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徐川

　　2022年，全球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外部經濟金融環境復雜多變，海外央行貨幣政策預期收緊，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穩定宏觀經濟是今年的首要任務。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理事長、中國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和保爾森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美國財政部原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近期舉行的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海蘇河灣峰會上對2022年的全球經濟形勢展開對話，兩位嘉賓均認為海外央行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將使全球金融市場受到影響，需要重點防范退出節奏不當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中美兩國在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領域開展的對話將發揮積極作用。

　　樓繼偉表示，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因此要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但與此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進一步強調了政策糾偏的重要性，也體現出政策要有規則、有預期、避免采用運動式的做法。

　　樓繼偉預計，2022年我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將維持刺激力度，不會出現較大的變化，同時強調方向更加精準，因此對于今年我國的經濟增長表示樂觀。

　　此輪美聯儲政策收緊的外溢影響不容小覷

　　新冠疫情肆虐對全球經濟沖擊巨大，樓繼偉認為，美國采取了超寬松的財政政策，將支票直接支付給家庭和個人，雖然刺激了消費需求，但勞動參與率有所下降，并形成了物價上漲的壓力。歐洲的情況也類似，拉美的情況最為嚴重，亞洲國家相對較好，而中國“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疫情管控措施較為有效，也并未發生通貨膨脹。

　　樓繼偉預計，今年各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會回調，這有助于減輕物價上漲的壓力。

　　“由于美國此輪經濟增長正從服務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雖然出現了一些制約發展的嚴重瓶頸，但企業部門同時賺取了創紀錄的利潤，且在定價方面保持著充分的靈活性，通脹壓力由此產生。”保爾森分析稱，美國國內對于通脹的持續時間和危害性有較多爭論和分歧，但此前美聯儲已向市場發出了將采取有力措施的信號，且并沒有對市場造成過多干擾。具體來看，美聯儲將逐步縮減量化寬松戰略框架下的購債規模直至3月份，隨后將開始加息。考慮到這一動作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預計新興市場也需要跟隨美聯儲的腳步進行加息。

　　樓繼偉提醒稱，需要注意到，當前海外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在退出，部分央行擴表到無法想象的程度，必須進行收縮，此時如果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退出時機、力度或節奏不當，很有可能觸發危機。

　　以財政政策為例，樓繼偉分析稱，美國此前將支票發放至個人和家庭，但在政策退出后，部分基層民眾的工作意愿極低，存在著社會矛盾激化動蕩的可能性。從貨幣政策角度看，他認為，目前美國市場的資產價格處在高位，相當一部分的企業是在回購自身的股票，如果政策退出節奏不當，可能出現較大的市場價格回調，相關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可能進一步惡化。

　　相較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樓繼偉表示，如今全球杠桿率高企，平均宏觀杠桿率在300%以上，遠超上次的100%左右，同時用于經濟增長的刺激工具已經不多。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退出政策引發的外溢效應也會比上次大得多。

　　中美關系新框架有待形成 WTO改革勢在必行

　　“幾乎不可能判斷金融危機將從何而來，但當美國、中國或任何一個市場出現問題時，兩個國家的市場都會受到影響。”保爾森認為，為應對潛在的金融危機，已觀察到中美兩國開始研究并解決結構性問題。其中，目前美國國內銀行的資本非常充足，而中國也已著手整頓影子市場并降低金融杠桿，尤其自去年以來，以對市場影響最小的方式進行房地產去泡沫化。

　　保爾森同時表示，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艱難時刻中得到的經驗在于，發生危機時開展全球協作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領域，中美兩國進行對話至關重要，涉及到金融準入和資金流動等方面的問題。

　　對于全球治理體系遇到的新挑戰，樓繼偉認為，中美兩國可以從最迫切的問題入手，尤其需要加強在經貿方面的溝通，在G20機制下爭取各方共識。目前比較迫切的是WTO改革，經濟社會已經開啟數字化轉型，而且全球形成共識要向低碳社會轉型，但現存的WTO規則實際上是遠遠落后的，因此中美兩國可以在數字貿易的規則制定、環境商品交易的定義等方面增進合作。

　　“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經濟體系存在差異，但兩國有著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關鍵在于制定一個全新的中美關系框架，應著眼于能夠達到什么目標、如何達到目標、如何進行合作、如何處理沖突等問題。”保爾森建議稱，盡管兩國在貿易領域的合作遇到重重困難，但至少希望看到雙方完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并延長協定期限，共同解決一些問題。

　　要杜絕碳關稅變成制造貿易壁壘的工具

　　綠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談發展、謀未來”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綠色金融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也愈發關鍵。

　　“綠色金融最重要的是解決激勵機制，這需要市場和政府共同發揮作用。”樓繼偉表示，以碳排放額度交易為例，通過交叉補貼使得綠色金融的使用方能夠獲得激勵，從而提升使用意愿。他建議，作為形成綠色金融激勵機制的基礎，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工藝碳排放的測度，不能僅依靠第三方，必須引進政府驗證。

　　樓繼偉進一步指出，碳調節稅、碳關稅的實施需要遵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其中，一個國家繳納碳調節稅的多少不能依據當前的碳排放量，而是要回溯歷史上的碳負債與碳資產，否則將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此外，碳關稅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決不能使之變成一個制造貿易壁壘的工具。

　　保爾森直言，“除非有實打實的東西做支撐，否則綠色金融將毫無意義。因為賠本的買賣不可持續。那些精明的投資機構和銀行肯定不會做虧本的買賣，但同時，他們也不應資助那些實質上糟踐了自然資本卻不對破壞程度進行披露的投資”。

　　保爾森認為，全球綠色轉型面臨的一大挑戰在于，企業在推進凈零碳排放的過程中，如果無法從政府獲得相應的規則、政策與法律工具，就難以實現目標。因此，主要經濟體需要為企業的綠色轉型提供更多措施，包括給予補貼和激勵工具、完善監管框架等。

　　“全球生物多樣性被迅速破壞也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它會對經濟造成巨大影響，也會對健康造成影響。”保爾森補充稱，通過研究針對生物多樣性的多種融資方式發現，最重要的是停止繼續破壞，其次需要保護和珍惜生態多樣性。因為一旦破壞了生態多樣性，再補救所付出的代價要高得多。

　　在保爾森看來，目前代價最小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措施是改變農業政策，這意味著仍然可以采取措施來刺激生產，但要以不傷害自然資本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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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