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主要商業銀行，多年積累了天文數字的不良貸款。1999年成立4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銀行壞賬1.8萬億元。通過剝離不良資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到2001年9月末，兩年不到的時間，4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為1.8萬億，占全部貸款的26.62%，其中實際已形成的損失占全部貸款的7%左右。這是官方的數據。民間估計，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占整個國有銀行總貸款的40%。2001年，中國銀行在香港準備上市，披露不良資產占總資產28%。中國銀行被廣泛認為是四大銀行中最強、管理最好的銀行。28%的數字，大大增加了其他銀行不良資產高于原先數字的可能性。2002年，被香港媒體譽為具有國際專業水準的中國銀行，原行長王雪冰由于貪污數額巨大被逮捕。

　　2002年，標準普爾估計，如果將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與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匯總，中國金融系統的壞賬高達5180億美元，相當于2001年中國GDP的50%。相比之下，2000年，世界20家最大銀行的不良資產是3.2%。因此，索羅斯斷言：“要是人民幣是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中國的銀行系統也許已經崩潰了�！睂嶋H上，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期間，中農信、中創、海發行等全國性大型金融企業相繼關閉。主要國有商業銀行的地方支行，多次發生類似中國建設銀行恩平支行的大規模擠提。

　　1993年以來，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一直僅次于美國，排名世界第二，其中60%以上來自香港。有理由推斷，與這些直接投資相伴，中國主權債務之外的國際債務，很大一部分來自香港和在香港設有總部的國際銀行。1996年，廣東省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的40%，引進外資占全國引進外資總額的30%。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沖擊，從香港波及大陸，首先表現為廣東省企業和金融機構面臨空前嚴峻的還債壓力。香港的國際債權人，很多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損失慘重，為了頭寸周轉和生存，他們不得不向廣東企業和政府施加盡可能大的壓力，不顧企業的實際困難，硬要把國投和紅籌的債務當成主權債，迫使政府像過去一樣全額償付，而且馬上要現金。

　　對中央政府、省政府和省以下各級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為資不抵債的紅籌和國投承擔責任，媒體和學術界存在著激烈爭論。對借貸雙方而言，四處充滿了“道德風險”。對廣東借錢方來說，廣國投和粵海都是政府全額所有，政府直接指揮的大量舉債和借款，從來得到政府各種直接、間接的有力支持。對國際債權人來說，大型國有企業從來沒有破產，中國大陸從來沒有不還外債。正是看中了企業與政府的親密關系，他們才爭先恐后地把錢借給廣國投和粵海這樣沒有風險的理想客戶。然而，借貸按商業貸款付利息，利率本身已經包含了不同于主權債的商業風險。更何況，在過去20年時間里，廣國投和粵海優良的還款記錄足以證明，國際債權人早就賺得盆滿缽溢了。

　　對決策者來說，更現實的挑戰，不是該不該，而是有沒有錢全額償付外債。對后一個問題，答案根本不用討論。廣東省政府根本沒有外匯，惟一的可能，是向統一管理外匯支付的中央政府尋求幫助。廣東省政府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向中央政府提出緊急援助的懇切申請。不錯，根據以往關閉金融機構的經驗，中央政府統統出面償付了全部國際債務。關閉中創時如此，關閉中農信時如此，關閉海發行時還是如此。但是，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危機時刻，為了支持香港當局抗拒國際金融大鱷的重拳猛擊，中國政府正在打算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重大承諾。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人民幣不貶值，相對周邊大幅度貶值的貨幣，等于承諾繼續保持大幅度升值的不利地位。這對中國的出口、外匯收入、支持人民幣國際信譽的外匯儲備，會發生巨大負面影響。影響到什么程度，當時不僅不可控，而且不可知，完全取決于來勢兇猛的亞洲金融風暴持續的時間和災害的程度。于是乎，中央手上現有的外匯儲備，頓時顯得極為珍貴。如果中央政府像過去一樣，全額償付廣國投和粵海的國際債務，勢必鼓勵急需現金以求自保的國際債權人越發竭盡全力向香港紅籌和各地國投 (包括中信)追討流動性。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在一個很短時間內，集中償還這些總數相當于中國外匯儲備60%左右的國際債務，對堅持不貶值的人民幣而言，明擺著是一場無法承受的災難。

　　更加無法承受的是風險。當時，而且時至今日，人們無法確切知道，這些國投和紅籌究竟欠下多少國際債務。不僅如此，另一個方面的巨大風險是，內部需要支付的人民幣債務規模同樣無法確定。各地國投和紅籌，同時擁有大量人民幣債務。各大商業銀行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通過“賬外賬”的形式，以高出政府管制的利率競爭存款。遍布全國各地的農村信用社、城信社、農金會和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都在用包括 “龐式騙局”在內的多種形式，拼命積累無法償還的債務。這些債務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亞洲金融風暴結束了超常規發展速度的預期，“水落石出”，不僅對廣東省，而且對全國的金融企業都具有同樣不幸的意義。無法預計的債務總額，有可能突然匯聚空前巨額的現金需求，通過內外夾攻，形成更大面積的支付危機。

　　亞洲金融風暴通過香港波及廣東，全省發生大面積支付危機，一旦廣東的問題處理不好，有可能通過香港的諸多紅籌、廣東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全國各地的國投、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遍布各地茍延殘喘的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這些金融機構之間盤根錯節的借貸、擔保和支付鏈條，向大陸縱深迅猛蔓延，燃起一場四處冒煙的燎原大火。理論上說，只要人民幣的資本項目不可兌換，中國不會發生其他亞洲國家那樣貨幣形態的金融危機。平時情況下，局部發生人民幣的支付困難再嚴重，最終可以通過印鈔票化解，代價無非是通貨膨脹。然而，在亞洲金融風暴的險惡環境中，廣東省的支付危機鬧得人心惶惶。全國各地不斷發生金融機構的關閉事件，高息攬儲、“賬外賬”和非法集資的各類案件此起彼伏，遍地開花的城信社、農金會和商業銀行的壞賬，讓中央金融當局像救火隊一樣忙得焦頭爛額(見胡舒立主編《引爆從1998開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如此緊張的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對廣東省政府的緊急救援，只能回答說：“誰家的孩子誰抱�！�

　　下期預告：

　　接下來的問題變成，廣東省支付危機的這個“孩子”怎么“抱”？事后我們看到，廣東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了兩年的時間，化解了彌漫全省的支付危機。省政府的工作小組，把他們夜以繼日的緊張戰斗，按時間順序，概括成化解危機的“三步走”——廣國投破產、粵海重組和關閉800多家中小金融機構。這三個步聚，并非事先精心設計。應付挑戰的方式，被王岐山稱作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仡^來看，其舉措非常符合“砍樹救林”的基本原理：砍出一條防火道，阻止大火向森林縱深蔓延。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