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蘇區“擠兌潮”

　　偽造蘇區貨幣，是國民黨打擊中央蘇區經濟的手段之一，也是國共兩黨之間一場名副其實的貨幣戰。

　　文 | 萬立明

　　俗話說，銀行不怕破產，就怕擠兌。對于銀行來說,擠兌是一種災難性的危機,隨之而來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倒閉。當年在紅色首都江西瑞金,就曾發生過一起擠兌風潮，剛剛誕生不久的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遭遇到了嚴峻的考驗。

　　一般來說，銀行發生擠兌事件的原因是準備金不足,導致信用發生動搖，而當年中央蘇區發生的擠兌風潮卻并非如此簡單。瑞金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國民黨一邊進行軍事圍剿，一邊對蘇區的經濟實行所謂的“致命性清剿”，意圖“極盡全力擾亂蘇維埃經濟，破壞蘇區金融秩序，使其不攻自亂，一舉而殲之”。

　　除了對蘇區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嚴禁各類生活物資進入蘇區,國民黨還打起了蘇區貨幣的主意。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派遣了特別行動小組，潛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駐地瑞金縣葉坪村，刺探蘇區貨幣的生產工藝與流程，然后設立了假鈔印刷秘密基地，大量生產蘇區紙幣；同時指使蘇區邊緣地帶的土匪采用紅銅鍍銀的辦法偽造蘇區銀元，投放市場。一時間，市場上假幣偽鈔泛濫成災，造成國幣幣值急跌，國家銀行信用嚴重受損。一些地方的奸商還乘蘇區物資緊缺之機，故意哄抬物價，貶低蘇區紙幣甚至拒收國幣，破壞蘇區貨幣流動。到1933年3月份，中央蘇區各地發生群眾拋出紙幣、擠兌現洋的現象，敵特分子更是趁機暗中煽風點火，老百姓紛紛手持國幣到銀行，圍擠在營業廳柜臺前爭相要求兌換銀元。

　　更為嚴重的是，經此一劫，居住在白區的商人心有余悸，拒絕接受蘇區鑄造的銀元，導致蘇區與白區之間的貿易遭受重創。

　　當時的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得知情況后，立即向時任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部長鄧子恢作了匯報。二人經過討論，決定“兵分四路”，力保國幣信用。

　　應對擠兌風潮，最有效的辦法無疑是充實銀行準備金。經臨時中央政府批準，國家銀行從金庫里拿出大批現洋，公開兌換紙幣。

　　毛澤民要求“凡是來銀行兌換現洋的，銀行一定要保證兌換，并嚴格規定1元紙幣兌換1元現洋”。那幾天，國家銀行還刻意在營業廳里堆滿了各種金銀珠寶，前來兌換銀元的群眾看到這些“金山銀山”后，兌換的急迫心情驟降，國幣信用重新開始樹立。

　　但是僅僅這樣還不夠，能夠買到東西的貨幣才有真正價值，必須及時增加蘇區市場上的物資供應與儲備。當時，在宜黃縣南部的黃陂，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殲滅大量敵軍，繳獲了大批輜重與現洋。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接到國家銀行的告急求援訊后，親自押解現洋和物資運回瑞金，大量的布匹、食鹽等日用品隨即被充實到各個合作社的貨架上，并在標價牌上寫明“只收國幣，不收現洋”。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不但拿出現洋換紙幣，賣出的貨物又只收紙幣不收銀元，雙拳出擊，徹底打消了老百姓心中的疑慮。原來吵嚷著要換銀元的人群悄悄地散去了，甚至有不少剛剛換回銀元的人見到紙幣使用更方便，又捧著銀元到國家銀行來換紙幣了。

　　對于那些破壞國幣信用的奸商與反動分子，就只能用鐵腕手段對付了。為此，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組建了假幣偵破組，出重拳端掉了一批假幣制造窩點，鎮壓了一批制造、輸入假幣的反動分子，徹底堵死了假幣的制造源頭和流通渠道。比如，1933年8月，瑞金黃安區禾安鄉地主賴以輝假借去廣東購貨之名，偷運粵系軍閥假造的蘇區貳角銀毫170元，企圖經吉潭區關稅處運進中央蘇區，被專案人員查獲后押送到瑞金縣政治保衛分局。1934年2月，在閩西明光縣查獲了一起紙幣造假案件，并逮捕了兩名案犯，一人原本是從事雕刻菩薩、佛像工作的匠人，另一人為其堂弟，幫其打下手。辦案人員從案犯家的天井下搜出了印刷國幣的石雕版，還有十幾張道林紙以及少許彩色油墨。另外，假幣偵破組還查獲了國民黨特別行動小組在蘇區的數個假幣制造點。對于這些偽造貨幣、破壞金融秩序的分子，蘇維埃政府均進行公開審判，當眾判處死刑。

　　當然，要從根本上提高國幣信用、解決擠兌問題，必須恢復蘇區與白區的貿易往來，而恢復外貿則必須要使用白區商人能接受的貨幣。為此，通過上海黨組織積極與白區商人溝通，國家銀行終于購得了一臺“老鷹頭”鑄幣機和一批鋼模用材。此后，中央造幣廠放棄鑄造只能在蘇區內流通的銀元，重點改鑄白區通行的“老鷹頭”現洋。這樣，一方面讓蘇區的對外貿易開始回暖，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打擊了偽造蘇區銀元的不法行為，蘇區金融秩序漸趨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