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曉紅

　　時代更迭、世界格局驟變時，思忖貨幣裂變并非易事，需要基于全球視角的新“發現”。

　　貨幣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貨幣運轉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賬本和你的錢袋子？借歷史視角審視貨幣發展邏輯，描摹一幅關于貨幣本質、發展演變、信用貨幣及其對全球經濟影響的動態全景圖，或是《貨幣大裂變：顛覆認知的信用貨幣》一書呈現給讀者的即視感。

　　這本由資深金融家王永利撰寫的新著，通過深入分析貨幣的歷史演進、信用貨幣的本質、現代金融體系面臨的挑戰，試圖構建一個全面的框架結構，深化或“校正”讀者對信用貨幣，包括數字貨幣的理解。

　　在一個轟然降臨的陌生新時期——“現實+”的虛擬世界，應該怎樣全面認識與理解貨幣史，以及信貸機制與金融體系的脈絡？作者在書中嘗試給出相關解決方案。源于從理論到實踐的“發現”，王永利認為，信用貨幣的本質并非建立在中央銀行或政府信用之上，而是整個國家的綜合信用。作者相信，貨幣的本質還是價值尺度，交換媒介的核心功能不變，且需要最高信用保護，這些特性使得貨幣在經濟金融系統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信用貨幣難以被顛覆或替代。

　　AI時代，在信用貨幣的大裂變中尋找彌合之道，不僅是對經濟學理論的挑戰，更是布滿荊棘的實踐之旅，亦是對知行合一的考驗。

　　裂變

　　不只是理論上的“裂變”，還需要認知上的“迭代”。

　　如果把工業革命視為人類發展史上的一次“相變”，那么AI時代的到來則可能意味著又一次“相變”。走過前工業時代，或狹義“馬爾薩斯時期”的人類之旅是否正在或將要經歷第二次“蛻變”？經濟生產和勞動市場，社會結構與生產方式，及其背后的貨幣關系等均在悄然裂變。

　　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信用貨幣“裂變”現象的深入剖析。王永利認為，信用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是對實物貨幣不足的補充，更是貨幣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

　　古今中外體察人類社會與貨幣關系的著述頗多。一定程度上，本書與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所著《金融的起源：貨幣、銀行和現代世界的誕生》（“TheAscentofMoney：AFinancialHistoryoftheWorld”）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此書中，弗格森追蹤了金融歷史的演變——從古代貨幣發明到當代全球金融體系，強調金融創新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同時也指出金融體系內在的風險和不穩定性。盡管兩本書的焦點和敘述角度各有側重，但都深入探討了貨幣及金融體系的本質、演變過程以及對社會和經濟的深遠影響。

　　中國諸多古代典籍中，也不乏對貨幣起源之記載。管子曾言：“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即先王因路途遙遠，獲取不易，故將貴重的珠玉視為上等貨幣，黃金為中等，而刀布則為下等。司馬遷在《史記》也提及，早在高辛氏之前，龜、貝、金、錢、刀、布等物品已作為貨幣使用。殷墟的考古成果也顯示，距今3000年前，中國就已經開始使用貝幣；殷商時期，金屬鑄幣已在使用。

　　據說即使是今日，在蘇格蘭的某個鄉村，那里還有工人不用貨幣，而用鐵釘來交換面包或啤酒。此外，就詞根而言，cattle（牛）和capital（資本）均起源于拉丁文caput（牛頭）。

　　王永利說，貨幣的本質屬性是“價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換媒介”，根本保障是最高信用保護，使其成為流通范圍內流通性最強的“價值通證”或“價值權證”。貨幣的本質屬性與核心功能不變，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可以不斷改進，以提高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加強風險管控，不斷增強貨幣的功能發揮。所以，貨幣才從自然實物貨幣，轉化為規制化金屬鑄幣，再發展到金屬本位制紙幣，又進一步發展到脫離任何具體實物的國家信用貨幣。

　　何謂信用貨幣的本質與挑戰？誠如書中所述，信用貨幣的本質是國家信用，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貨幣供應量或價值錨定。這意味著信用貨幣的價值不再依賴于黃金或其他貴重金屬的支撐，而是由國家信用背書所決定。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實物貨幣存在供應不足的根本性缺陷，不符合貨幣發展的本質要求，必須退出貨幣舞臺。

　　這一觀點的理論基礎在于，貨幣的本質是一種信用工具，它的價值來源于人們對貨幣的信任和信心。信用貨幣的核心在于它不依賴于具體物質（如金銀等）的價值，而是基于國家整體的信用。如果貨幣得到了足夠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它就能夠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相反，如果貨幣失去了信任和支持，那么它就會失去保障和生命力，甚至可能導致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

　　因此作者認為，信用貨幣的產生是貨幣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變，從最初的實物貨幣（如貝殼、金屬）逐步轉變為以金屬為基礎的代表性貨幣，最終演化為今天的信用貨幣。而這也是經濟需求驅動的必然選擇，隨著經濟發展和貿易擴張，實物貨幣的局限性開始顯現，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經濟活動需求。信用貨幣的引入，極大地提高了貨幣流通的便利性和經濟系統的靈活性。

　　因而作者強調，信用貨幣的價值不是由單一機構或個體的信用保障，而是由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政治穩定性所支撐。這種信用是通過法律和政府政策來維護和實現的。

　　加速

　　《幣緣論》一書亦記載，希臘鑄幣上鑄有代表城邦主權的設計和銘文，象征著鑄幣與城邦法律制度的關聯。在希臘文中，鑄幣和法律的單詞都源自同一詞根“nomos”，意味著鑄幣在古希臘文化中被視為社會契約的產物。在希臘社會中，鑄幣與法律是相互支撐的兩根支柱——希臘城邦需要鑄幣的收入，鑄幣也需要城邦政權的支持，城邦以主權保證鑄幣的質量和價值。

　　毋庸置疑，一切經濟金融現象的背后都是貨幣現象。信用貨幣對金融體系的深刻變革之影響不容小覷。

　　誠然，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的信貸投放越來越多地取決于社會主體的信貸需求，而信用貨幣能夠更好地滿足這種需求，這也提高了貨幣的靈活性和便利性。

　　而在信用貨幣的裂變過程中，挑戰也與機遇并存：信用貨幣體系的建立也帶來了新問題，如信用風險、貨幣政策過度依賴等。同時，數字貨幣的興起對傳統信用貨幣體系提出了新挑戰，但也為金融體系的未來發展開辟了新的方向。

　　王永利認為，信貸投放是貨幣裂變的重要推手。信貸投放的出現令貨幣的表現形態、運行方式和功能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變化被稱為“貨幣大裂變”。信貸投放使得貨幣不再只是簡單的交換媒介，而是成為投資工具和融資手段。這種變化助推了金融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同時也帶來了風險和挑戰。因此，在信貸投放的過程中，需要嚴格控制風險，保持金融穩定。

　　在作者看來，傳統的貨幣觀念已經無法適應當今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需要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重新審視貨幣的本質和作用。以“貨幣乘數”為例，傳統概念已失去意義。傳統觀點認為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總量有著重要影響，實際上，在信用貨幣體系下，流通速度對貨幣總量的影響已經弱化，信貸投放對貨幣總量的影響更大。

　　當貨幣的運行方式越來越數字化、智能化，這也導致了流通速度對貨幣總量的影響大大減弱。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傳統的“貨幣數量論”（MV=PT，M為貨幣供應量，V即貨幣流通速度，P為物價水平，T為社會交易量）已不再適用。

　　作者認為，真正對貨幣總量有重大影響的，除了可交易財富價值變化外，更重要的是社會融資結構的差異，直接融資不會增加貨幣總量，只有間接融資才會增加貨幣總量。要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需要更加準確地把握貨幣周轉速度與貨幣總量變化的關系，以及區分一定時期財富交換交易的價值流量與特定時點財富的價值存量及其與貨幣總量的關系。

　　彌合

　　回歸至實踐中的應用與挑戰，不難發現，信用貨幣的裂變亦帶來了“財富大爆炸”。

　　據英國史學家統計，200年前，全世界人均日收入為3美元；但現在，這一數字翻超10多倍，始作俑者就是技術革命與創新。而科技驟變的今天，我們又站在了財富重置的“三岔口”。

　　無疑，貨幣是財富交換和價值衡量的工具，財富是個人或社會擁有價值資源的總和。貨幣幣值的變化（如通貨膨脹），會直接影響財富的交換價值，正如通貨膨脹會侵蝕貨幣的購買力，從而減少貨幣可以獲取的財富價值。

　　在作者王永利看來，貨幣作為一種財富的價值索償權，可通過貨幣政策來實現財富的再分配和調節。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據CPI變化進行貨幣調控存在缺陷，這是因為全社會貨幣需求變化更多地受制于社會主體對經濟和收入增長預期的變化，而非完全由貨幣政策主導。

　　此外，貨幣總量變化除了受到貨幣供給變化的影響外，還受到供求關系、物價走勢以及社會就業和收入水平變化預期的影響，使得貨幣總量擴張或收縮具有很強的經濟順周期性。因此，僅僅依靠CPI變化來進行貨幣調控，容易產生偏差和遺漏，進而造成貨幣超發或者濫發等問題。

　　與之對應，作者還認為通貨緊縮仍是貨幣管理最可怕的挑戰，因為通貨緊縮會影響消費者和企業的行為，限制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造成消費減少、生產下降、失業率上升等負面影響，并可能導致經濟進入長期低迷；此外，通貨緊縮還會導致債務負擔加重，企業倒閉增多，金融機構陷入困境，最終可能導致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通貨緊縮對于經濟體來說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態，需要采取有效的貨幣政策來應對。書中將通貨膨脹隱喻為急性發燒，通貨緊縮卻是癌癥暴發。

　　那么，信用貨幣的投放與管理呢？在信用貨幣體系中，作者認為，有效管理貨幣總量和防止貨幣超發的關鍵，是建立一整套相應的貨幣管理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實施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分級管理。商業銀行成為信貸投放的主體，取代中央銀行成為貨幣投放的主體（央行轉化為貨幣管理主體），不再只是單純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嚴格的貨幣規則約束（金融監管）。

　　作者強調，控制銀行信貸的過度投放是防止貨幣超發的關鍵。銀行只能在保證足夠的流動性和資本保障基礎上才能擴大信貸投放，從而有效控制銀行信貸過度投放。

　　在信用貨幣體系下，中央銀行對貨幣總量的調控應更多地采用市場化手段，如通過基準利率的調整引導，減少行政化干預，推動商業銀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確保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

　　作者提出的這些管理策略旨在實現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總量與社會可交易財富價值規模相對應，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同時充分發揮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流動性管理“轉向”的關鍵時刻，一則“央行下場買債”（赤字貨幣化）的傳聞引發市場熱議。書中，作者對此也有解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職責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二者的融合性越來越強。這種現象也被人描述為“現代貨幣理論（MMT）”。MMT發揮積極作用有嚴苛條件，在適用條件內會利大于弊，超出適用條件則會弊大于利。

　　在作者看來，各國央行購買國債，或難以避免，即使不在一級發行市場直接購買，也得在二級交易市場購買，央行與財政合作才能發揮最大宏觀調控作用。但這樣的操作并非無止境，合理邊界與控制規則需要從理論上探討清楚。

　　此過程中，技術革新與創新依然是人類財富變量的重要驅動力。

　　至于關乎國家賬本與個人財富的貨幣價格，即貨幣的兩種價格——匯率和利率，它們總是會“左右”一個國家的賬本和個人的錢袋子。匯率影響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和經濟合作，包括影響該國的外匯儲備和資本流動。而利率則反映了市場對貨幣的需求和供給狀況，以及對未來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的看法，從而影響到投資決策和個人消費行為。

　　據此，作者指出，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充分考慮這兩種價格的影響，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建議建立完善匯率波動控制區間和預案，以及靈活調整外匯儲備幣別結構等。此外，貨幣借貸利率的合理確定和調節極為重要，應該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發展。

　　變革

　　此刻，站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峽谷上眺望與回眸，另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是，如書中所指——信用貨幣需要國家治理深刻變革。

　　作者認為信用貨幣帶來了深刻的裂變，卻未得到充分準確地認知和把握，也沒有形成清晰的控制邊界或嚴格的控制標準。信用貨幣的出現和發展需要配套的管理體系和監管措施，這些都尚未落實到位。這些問題可能導致貨幣超發濫發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進而引發經濟社會更大的風險。為應對新挑戰，信用貨幣體系與國際貨幣體系需要深刻變革，現有經濟社會制度、貨幣金融體系以及全球治理結構也需要進行深刻變革。

　　作者王永利認為，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全面改革和調整，以更好應對信用貨幣帶來的新挑戰。

　　比如，作者建議：貨幣總量控制重心必須前移，徹底脫離任何特定實物的價值，追求貨幣總量與可持續經濟增長相適應；加強對信用貨幣的監管，制定更為嚴格的標準和規則，避免信用貨幣的過度發行和濫用；實現全球一體化治理體系，建立基本統一公平公正的財稅體系、貨幣金融體系、法律與司法體系等，切實增強和發揮聯合國的統籌協調作用；深刻變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特別提款權”，更多地按照各國持有的基金份額賦予其相應的權利義務，取消單一國家一票否決制，更加體現“基金”本質，努力完善基金管理，推動其在加強國際貨幣體系管理上發揮更大作用。

　　誠然，作者希望通過這本書引領讀者進入一個新的貨幣時代，讓人們對貨幣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新貨幣時代是指隨著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傳統貨幣體系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和重構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市場監管和市場主體都面臨著新的要求和挑戰。

　　對于市場監管來說，他們需要加強對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的監管和規范，防止出現市場亂象和風險事件。同時，也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機制，保障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健康發展。

　　對于市場主體而言，他們需要適應新的貨幣時代的變革和趨勢，積極采用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同時，也需要關注市場風險和合規要求，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定，確保自身經營與投資的合法性和可持續性。

　　不可否認，AI時代可能會帶來信用機制和信用體系的根本變化，或許信用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儲值手段的基本功能不會變，但其發行方式、管理機制、使用范圍以及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或將經歷深刻變革。

　　然而，正如工業革命那樣，每一次“相變”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

　　站在人類第二次“相變”的門檻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技術進步將令信用貨幣體系更高效、安全和包容，但同時也需要面對金融監管、社會接受和適應、隱私保護、數據安全和技術倫理等新挑戰——這可能亦是頗具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實踐經驗的作者，為“重塑貨幣發展與金融運行的底層邏輯”而著書，并期冀看到的信用貨幣從裂變至彌合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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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