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力

　　從國家安全本質屬性和體系框架看，利益是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義，而金融與利益休戚相關；從國家安全觀的歷史演進看，金融是國家安全的時代內涵

　　金融是新時期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

　　國家安全并不單純是一個戰爭與政治問題，而是以核心價值為靈魂的一套復雜系統。核心價值與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生態資源共同構成了國家安全系統的“六大支柱”。雖然國家安全層次豐富，但并非一個發散的概念。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可見，國家安全的“六大支柱”是一個有機整體，外延擴展而內涵收斂，始終圍繞著利益這個核心在運轉。作為最大化國家利益的關鍵手段，金融不僅僅是國家安全的一個子系統，更是貫穿于實現“總體安全”的各個層面和進程始終。

　　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從歷史實踐看，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最終都是圍繞國家利益來展開的。歷年美國總統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均明確強調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宗旨。筆者認為，國家安全是一個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復雜系統，既涉及相對于外部主體的主權利益，保障國家領土不受侵犯，意識形態不被顛覆，軍事國防不受威脅，經濟發展不受制約，社會文化不受侵蝕；同時也關注內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需要，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

　　2013年，在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并對國家安全進行了明確細致的解讀，提出了集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體現了當前我國的核心利益訴求。2015年《國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進一步明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根據對外對內各種利益之間的關聯性，可以將國家利益歸納劃分為核心價值、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生態資源六個方面，從而構成了國家安全的“六大支柱”，即核心價值安全、軍事國防安全、政治社會安全、經濟金融安全、科學技術安全、生態資源安全。其中，核心價值安全是關鍵，軍事國防安全是保障，政治社會安全是根本，經濟金融安全是基礎，科學技術安全是引領，生態資源安全是前提。

　　對于國家安全而言，實現“六大支柱”所關注的國家利益最大化，恰恰與金融的功能不謀而合。金融能夠以“資金融通”的方式，為“六大支柱”提供有力支持，如人體系統的血管一樣將資源營養順利運輸到達六大支柱器官，保障各支柱器官的健康運轉。正如通過分析人體血象異常能夠提前發現疾病一樣，當國家安全系統面臨威脅時，金融又能通過資金流動的異常數據提前預警風險，有利于及時采取防范措施。此外，一國還能通過金融制裁、提高融資成本、凍結資金、“反洗錢”等金融方式主動出擊，將“免疫細胞”送達“疾患”處，直接消滅危害安全的各種因素。金融能夠引領國家戰略，推動體制改革，促進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為經濟外向發展、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權提供支持。

　　金融是新時期國家安全的時代內涵

　　觀念決定行為，觀念影響結果。國家安全能否實現、如何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政府對于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理解和認識，即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觀包含了五重內涵：第一，國家利益是什么；第二，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是什么；第三，對國家安全產生沖擊的威脅有哪些；第四，應對威脅的防御手段有什么；第五，反制威脅的進攻手段有哪些。短期內，國家安全觀是穩定的，一旦形成就會逐步自我強化，持續顯現于國家行為中，并最終改變國家安全的現狀；長期內，國家安全觀則是動態發展的，時代背景、威脅來源、國家狀態和利益取向的變化會潛移默化改變政府觀念，最終量變引發質變，帶來國家安全觀的升級更新。

　　觀念是主觀的，帶有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的深刻烙印；觀念又是客觀的，受到時代潮流和世界趨勢的深遠影響。決定國家安全觀動態發展的，是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發展觀、利益觀和戰略觀的綜合演進。從中國的角度看，一方面，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意識形態和政治方向始終是穩定的，因此，中國國家安全觀具有區別于西方的較高傳承性，國家領導人的變更并不會必然帶來國家安全觀的系統性改變；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前后，外部環境和內部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領導人對國家利益及其實現手段的認識也在不斷充實和更新。綜合來看，根據量變引發質變、環境主導變化的劃分原則，中國國家安全觀的動態發展經歷了三個個性鮮明的階段：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和習近平時期。其中，鄧小平時期包含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代領導人對國家安全觀的理論貢獻，由于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期間的內外環境和國家整體發展理念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和傳承性，我們將這一階段統稱為鄧小平時期。

　　中國國家安全觀的階段轉變，集中反映了相應時期中國主流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發展觀、利益觀和戰略觀的觀念演進。從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時期再到習近平時期，金融在中國國家安全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特別是在習近平時期，金融集中體現了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全球趨勢的主流方向、社會發展的關鍵訴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尋夢追夢的可行路徑。綜合而言，金融是習近平時期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時代內涵，以金融手段為核心，是當下中國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實現國家安全的必然選擇。

　　金融是新時期國家安全的實現手段

　　首先，金融是調整資源配置、支持國家安全的高效利器。過去三十多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金融的改革、開放與發展有力地發揮了協調利益關系、優化資源配置的優勢，是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支持力量，有力地維護和促進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隨著改革開放走向“深水區”，更多的風險不可避免，充分發揮金融在資金供給、效率供給、信息供給、政策供給方面的多渠道功能，為國家安全領航、護航是新時期中國的客觀選擇。

　　其次，多元化融資體系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資金支持。多元化融資體系能夠為一國文化產業、軍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走出去”產業、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鞏固提升文化軟實力、軍事硬實力、科技新實力以及經濟遠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依托網絡平臺以更便捷的方式、向更廣泛的資金持有者融資逐漸興起，目前許多文化產業、創新產業都開始嘗試這種融資方式，未來或能為更多的國家安全相關產業、企業提供支持。

　　再次，多層次金融創新提升國家安全系統運行效率。金融創新在金融發展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盈利動機的引導下，適度、可控的金融創新是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金融創新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既包括信息技術主導下的金融技術創新、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創新以及基于行業理念變革的金融服務、金融業務的創新，同時也包括金融市場、金融企業的創新，此外還涉及金融體系、貨幣制度等方面的創新。對于國家安全而言，多層次、多領域的金融創新也是提升各項子系統運行效率的重要途徑。

　　此外，多維度金融數據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天然具有數據屬性的金融業，能夠通過多維度金融數據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金融賬戶的開設與變動信息為國家安全系統提供重要監測對象，是“六大支柱”所需信息的重要載體。金融賬戶的異常資金流動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預警信號。金融市場上相關資產價格的重大變化也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此外，隨著金融機構將大數據轉化為信息和知識的速度與能力不斷提升，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挖掘和應用，以及整合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及內部系統數據、社交媒體網絡行為數據和各種外部公共數據，大數據可以為信貸征信提供風險評估，判斷金融環境變化及發展趨勢，更重要的是還能為反洗錢、反欺詐等提供重要的預警信息，為提前應對安全隱患提供支持。

　　最后，差異化金融政策充分發揮支持與制裁雙向功能。在支持國家安全“六大支柱”的相關產業發展時，可以通過帶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優惠金融政策，在投資、擔保、貼現等方面給予支持，并通過信用保險、存款保險、利息補貼等措施激勵這些產業創新發展，鞏固和提升“六大支柱”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與此同時，金融政策也不僅僅是“支持”一方面，也具有制裁、懲罰的功能，同時運用差異化金融政策，能夠更好地發揮維護國家安全的作用。對于國內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系統運行的因素，可以通過限制性的金融政策使其保持在適度、可控的范圍內，避免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對于來自外部的威脅或者潛在的危害，可以通過有效的金融制裁措施予以懲戒。

　　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的戰略思想

　　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中國該體現怎樣的整體戰略思想？筆者認為，在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革命之路和建設之旅上，大量質樸務實、行之有效的中國智慧已經經受了實踐檢驗和歷史沉淀，對于以金融手段為核心構筑國家安全戰略依舊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在借鑒這些中國智慧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的核心戰略思想：積極防御、蹄疾步穩、親誠惠容。

　　積極防御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積極防御的指導思想，解決了防御中的進攻、進攻中的防御、內線中的外線、持久中的速決，以及打與走、進與退、殲滅與消耗、局部戰與整體戰、運動戰與陣地戰等一系列矛盾關系，是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和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一個閃光點。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過程中，積極防御是首要戰略指導思想，其內涵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亂中有為。要認清國際金融體系在混亂中曲折發展的歷史趨勢，發揮金融作為國家“軟實力”的引領作用，積極有為，大膽作為，主動作為。二是底線思維。要樹立穩健、均衡和可持續的發展觀，“在外部引導混亂，在內部避免混亂”，把控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危機的底線。三是頂放結合。要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將“抵御”和“吸收”辯證結合，在經略周邊過程中將“走出去”和“引進來”深度結合。

　　蹄疾步穩是鄧小平以來幾代領導人改革理念的核心。蹄疾步穩是指“深化改革既不能瞻前顧后，又不能硬碰亂闖”，和“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提法一脈相承。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過程中，蹄疾步穩是重要戰略指導思想，其內涵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痛下決心“干成事”。既要發揮金融作為產業改革催化劑的重要作用，也要將金融改革果敢地向縱深推進，堅定不移地推進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機構體制機制改革、金融監管改革和金融市場深度建設。二是穩住心態“不出事”。要以最大化綜合效應和最小化伴生風險為目標，妥善安排具體金融改革次序；要以適應金融需求變化和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為目標，穩健選擇合適時機推進綜合化經營和資本項目開放；要以滿足實體經濟需要和平穩物價水平為目標，適時適度對貨幣政策進行預調微調，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工具創新，優化政策搭配，疏通政策傳導，強化政策效果。

　　親誠惠容是中華民族外交理念的四字箴言。2013年，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中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親、誠、惠、容的理念。”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過程中，親誠惠容是重要戰略指導思想，其內涵包括三個層面：一是隨世而制。金融要在力促國家安全中發揮引領作用，要用金融手段打造命運共同體，實現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的利益共贏。唯有追求共贏，才是順應時代潮流、力促國家安全的根本。二是先予后取。中國要有先付出再回報的大國風范，要借鑒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日本推行黑字還流政策的先行經驗，勇于先予后取，用包容心態和惠人理念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三是以德服人。建設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安全體系，中國勢必要以德服人，展現出穩定性和凝聚力。■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

　　（責任編輯 劉宏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