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篇 〉

　　創新不僅意味著發明，也意味著創造性的行動。如果沒有邁出親歷親為的第一步，吉利的慈善鏈條，也還只停留在盲目“捐贈”的原點。

　　吉利親歷親為的布施者

　　本刊記者 焦 晶

　　早晨8點半，住在陜西山區一個小賓館的小紀打開房門，兩個羞澀的女孩站在門口，腳上沾滿了泥巴。她們是一對剛剛考上大學的姐妹，走了兩個小時的山路趕到這里。

　　她們是專程來給小紀送筆的。在前一天的吉利尋訪貧困學生報名現場，小紀倉促之間沒找到筆，她們惦念于心。

　　在2006年的這個暑假，還有40多名成員和小紀一樣贏得了這樣的尊重和感激。他們都是吉利汽車集團的工作人員，卻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活躍于湖南、四川、浙江、甘肅、山東、陜西等地的農村。此番的任務不同于平時——負責尋訪當年考上大學卻沒錢上學的貧困學生，將他們納入總額為5000萬元的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吉利教育資助計劃中，資助他們順利求學。

　　此前，吉利并不乏慈善之舉，他們為多種助學金提供贊助，資助建立希望學校。但這一次，為什么在捐贈資金的同時，還要如此費心親自尋訪學生，他們的付出是否值得？

　　行動創新：找到“貧血者”

　　“最開始其實是想培養一批對企業更有感情和責任感的人才，并兼顧幫助貧困學生實現讀書愿望。”作為整個活動的新聞發言人，北京吉利大學執行校長羅曉明毫不隱瞞吉利最初的“私心”。在這一目標下，吉利集團下屬的教育機構——浙江吉利教育中心、北京吉利大學、三亞學院曾一度展開大規模的貧困學生招考、資助活動。

　　2006年3月30日，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成立。理事長張保慶與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在人大會議上相遇，后者很快決定為基金會提供5000萬元捐助，立志要幫助1000名大學生。

　　好心人有時也并不好當。在此前的各種捐助中，吉利也吃過“苦頭”。

　　早在1998年，羅曉明曾和當時的希望工程機構通過電話，當時他們對這種機構還并不很了解，因為覺得中職學生很辛苦也很重要，吉利希望通過希望工程為他們捐助100萬元。

　　“你們以為賺了幾個錢，就想花錢揚名啊，希望工程是為小學搞的，現在得到的捐款很多。”對方毫不領情。

　　羅曉明一臉傷心地掛了電話，捐錢居然還要求人！

　　兩年后，羅曉明再次受到打擊。為了資助貧困學生，吉利設立了一個吉利大學紅字班。給他們認為“吃不起飯的人”免除了生活費、學費等一切費用。結果證明，紅字班里不乏富家孩子。招生匆忙，沒有具體把關致使原有的愛心成為許多人眼里的免費晚餐，并沒達到預期效果。

　　這些遭遇促使吉利不斷地堅定決心：親自參與到慈善活動中去！既然捐錢，就把錢用在刀刃上。

　　基金會暫時沒有精力一口氣親自尋訪那么多貧困學生。吉利不惜親自出錢、出人、出辦公室，立志要把這5000萬準確地花出去。

　　“之所以這么做，還有一個目的也是為了宣傳吉利的文化。吉利在全國各地有上萬職工、數萬學生，希望通過這個辦公室的設立，不斷把自己所做的工作，所了解到的消息匯報給大家，使大家都知道吉利在做什么，同時自己也加入到這樣的公益活動中去。”羅曉明說。

　　一場堪稱轟轟烈烈的尋訪活動由此開始。吉利為此發動了強大的媒體攻勢，中國聯通、中國移 動都免費為他們在全國發布短信，教育、民政、全國工商聯等很多機構都前來幫忙。

　　“每到一處，先跟當地的政府、教育和民政部門接觸，讓他們推薦貧困的學生。小組成員都覺得符合條件的就通過，若覺得有疑惑就直接到他家里去。”羅曉明說。

　　材料收集齊全之后，全部上報到尋訪工作領導小組進行逐一審核，初選的名單報到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由秘書處組織評選，最后確定并通知被資助人后，基金會直接把錢打到他(她)被錄取的學校，以確保專款專用，流程極其嚴謹。

　　這一次大規模尋訪，吉利共資助了564名學生。

　　“這錢沒用完，今年我們第二輪再用，如果還沒用完就繼續進行，一直到把這5000萬非常好地用出去。”羅曉明說。

　　慈善的意外：價值延續

　　事實上，這個活動最后對吉利帶來了超出想像的效果。

　　吉利集團做的是終端產品——汽車，要賣到普通消費者手中。而對于社會公益事業的參與，顯然大幅度地提升了吉利的企業美譽度。以往常常背負指責的民營汽車企業，由此贏得了公眾更多的好感。而最具說服力的還是數字：2006年，吉利的汽車銷售量猛增到2043萬輛，較之前一年增幅達30%多。

　　“產品是帶著一種性格、品質、人文關懷的。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更容易受到客戶的擁戴和認可。”羅曉明深有感觸。

　　不僅如此，尋訪活動還拉近了員工和企業的距離。平素，員工總容易感覺自己只是打工者，需要忍受老板的盤剝，但對社會事業的共同參與，使他們找到了不同的感覺：我們和老板一樣，都是為這個社會在創造財富。

　　如今，吉利大學的近20個學院，有不少都和貧困機構建立了合作資助關系。每年，各個學院的老師和學生都會為這些貧困地區舉辦多種活動：給村里的老人送魚、送肉、送米，給他們的幼兒園、小學義務教授英語，提供各種各樣的法律服務，幫扶對象遍及全國。

　　身教重于言教。對于下轄教育機構的吉利集團來說，更能感受到這句話的份量。

　　這些收獲很大程度上增強了羅曉明的信心。回想去年，當他們剛剛開始尋訪時，還面臨著懷疑和不解：辦好企業才是本分，干嘛要去捐錢？是不是要圖名？給錢就給錢，干嘛還再多花一份人力？

　　還有許多尋訪當地的百姓都不相信天上還能掉餡餅。尋訪老師常常被拒之門外，要反復地解釋，出示證件。而到交通條件極差的現場去核實，也給尋訪增加了很多難度。

　　“姐姐啊，向前一步是萬丈深淵，向后一步就一點信號也沒有。”時任尋訪小組總指揮的李夏至今對“下屬”的匯報記憶猶新。而如今，每個學期開學時，她總能收到蜂蜜、鞋墊之類的“土特產”，每一份禮物，都代表一份感激。

　　對于受到資助的大學生們，吉利還有著長遠的跟蹤計劃：二者之間簽定了“幫扶協議書”。學生要匯報在學校里的情況，每年兩到三次。匯報包括成績、在學校里的表現等，由學校簽字證明，獲得榮譽也要及時反饋給吉利。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吉利發現學生揮霍浪費或不好好學習，就會停止資助。當然，不僅有約束，還有關懷。吉利為此還成立了一個愛心社，立足吉利大學，面向全國學生，力圖為被資助學生營造一個便于互相交流的家。

　　就在去年年終，吉利還為這些學生舉辦了新年聯誼會。有二三百人參加，主要是北京地區的學生。他們的多才多藝令吉利的員工頗為動容。“我們將在4年的大學中一直跟蹤到底，甚至是他們工作之后。用我們的工作來證明，這或者是一種成就，或者是教訓。”李夏說。

　　“許多學生都表示如果今后有能力，也會參與到資助中。我感覺我們的慈善得到延續了。相信我們做的是對的。”羅曉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