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9日，2023青島?中國財富論壇舉行，主題為“新變局 新財富 新動能”。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發表了主旨演講。

　　“我跟楊主任（楊偉民）的題目是一樣的，其實這樣也很好，就是說明大家對于消費是阻礙中國經濟順利復蘇的一個關鍵的堵點和難點，對這一點大家有更多的共識，我們也可以更多的分析和提供更多的政策建議。”演講之初，蔡昉就這樣說到。

　　蔡昉表示，從疫情之前的幾年時間來看，中國經濟已經在逐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漸轉向了以消費需求為主要拉動力的模式上，而消費需求中，大概70%是居民的消費需求。

　　“那么相應的，三年的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原來正在改變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可能會出現一些顛簸。特別是因為居民收入受到了傷害，也就負面影響了消費，對家庭的預算曲線得不到恢復，所以影響我們的經濟復蘇。”蔡昉說。

　　對于家庭預算曲線的受損，蔡昉表示，家庭通過就業得到收入，得到收入以后，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做選擇。在消費里面，再在不同的消費品和服務之間進行選擇，這是最常規的微觀經濟分析。

　　“當前，我們為什么要關注這個家庭預算曲線呢？是因為我們三年受到的這方面的沖擊最大。居民收入的增長還是有所受阻，相應的我們的支出也就隨著收入起起伏伏，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就會產生一定的超額儲蓄。”蔡昉說。

　　蔡昉表示，大家非常熱衷于居民資產負債表分析，但可能還用不到那么復雜的概念。在他看來：

　　第一，這些概念我們并不熟悉；第二，雖然長期行為中人們可能會用自己的居民資產負債表來進行調整，會改變長期的理財行為，但是現實中老百姓家庭預算曲線沒那么復雜，說穿了也就是收入，收入之后決定消費還是不消費而已。

　　“同時，我們也知道，居民的家庭預算曲線反映的是一種流量，收入減少、消費減少、儲蓄超額，是流量，還沒有到存量的這個層次上，所以我們分析流量更直接、更短期，我們現在解決的也就是短期的現象。與此同時，家庭的消費行為決定了消費和儲蓄的走向，也決定了我們對實體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什么樣的引導，對應現在受阻的千千萬萬的中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蔡昉說。

　　蔡昉表示，過去三年中國的城鎮失業率，絕大多數時間里，一直處于自然失業率之上，也就是說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周期性失業。

　　“在勞動經濟學里，我們這個行當里面是說超過一年的失業就叫長期失業，所以有些勞動者實際上已經處于長期失業的狀態了。那么失業導致收入減少，使得你在經濟該復蘇的時候，你會遭遇到一個磁滯效應，簡單地說就是當沖擊過去以后，你可以恢復原來的常規狀態的時候，你回不到常規上去，它會把你積壓在原來的狀態之中。”蔡昉說。

　　蔡昉指出，居民絕大多數的收入來自就業，因此失業狀況不能改善，就會導致居民收入受損，而且可能導致消費繼續不振。

　　“和收入相關的居民消費，它的波動更大，也就是有更大的彈性，這種彈性因為時間比較長，就影響到你怎么消費，然后決定要不要消費的這種決策。如果這種破壞了的家庭預算曲線，不能得到補償，不能盡快恢復就業，不能盡快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補助刺激，有可能他們就從短期行為，短期就是調整怎么消費，就轉成了長期行為。這個長期行為就進入到了大家最近在討論的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可能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因此我們就應該考慮如何針對居民的家庭預算曲線來進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蔡昉說。

　　蔡昉表示，疫情之后我們也遇到了一個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發展需求側新常態。

　　“也就是需求側因素，特別是消費成為常態化的制約經濟的阻礙。過去我們說新常態的時候，主要是供給側的新常態，經濟增長下行。現在需求側因素、消費因素越來越重要。”蔡昉說。

　　蔡昉提供了兩個跨國數據揭示的規律。第一，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別是老年人口超過14%以后，會發現居民消費率，也就是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那我們2021年的老齡化率就超過了14%，去年已經達到了14.9%，因此或許我們有進入這個新軌道的可能性。橫坐標還是老齡化率，65歲以上占比。縱坐標是超額儲蓄率，也就是總儲蓄超過總投資的比例。這個趨勢，它是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老齡化提高以后，這個趨勢就更加明顯了。這也就是國際宏觀經濟學界討論的所謂的長期停滯，一個最典型的特征—低利率、低通脹率、低增長、高負債率。”蔡昉說。

　　蔡昉表示，隨著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的提高，未來他們會形成一個或許更不好的組合，利率也可能回到低點，但是通脹率高企，經濟增長率不可能提高，因此這種長期停滯是和老齡化相關的。

　　“中國不會走一個典型的長期停滯，但是我們會不會出現其中的一些特征？我們通脹率顯然是不會有的，現在一點都不擔心通貨膨脹率，但是低利率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當然，高負債率現在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所以這是一個新常態。”蔡昉說。

　　第二、勞動力市場新常態。

　　“從勞動力市場上看，一個新常態就是可能未來我們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會更高，會上一個臺階。所謂自然失業率就是指能夠實現充分就業的那個失業率，因為任何時候都應該有失業，那些和你的結構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相關的那些因素決定的失業率，和經濟周期無關，這種自然經濟周期下也可以叫做充分就業。”蔡昉說。

　　蔡昉表示，現在學者估算失業率達到5.1%，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目前5月份失業率已經降到5.2%了，也就是說接近自然失業率了，接近于回歸常規了。但是青年、農民工失業率仍然高企，意味著有沒有未來自然失業率就是偏高的？

　　“也就是說不管在好還是壞的情況下，常規失業都會圍繞更高的波動，也就是說以后常規失業率就會偏高，可能比如說5.3%、5.4%的可能性都是有的。這種狀態會使得我們的收入受到影響，因為失業率偏高了，就有更多人在那里等待就業。同時，非正規就業的比重會提高，勞動者的權益和收入增長的可能性，以及社會保障的覆蓋水平，都會有所增加。”蔡昉說。

　　第三、居民微觀行為新常態。

　　蔡昉表示，未來在一個經濟增長有所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有可能遭遇這么幾個效應。

　　第一是收入效應。“我們未來潛在增長率，或者可能實現的增長速度是會下降的。相應的，我們即使保持同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的話，也就意味著我們居民收入增長是比以前預想的要低一個層次。這是一個可能的居民收入的效應。”蔡昉說。

　　第二是城鎮化效應。“新型城鎮化，農民工的市民化，我們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費潛力。對于新市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得到均等的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因此我們解除他們消費的后顧之憂，提高消費意愿，要保障他的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蔡昉說。

　　第三是結構性效應。“人口總量已經負增長了，經濟增長也在減速，因此我們越來越的動力和動態都來自于結構性的調整，無論是把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還是把低收入者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他們的消費層次等等，都是靠調整結構進行的。”蔡昉說。

　　在蔡昉看來，這就是我們的新常態，短期遭遇的困難和長期的經濟發展新常態合在一起。

　　而對于當前面臨的處境，蔡昉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的消費，也就是說用所有能夠合理合法合規、合經濟理論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里面。”蔡昉說。

　　蔡昉表示，我們面臨的新常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手段、新對象，刺激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這樣可以更加直接對應我們現實的經濟堵點和短板。

　　“針對居民的消費去進行刺激，可以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因為我們過去講宏觀經濟刺激手段的時候，都講刺激效應不是一輪，因為人們拿到錢，他們就去購買新的產品，那些被他們購買的產品的部門，又會把錢發到他們工人手里，他們工人再一次。因為乘數效應的大小，決定你的刺激政策的效果。而我們學宏觀經濟的例子，其實就是刺激消費，而不是刺激投資。現在我想回歸到那個常態上，已經到了時機。”蔡昉說。

　　除此之外，蔡昉認為，我們可以實現短期和長期目標的統一，措施的兼容，可以減少后遺癥。“我們過去都說，當我們講三期疊加的時候，其中一個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我覺得刺激消費的這種政策，如果運用適度，我們不會產生需要消化的時期，至少它癥狀要輕得多得多。”蔡昉說。

　　在蔡昉看來，戶籍制度可以立竿見影、真金白銀地刺激消費。

　　“我算了一個賬，農民工按照他的消費能力，就是說他的收入來看，他的消費被抑制23%。如果按照他的收入水平，他是可以做到這個消費的，但是因為他沒有公共服務，沒有社會保障，他有后顧之憂，要存錢，因此他的消費意愿被壓低了，這個幅度大家認為是23%。反過來就意味著說，如果你解除了他的后顧之憂，他就可以提高接近30%的消費，而且是在沒有收入增長的情況下。”蔡昉說。

　　蔡昉表示，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經進城的1.8億農民工消費意愿釋放出來，那個總額度自己做了一個非常粗略的推算，大概是在2萬億以上。

　　“不管是不是2萬億，但是它是萬億級的。萬億級的新消費對應的是疫情期間萬億級的超額儲蓄、過度儲蓄。比如說按照GDP的3%來算，我們三年被造成的過度儲蓄，大概至少也應該是3.6萬億。你用幾萬億水平的新消費去抵銷3.6萬億的過度儲蓄，其實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蔡昉說。

　　同時，蔡昉也強調，要切實阻斷農村的返貧通路，并提高老齡化相關的社會保障水平。

　　“在2022年—2035年期間，因為人口負增長，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增長提高最快的十幾年。它就意味著養老金的支付會產生巨大的困難，照料老年人的能力也產生巨大的挑戰，也恰恰在這個時候，其實是給我們一個大規模的支出去提高保障能力的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既是長期的制度建設，也可以起到短期經濟刺激的效果。”蔡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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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