，“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目標下貨幣政策的寬松取向暫時不會改變，但傳統總量貨幣政策在海外發達經濟體加息周期的影響下實施空間逐漸縮窄，或將讓位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與財政政策。后續結構性工具仍有新設或新增額度的可能，但大方向是政策落實。

　　不超發貨幣與不透支未來

　　十九大報告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三大攻堅戰，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央行發布的《金融穩定報告（2019）》披露，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重點推進五項工作：一是有效穩住宏觀杠桿率，控制重點領域信用風險；二是穩妥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三是有序處置各類高風險金融機構風險；四是全面清理整頓金融秩序；五是深化金融業改革開放，加強預期管理和輿論引導，切實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外部沖擊風險。

　　其中穩定宏觀杠桿率處于首位。陳雨露表示，總的來看，近年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是有力、有度、有效的，宏觀杠桿率總體實現了“穩字當頭”，確保國民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也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積極的貢獻，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動力源和穩定器。

　　縱向看，2021年中國宏觀杠桿率是272.5%，比2016年末上升了23.9個百分點，五年年均上升約4.8個百分點。但陳雨露指出，中國GDP年均增速是大約6%，CPI年均漲幅約2%，平均每年新增城鎮就業超過1300萬人。也就是說，中國以溫和可控的宏觀杠桿率增幅支持實現了“較高增長、較低通脹、較多就業”的優化組合，宏觀調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橫向對比看，陳雨露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各國普遍采取了超寬松的刺激政策來應對衰退，引起了宏觀杠桿率的大幅上升。2021年末，國際清算銀行統計的全部報告國家的杠桿率平均水平是264.4%，比2019年末高18.3個百分點。相比而言，中國的這一數據是16.5個百分點，這體現出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不超發貨幣、不透支未來的宏觀政策取向。

　　實際上，為穩住宏觀杠桿率，中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錨定方式已經優化，不再設定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的數字目標，而是保持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將其作為健全現代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內容。

　　央行在今年2月發表的文章《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持高質量發展》中表示，2018年-2021年我國M2平均增速為9%，與同期名義GDP 8.3%平均增速大致相當，實現了M2和社融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穩住了“貨幣錨”，既保持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穩固，又避免了“大水漫灌”，有效防范了宏觀金融風險。

　　6月15日召開的國常會提出，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總體思路、政策取向，立足當前穩增長，著眼長遠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抓住時間窗口，注重區間調控，既果斷加大力度、穩經濟政策應出盡出，又不超發貨幣、不透支未來，著力保市場主體保就業穩物價，穩住宏觀經濟大盤。

　　明明稱，今年寬信用將依靠基建發力、地產改善和困難行業增信，宏觀杠桿率將有所上行，加杠桿的主體將主要是政府和企業部門。

　　其他方面的金融風險化解工作也取得重要進展。肖遠企也介紹，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得到根本扭轉，高風險影子銀行較歷史峰值壓降約25萬億元。不良資產處置大步推進，過去十年累計消化不良資產16萬億元，一大批突出的風險隱患得到消除，金融違法與腐敗行為受到嚴厲懲治。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業永恒的主題。我們始終堅持理性思維、底線思維，化解重點機構、重點環節、重點業務領域、重點地區的風險。在過去十年，處理了一大批突出的風險點。”肖遠企稱。

　　肖遠企還表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長效機制逐步夯實。具體看，不斷加強金融系統黨的領導，推動建立常態化金融風險處置機制，完善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特別是加強股東股權和關聯交易的管理，充分發揮金融穩定基金、行業保障基金的作用，鑄牢防范和抵御金融風險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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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