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9日，2023青島?中國財富論壇舉行，主題為“新變局 新財富 新動能”。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楊偉民發表了主旨演講。

　　“消費問題很重要。因為居民消費的恢復是今年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的關鍵，居民消費的擴大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關鍵。”楊偉民說。

　　演講中，楊偉民從三個方面分享了自己體會：

　　第一，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收縮。

　　“我覺得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收縮。我稍微說明一下，中央很多文件都提出消費，中央文件講的消費實際上是居民消費，為什么要說明一下呢？我國統計的最終消費是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區分這兩個消費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看到消費擴大了，消費率提高了，并不是居民消費率提高了，并不一定是居民消費數量增加了。”楊偉民說。

　　楊偉民表示，本世紀以來，國內總供給一直大于國內總需求，供需由進出口之差來彌補了來平衡了。這樣一種增長格局，有利的一面就是只要有需求中國經濟不愁增長，因為供給能力在那放著，有產能。不利的一面，就是增長需要依賴外需。

　　“針對過度依賴外需帶來的不穩定性，早在黨的十七大就提出，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這里面的消費講的是居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在這樣一個方針指導下，我國投資和出口占總需求比重降低，最終消費增加。”楊偉民說。

　　楊偉民指出，2010-2020年總需求當中外需比重下降6個百分點，內需提高6個百分點，內需當中投資是下降了兩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提高了8個百分點。從這個意義上看，“三駕馬車”確實比過去更協調了。

　　“前面講過要區分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我們的方針是希望更多依靠居民消費，但結果是更多依靠政府消費拉動。2000年到2020年最終消費中，政府消費比重提高了4.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比重下降了4.5個百分點，這是近20年。那么看近10年，2010-2020年政府消費比重提高1.14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比重下降1.14個百分點，這是一個長期的過去的過程。”楊偉民說。

　　楊偉民表示，疫情三年受沖擊更大的仍然是居民消費，經濟增長格局重新回到更多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2019年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是39%，2021年降到38%，2022年降到37%，比疫情前，比2019年下降兩個百分點。2010年-2019年，也就是過去的十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降到了40.3%，疫情三年又提高到了45%，提高了5個百分點。

　　“進出口的貢獻，過去十年是-0.6，現在提高到13.1%，最終消費由60.3降到41.5，其中政府消費從18.1降到13.2，下降接近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則從42.2降到了28.3，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下降了13.9個百分點，接近14個百分點。從反映居民消費的單項指標看，疫情三年社零總額年均實際增長0.8%，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長0.2%。還有一個指標是放在投資，但實際上也是居民消費，住宅商品房銷售年均縮減-8.5%。”楊偉民說。

　　在楊偉民看來，居民消費不足原因有很多：

　　一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下降了3.7個百分點，最近兩年進一步下降，因為居民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

　　二是居民對房地產相關支出的增加產生的擠出效果。房地產消費是位居居民消費第一位的，2020年占14%，相當于居民對第二到第四位的教育、衛生、餐飲消費的總和，居民消費排在第一是房地產，第二是教育，第三是衛生，第四是餐飲，第一相當于二到四的總和。2012年到2020年城鎮居民對房地產的消費比重提高了4.2個百分點，與房地產相關的對銀行的消費提高了0.7個百分點。

　　三是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低。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這是年，如果到每天就是每天不到50元，當然了農民還有一小部分消費是資金不足型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背后是收入問題，農民收入低的背后，最突出的是財產性收入的問題。目前城鄉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鄉之間財產性收入之差10.2倍，城鄉收入之差主要是財產性收入之差，怎么樣為農民創造財產性收入是很重要的問題。

　　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思想，要求把擴大居民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楊偉民表示，把恢復和擴大居民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是問題導向型，也是目標導向型，可以從四個方面解讀：

　　一是擴大居民消費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我們的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以人民水平的提高為中心，怎么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呢？居民收入肯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但是僅有收入的增加，沒有消費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會提高呢？疫情三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3.5，從這個指標看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是提高了，但是前邊講過由于疫情沖擊消費受到了限制，沒辦法消費，所以居民消費沒有增加多少。”楊偉民說。

　　楊偉民表示，所以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光有收入還不夠，還要把錢花出去，讓老百姓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亮麗，行得更便捷，住得更寬敞。也就說實實在在提高居民消費的量，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提高了。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還要看居民消費是否增加，兩個指標共同進步，共同增加了，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擴大居民消費不僅僅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更是我們發展的最終目的。

　　二是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意。

　　“經濟發展是供給和需求共同擴大的結果，供給側主要是靠企業擴大供給，需求側主要是靠消費者來擴大消費需求。當然了，企業包括政府也是擴大需求的一個重要主體。所以消費者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要不干預企業的自主經營，也不要干預消費者的自主消費，因為消費者的自由選擇、自主消費也影響著資源配置的方向和配置的多少。所以我們過去講市場經濟多數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應該再加上一個主體就是消費者。”楊偉民說。

　　三是公共服務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補充，但民生改善的基礎還是居民消費。

　　“公共服務也不全是政府負擔的，居民個人也支出了公共服務的支出。我要說明的不是加強了公共服務就等于民生就改善了，要把握好公共服務和居民消費的度，因為要增加公共服務就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能對居民的收入產生擠出效果。比如說過去，當然很多地方政府就是這么干的，增加公共服務就要找錢，希望把地賣得貴一些，但是高地價推高了高房價，最終還是居民來支付的。”楊偉民說。

　　四是既要發展生產力也要提高消費力，發展不僅僅是供給，供給與需求共同進步才會有發展。

　　“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起點上開始經濟建設的，所以一提高發展的時候，自然而然想的就是擴大生產，我們往往是通過增加生產，擴大投資，擴大供給的角度來認識發展，發展的目標和政策等等往往也是從增加生產擴大投資的角度提出了，往往是從供給側考慮的，很少從擴大居民消費這樣的角度考慮問題。”楊偉民說。

　　楊偉民表示，工業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堅持追求的目標，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我國的工業產能和質量、水平有了明顯提高，龐大的工業產品到哪里去了呢？我們2020年創造了31萬億的工業產品其中用于居民消費的占25%，用于投資的占34%，用于出口的占41%。大體上，也就是說我們30萬億的工業品市場，國內與國際市場的比例大體是6與4的比例，40%賣到國外去，所以這種格局下，只要國際市場出現波動，外需減少，工業增長必然會減速，因為關系到40%產品的出路問題。

　　“這也是最近這幾個月，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困局所在，工業品出口弱，居民消費也弱，工業品到哪里去？投資也比較弱。所以中央提出的構建新發展格局任務之一就是要改變工業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點更多放在擴大居民消費上，這樣才能把發展的主動權更多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里，增強發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楊偉民說。

　　三、既要繼續建設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也要加快構建消費大國、生活大國。

　　在楊偉民看來，堅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我們需要在發展目標、發展思路、發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調整和優化。

　　一是把民生大國、民生中國作為重要的目標。

　　“我國是世界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但還不是消費大國、生活大國。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有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有14億消費者。所以我覺得，我國的發展應該說已經到了從追求生產大國向追求生活大國，從以制造大國為目標，向以消費大國為目標轉換的這樣一個階段。”楊偉民說。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

　　“不同時期，大家知道我國實施過擴大內需，也實施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兩種宏觀政策的思路。應該說在不同時期都取得了應有的良好效果，但是應該說也有一些效果不佳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對滯后，難以使擴內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進一步放大。”楊偉民說。

　　楊偉民表示，下一步既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擴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也要同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著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適度降低政府部門和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實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稅和金融政策，實行給居民讓利的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和加大轉業支付的財稅政策等等。過去我們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產者，面向企業，我們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面向消費者，增強消費能力，來實施我們宏觀經濟政策。

　　三是消費權也是基本權利，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

　　“逐步改變對住房、汽車和部分高端消費的抑制政策，推動汽車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基礎之上，讓商品房回歸商品屬性，完善高端、高檔消費的政策含義，鼓勵高端產品和服務擴大共享。”楊偉民說。

　　四是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戶籍人口是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是擴大居民消費最值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市民化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重大課題。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之時，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爭取解決1-2億人的市民化問題，這樣光是他們在就業地的住房問題就能創造大量需求及關聯消費。”楊偉民說。

　　楊偉民表示，這需要做兩方面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鎮戶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戶籍人口。我們的保障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農民工。二是改革身份證制度，中國特有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是與戶籍掛鉤，所以多年實驗證明，放開部分城市的戶籍限制，很難真正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

　　“他不愿意落戶，放開也不愿意落，因為他怕失去在農村的三塊權益，所以可以研究考慮身份證按常駐地的地址來登記，不再按戶籍地地址來登記，這樣的改革有利于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個人口口徑，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兩個口徑帶來的問題，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現代化。”楊偉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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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