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雨后春筍、“龐氏騙局”爭先恐后，即便沒有亞洲金融風暴沖擊香港，內外兩股“熱錢”的賭博游戲，命中注定難以為繼。王岐山用“水落石出”來形容1998年以后蔓延全省的支付危機，再貼切不過了。

　　香港的金融危機

　　香港實行聯系匯率制度，不管國際炒家如何沖擊，7.8港幣兌一美元的匯率不會自動崩潰。直接受到傷害的不是貨幣而是經濟。從1997年1月到1998年1月，泰銖貶值56.3%，印尼盾貶值84.8%，菲律賓比索貶值43.4%，馬來西亞林吉特貶值48.3%，新加坡元貶值12.3%。周邊地區和國家貨幣對美元紛紛一貶再貶，等于港幣對周邊貨幣持續升值，直接傷害香港的貿易和出口。

　　香港金融危機的直接結果，是股市和樓市崩盤。1997年9月30日到10月23日，20天不到的開市時間，恒生指數從15049點跌至9767點，跌幅高達35%。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大陸政府背景的紅籌，跌幅一瀉千里，極其慘烈。到1998年8月14日，與1997年的高峰比較，恒生指數下跌59%，紅籌指數下跌86%。

　　在這以后，紅籌企業的市值還在繼續一路下跌。特別是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之后，廣國投所有的兩家紅籌破產清盤，粵海所有的五家紅籌停牌，進一步累及其他紅籌股票一跌再跌，有的簡直一錢不值�？陀^地說，要不是企業背后的政府支持，任何私營企業股票價格陡然下跌90%以上，居然還能掙扎著活過來，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奇跡。

　　香港大多數公司負債經營房地產。股市崩潰的同時，房地產價格陡降一半以上。香港紅籌的企業資產(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急劇“縮水”，縮到80-90%的幅度，經營再好的企業，也避免不了“資不抵債”的命運。雪上加霜的是，還債壓力突然陡增。香港金融危機中，大陸背景的香港企業面臨特別大的還債壓力。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紅籌企業用股票和房地產作抵押借債，資產“縮水”比一般香港企業更嚴重，追加抵押或馬上還債的壓力自然更緊迫。另一方面，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的很多國際銀行在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地損兵折將。金融危機中，資產的流動性狀況成為企業生存的依據，“現金為王”是所有企業的共同渴望。號稱“紅籌之父”的百富勤，資產246億港幣，遍布16個國家35個辦事處2500名員工，《財富》500強之一的龐然大物，因為6000萬美元周轉不靈而破產。號稱 “太子王”的正達集團，香港16家A級證券公司之一，1.2萬客戶，因為8000萬港幣周轉不靈而破產。同樣頭寸周轉不靈的國際銀行，在向其他“百富勤”或“正達集團”加緊追逼欠款時，不能不考慮香港私營企業紛紛破產的現狀。相比之下，大陸在香港的企業，不僅沒有破產的記錄，而且具有政府全額償付外債的光榮傳統。兩個方面的因素相加，大多數香港紅籌和中資機構，盡管資產“縮水”比誰都慘，卻突然成為所有債主嚴追猛討的楊白勞。

　　有學者估計，中資企業在香港的國際債務總額，可能超過800億美元。廣國投和粵海兩家(轄七家紅籌)就有上百億美元沒有償付能力的外債，考慮到紅籌企業、H股企業和數不清的各地政府機構背景的 “窗口公司”，這個估計應當不過分。這些公司在香港相互借貸、抵押、擔保，編織了一張巨大的開放性網絡，埋下更多 “或有負債”的雷區。到2002年1-4月，在香港上市的H股59家、紅籌股69家，股票買賣成交額占香港市場股本證券成交額的32%。香港貿易發展局調查發現，珠江三角洲近21%的民營企業在香港建立了辦事處。另外，在東莞設廠的8000多家港資企業，130多家在香港上市。這些企業與在港中資企業和機構具有密切交織的利益聯系。可以說，一旦這個雷區全面引爆，或者說紅籌企業都像百富勤或正達集團一樣，按照市場經濟原則自負盈虧，該破產就破產，香港經濟的歷史就此結束。所以，市值縮水90%的紅籌，是香港金融的軟肋，是香港經濟全面崩潰的決堤之口，香港最終能夠頂住國際金融大鱷一波又一波的兇惡猛撲，經受住亞洲金融風暴的嚴峻考驗，不僅歸功于香港當局與國際炒家 “埋身肉搏”，而且取決于大陸當局對香港中資企業如何妥善處理——特別是在香港擁有大量國際債務的國投和紅籌。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