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金融人物|李波往事：為什么IMF新任副總裁是他？

　　作者：楊志錦

　　2020年3月17日，新冠疫情已被控制住，但仍有零星新增病例，此前一天全國新增確診數是21例。在西部山城重慶，新增病例已清零，但人們依然恐慌，飯店、酒店門庭冷落。

　　這天中午12點，李波和他的同事隨機來到市區一家火鍋店，點了重慶火鍋的招牌食材毛肚、鴨腸、炸酥肉等菜品，吃了一會兒發現沒吃夠，又加了一些素菜。“味道非常好，我已經兩個多月沒有吃火鍋了，今天真的非常解饞。”他一邊吃一邊夸贊。

　　重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2月重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18億元，同比下降24.7%，增速創歷史新低，其中餐飲收入驟降47.4%。李波當時擔任重慶市副市長，商務正是他分管的領域，此舉意在向市民傳遞消除恐慌、步入正軌的信心。

　　“餐飲、零售、住宿等行業都屬于商貿領域，涉及到很多中小微企業，解決了商貿領域的復工復產復銷問題，就解決了重慶近半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現在全市重點抓十類消費服務業，每個行業都發布了復工復產指南，幫助企業盡早復工復產，促進全市經濟穩定運行。”他說。

　　除了商務，李波還分管金融。因為李波有多年金融系統的工作履歷，人們也把這類官員稱為“金融副省（市）長”。一年后，李波辭別重慶，重新回到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長。今6月29日，他被任命為IMF副總裁，該任命自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

　　由此，李波將成為IMF第三位華人副總裁，是歷任者中最年輕的一位。2011年7月，央行副行長朱民成為首位IMF華人副總裁，時年59歲。2016年夏天朱民卸任，央行副行長張濤接任，時年52歲。

　　今年7月，李波剛年滿49歲。與朱民、張濤一樣，李波也擁有海外留學、工作之經驗，具備國際化視野。不同的是，李波在央行系統工作14年，特別是在重要的貨幣政策二司、貨幣政策司擔任司長，參與并見證了人民國際化、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等多項重大改革。“李波先生在中央銀行和法律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如是評價。

　　回國

　　李波回國的2004年，中國金融監管體制已發生重大變化。此前一年，原銀監會成立，專司對銀行業的監管。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看來，全面履行好新形勢下的中央銀行職責，關鍵靠人才。

　　人民銀行年報顯示，截至2003年末，央行具備碩士研究生學歷的員工2051人，博士研究生132人，二者占全行總人數的比例僅為2%。“研究立行”需要更多高學歷、復合型、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注：2019年末該比例達到15.3%）

　　按照周小川的設計，要多渠道引進人才，擴大選人用人視野。不僅要從央行系統內，也要注意從各金融機構、大學或科研機構引進；不僅要從國內培養的各類人才中選拔，也要從優秀留學回國人員中選拔。實際上，2001年加入WTO后，中央銀行也需要更多熟悉國際金融與外語的人才。

　　李波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央行的。當時和他一起到央行工作的“海歸”還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博士張新、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經濟學博士張濤，二人分別出任金融穩定局副局長、研究局副局長。張新目前調任廣東省副省長，分管金融、商務方面的工作，也是一位金融副省長；張濤日后相繼擔任央行副行長、IMF副總裁等職。

　　在中國知網上可以查到，張濤、李波兩人在加入央行初期一起合作發表了兩篇論文，對中國的城市分布、城市化進行實證研究。當時，中國特大型城市制造業向周邊地區和中小城市轉移，同時大城市的勞動力價格上升，人們十分關注城市化的路徑。

　　對中國1999年至2004年645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后，他們提出：中國城市化道路不僅要發展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更重要的是城市化發展思路的調整——著力促進大城市第三產業和中小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促使大城市轉變成為服務中心和市場中心、中小城市成為制造業中心。

　　三人中，李波是最年輕的一位：進入央行工作的2004年6月，張濤、張新年齡分別為40歲、37歲，李波僅僅32歲。

　　李波還是“雙料博士”。熟悉美國教育體制的人都知道，在美國的常春藤名校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相當不容易，而李波在攻讀經濟學博士的同時還拿到了哈佛大學的法律博士學位，其勤奮和意志力可見一斑。日后在某次高校講座中，李波講述了美國的七年求學經歷，告誡同學們要學會積極的學習方式、多思考多提問。

　　博士畢業在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工作5年后，李波到央行工作，出任央行條法司副司長。條法司主要負責起草金融法律法規草案，負責央行金融法律事務、法制宣傳工作等。

　　一年后，他在《中國金融》上發表了《銀行存貸利差與金融生態》一文，這是他回國之后發表的首篇署名文章。文章研究了1988—1995年部分國家和地區主要銀行平均凈利差，其中轉型國家的為6.4%，遠遠大于發達國家的2.7%，而中國的這一指標僅為2.1%。

　　李波認為，銀行存貸利差過低導致了中國形成大量不良貸款，結果是國家買單不可避免，他建議應該適當提高存貸利差，這樣才能保證中國銀行業提足撥備和補充資本金，減少不良貸款積累，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和系統性風險。

　　在條法司任職期間，李波參與了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等工作，并參與了《反洗錢法》、《征信管理條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或修改工作。

　　“李波兼具中國金融界的高層官員及金融學者的雙重身份，對中國金融環境的現狀有著深刻而全面的把握，而且又深諳中外金融制度，因此他對我國金融問題的理解既有說服力又具權威性。”一些法律界人士評論稱。

　　上述法律法規中，《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于2009年7月發布。一般而言，國際貿易一般用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結算，因此跨境貿易用人民幣結算是個巨大的飛躍，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出臺這個辦法的背景簡單講就兩句話，一個是有需求：金融危機后，美元歐元匯率波動比較大，國內及周邊國家一些企業都希望用人民幣進行做貿易；另一個是有基礎：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已經十幾年了，邊貿中人民幣結算也有一定的經驗。”李波在中國政府網解答網友提問時表示。

（2009年8月，擔任條法司司長的李波參觀中國政府網）

　　金融危機以后，一些國家陸續和中國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李波回憶道：“當時金融市場不太穩定，韓國跟美聯儲簽了美元貨幣互換協議，但還擔心不夠，又來找我們，說能不能跟我們簽一個互換。我們說我們可以跟你簽互換，但是只能簽人民幣互換，韓國人同意了。”

　　韓國由此成為第一個和中國簽貨幣互換的國家，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至2019年末，中國與39個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超過3.7 萬億元人民幣。貨幣互換也被認為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一步。

　　貨幣 

　　就在2009年8月，李波的職務再度發生變動，剛滿37歲的他出任貨幣政策二司首任司長。按照機構改革方案，央行要設立一個主管匯率政策的職能部門。這一部門名稱最初擬定為“匯率司”，最后確定為“貨幣政策二司”，其職責包括擬訂人民幣匯率政策并組織實施等。

　　早在2005年7月21日，中國央行就宣布放棄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升值。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前后人民幣與美元匯率變化一直處于恒定的狀態。

　　當時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預測稱，由于美元兌其他匯率持續走軟，因而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已回落到2002年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業界普遍寄望貨政二司能夠著手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中國央行于2010年6月19日宣布，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改革后，人民幣打破平靜，當年升值3%左右。

　　“自2005年7月開始人民幣匯改以來，逐漸趨向均衡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已經建立。現在人民幣升值預期有所減弱，一年升值預期3%左右，是可以承受的，同時這種溫和的升值也有利于人民幣走出去。”李波在2011年3月表示。

　　資本仍在持續流入，人民銀行不得不從市場購入外匯：一方面央行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央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相應地，中國央行通過發行央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大型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2011年創下峰值（21.5%）。

　　2011年6月，李波和貨政二司的同事伍戈（伍戈現已“下海”，出任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發表《如何應對資本流入》一文。文章指出，未來中國仍將面臨國際資本持續流入的壓力，被動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并輔之以對沖手段等措施不可能無限制使用，這些只是轉型期的臨時應對措施。

　　李波他們建議，除了采用各種短期的“組合拳”外，應積極采取更多結構性改革措施來應對未來挑戰，比如擴大內需、降低儲蓄、擴大進口、提高匯率靈活性。

　　央行數據顯示，本世紀初外匯儲備余額不到2000億美元，但2011年增至3.2萬億美元，并在2015年前后達到峰值（4萬億美元），此后有所回落。其原因在于中國的對外貿易趨向平衡，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有所回落。

　　李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調任貨幣政策司，于2015年3月出任該司司長。與貨政二司專注于匯率政策不同，貨幣政策司主要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執行。實際上，外匯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作用，重點負責匯率政策和人民幣國際化事宜的李波出任貨幣政策司司長可謂是“恰逢其時”。

　　與前一階段應對資本流出的壓力不同，新形勢下的工作主要應對資本流出，基礎貨幣供應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由于外匯大量流入，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當外匯占款下降后，中國央行前瞻性地創設了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貨幣政策工具，彌補了匯占款下降引起的流動性不足。

　　這些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比如PSL通過國開行支持棚改領域，獲得MLF的機構需加大對小微、“三農”的投入。傳統上，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前述結構性政策能否有效引起市場爭議。

　　李波沒有回避這些爭論，他在2015年發表的《論“結構性”貨幣政策》一文中表示，從國際上看，“結構性”貨幣政策日益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內看，總量型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金融資源向部分扭曲部門（房地產、融資平臺）集中，貨幣政策有效性下降。但他也指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問題，根本上還是依靠體制機制改革。

　　從近年中國央行的實踐看，結構性貨幣政策仍在推陳出新。去年兩項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今年即將推出的碳減排政策支持工具都是結構性貨幣政策。

　　在貨幣司司長任上，他還見證了狹義利率市場化的完成。人民銀行于2015年10月23日宣布，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一年期以下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再設置浮動上限，我國利率管制基本放開。

　　這一改革與當年的8·11匯改提升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李波通過實證研究發現，2015年以后貨幣政策對債券市場的傳導效率為0.95，接近理想狀態；而對貸款市場的傳導效率僅為0.58。

　　“貸款市場傳導效率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沒有充分打通，兩個市場的分割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要依靠一個很重要的市場來相互打通，這就是資產證券化市場。”李波稱。

　　挑戰

　　由于肩負宏觀調控的重任，貨幣政策司是央行最重要的司局。從過往看，其司長一般都會升任央行行領導。比如李波的前任張曉慧升任央行行長助理，現已退休，后受聘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此前一任為易綱，他從貨政司司長升任央行行助，現任央行行長。

　　李波則在2018年8月調任中國僑聯副主席，這頗讓市場意外。究其原因，新一輪機構改革后，央行不再設央行行助一職。行長助理行政級別不屬于副部級，但是享受副部級待遇的中管干部，可視為司局長和副行長之間的過度職位。

　　該職位取消后，央行核心司局領導相繼赴其他機構任職，比如金融市場司司長紀志宏出任建行副行長、金融穩定局局長王景武出任工行副行長、辦公廳主任周學東出任國開行副行長，但他們仍在金融系統任職。因此，李波的僑聯副主席任命頗讓市場感到意外，不過短暫過度后，他于2019年9月26日被任命為重慶市副市長。

　　到地方任職后，像李波這樣擁有豐富金融從業經歷的官員被稱為“金融副省長”。人們也在關注，這些金融技術性官員將如何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同時服從中央統一部署，推進金融風險攻堅戰和金融改革。

　　實際上，在正式任命為副市長之前的9月17日、19日，李波即以“重慶市政府黨組成員”的頭銜赴央行重慶營業管理部、重慶證監局調研。他表示，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前景廣闊，潛力巨大，機遇難得，并對綠色金融發展、金融對外開放、城鎮化融資等工作提出要求。

　　在重慶，他開始接觸比金融業更為復雜的社會經濟形態。除分管金融事務外，他還分管商務、外經外貿、外事等事務。他本人也在嘗試新業態新模式。2020年5月，他和重慶四區縣黨政一把手連麥直播帶貨，推銷當地的農副產品。在副省級干部中，這顯得很特別。

　　在重慶工作兩年多后，他重回央行，于今年3月出任央行副行長。6月29日，他被任命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該任命將于2021年8月23日起生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成立于1945年，主要職責是協調國際間貨幣問題，提高和穩定成員國的經濟發展。IMF是一個以份額為基礎的機構，每個IMF成員國在加入IMF時都會得到一個份額。份額類似于一家金融機構的股本金，決定了成員國向IMF出資的最高限額、投票權、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

　　份額比例的確定大致基于成員國在世界經貿體系中的相對體量和影響力。第14次份額總檢查（2015年）后，中國份額從3.994%大幅上升至6.390%，排名超越英國、法國和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額國。

　　但第15次份額總檢查（2019年）結束時，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沒有取得進展。人們關注到，份額改革需要85%以上的通過率，而美國在IMF的投票權為16.74%。由于美國一直不通過該方案，IMF改革就一直無法進行。

　　易綱當時表示：“未能調整份額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與合法性。我們期待IMF對未來份額比重調整作出具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承諾。”同年IMF宣布，第16次份額總檢查于2020年開始，不晚于2023年12月15日結束。未來進一步提升中國在IMF中的份額，或將成為李波的重要使命。

　　新冠疫情沖擊下，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翻倍至8萬億美元。美聯儲貨幣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外溢效益，美元波動性加劇，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呼聲越來越高，這可能也是李波面臨的挑戰之一。

　　李波對這一問題的思辨可管窺一斑。早在2012年，他就發表《“特里芬悖論”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一文探討該問題。所謂“特里芬悖論”，指美元作為全球的通用貨幣需要保持幣值穩定。而作為世界貨幣的前提是，各國都有美元可用，這就需要美元大量外流保證供應，但這樣美元幣值就不穩定。簡言之，美元價值要穩定，它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美元要作為國際貨幣，它的價值就難以穩定。

　　李波在文中指出，貨幣具有無法同時滿足價值穩定和供給充足要求的固有矛盾，因此“特里芬悖論”并不存在根本性的解決方案，而只存在一系列不斷完善的權宜方案，“特里芬悖論”的破解是一個長期、持續的歷史過程。

　　此外，李波在IMF還將處理更加多元的國際事務。以他的前任張濤為例，張濤主要負責約90個國家及地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業務，與反洗錢/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有關的政策以及金融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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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