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德魯克這面鏡子 中國企業應看到自身的不足

　　劉勝軍

　　如果說大師的理論能在歷史的長廊中長久地回響，彼得·德魯克的深邃思想無疑是最佳佐證。張瑞敏曾把德魯克的著作作為迷失方向時的燈塔，甚至把德魯克的“目標管理”思想創新為OEC日清管理模式。其實，究竟多少中國企業家學過德魯克的理論并不重要，關鍵是又有誰能擺脫德魯克法則的指引而建立卓越的組織呢？《基業長青》的作者柯林斯一語概括

了德魯克的偉大：其著作中的一切幾乎都是基本正確的。毫不夸張地講，企業的成敗得失都逃不過德魯克的理論。當中國企業家言必稱杰克·韋爾奇的時候，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也是德魯克思想的虔誠信徒和實踐者。很多模仿者只知道“數一數二”的理論，卻不知道GE如何從“數一數二”到“重新定義市場”再到“向用戶提供解決方案”的演進，更不知道這背后的邏輯基礎正是德魯克的“企業的事業理論”(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

　　改革開放所釋放出來的驚人潛力造就了中國的一批優秀企業，如海爾、華為、聯想等等。但是，它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機遇所造就的，而非根植于強大的組織能力。換言之，不是它們優秀，而是其他公司太爛了。難怪當這些企業沖出國門收購西方公司時，黯然發現其實自己擁有的只是低成本優勢。《商業周刊》對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的評論毫不留情面：這場交易更像是聯想把管理外包給IBM，而IBM把制造外包給聯想。當外國學生問我“如果跨國公司更徹底地本地化并利用中國的低成本要素資源，中國企業還有優勢嗎”時，我竟一時不知如何作答。當然從歷史的視角看，中國企業在管理上的窘況是很容易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蕩和教育領域的意識形態羈絆使中國與現代管理科學長期隔離了。但是當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階段向創新驅動階段邁進時，當戴爾之類的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同臺競技時，中國企業家就無從逃避“管理也是第一生產力”這樣的命題了。近年來內地商學院教育的井噴，折射出了中國經理階層對管理知識的渴求。幸運的是，我們有德魯克。德魯克的思想猶如一面巨大的鏡子，讓我們來審視自我的缺點、指明組織提升的方向。

　　德魯克關于管理者的“三大任務、五項工作和八大領域”體現了其理論的全面性、根本性和實踐性。無數的中國企業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實踐著德魯克的理論。德魯克指出“顧客決定著企業是什么”，任正非說“為客戶服務是華為存在的唯一理由”，海爾為滿足成都農民的需求而生產出了適于洗蔬菜的洗衣機，聯想造出了普通家庭買得起的電腦，格蘭仕的低價讓微波爐走進了千家萬戶。但是，即便聯想的“建班子、定戰略、帶隊伍”，華為的“基本法”和海爾的OEC也不過是實踐了德魯克體系的某些環節。令人焦慮的是，中國的優秀企業還都處于第一代管理者(創業者)有形或無形之手中，海爾、華為、聯想、格蘭仕概莫能外。中國企業家必須思考如何讓組織擺脫對個人英雄的依賴，建立可持續、能自我創新的組織能力，從德魯克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答案。

　　面對德魯克這面鏡子，中國企業應更多地看到自身的不足。德魯克指出，偉大的企業必須有自己的特殊使命作為指引，并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中國企業更多地是沉湎于如何做大銷售收入以進入世界500強的迷思中；德魯克指出，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的三大任務之一，而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嚴介和忙不迭地聲稱自己的財富是“干凈的”，卻沒人相信；德魯克點明了成為有效管理者的五種習慣，而中國企業家更多的把忙碌等同于高效；德魯克指出，每個企業都必須具備的核心素質是創新，而中國企業似乎更擅長于模仿和價格戰；德魯克指出“企業只有一個真正的資源：人”，而中國政府不得不殫精竭慮幫民工討回工資。當俞堯昌說“法國一周只有24小時生產時間，而我們一天就有24小時”的時候，真不知道該為中國人的勤奮而感慨還是該為中國人的勞苦而心酸。也正是因為缺少對管理和企業運作的認知，中國企業常常過度關注組織的外部因素，把“關系”、“資本運作”、“策劃”等當作競爭力的源泉，于是我們看到了德隆、三株、格林柯爾、TCL手機這樣的流星滑過。其實，商業競爭是一場持久戰，更是內力的大比拼。有了郭靖的基本功和深厚內力，才有可能笑到最后。

　　仔細琢磨，德魯克先生的每個真知灼見都在刺痛著中國企業家們的神經。中國不缺聰明人，缺少的正是對企業組織運作的深刻理解。如果抱著過去僥幸致勝的“三板斧”來迎戰跨國公司，必將一敗涂地。中國企業必須認真遵循德魯克大師的指引，虛心做他的好學生，讀懂《管理的實踐》和《管理：任務、責任、實踐》，練好管理的馬步。我們必須放下東方文明的傲慢，少些玄虛，多問一些基本的問題：我們的企業為什么而存在？我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我們的企業有核心競爭力嗎？我們的戰略是什么？我們的組織是好的企業公民嗎？如果哪家企業有幸參透了德魯克的理論并加以實踐，超越GE和杰克·韋爾奇絕非空妄之想。

　　德魯克是個國際主義者，不遺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廣他的理論，并鼓勵結合本國實踐的創新應用。日本即是范例，企業界對德魯克奉若神靈。對于中國，德魯克深刻地評論道：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要培養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生活在德魯克的時代，我們沒有理由不感到幸運。大師遠行了，但他永遠不會寂寞。

　　(作者系管理學博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助理主任)

　　·平生·

　　彼得·德魯克生于1909年的維也納，祖籍荷蘭，家學淵源，人才輩出，在17世紀時其祖先于荷蘭即從事圣經及宗教書的印刷工作。“DRUCKER”這姓字在荷蘭文、德文、法文的意義，即是“印刷者”。

　　父親阿道夫于年僅26歲已是奧地利

　　母親卡羅琳是奧地利率先讀醫科的女性，她是心理學之父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也是銀行家的女兒。

　　德魯克于1927年畢業于維也納大學預科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國布萊德格羊毛外銷公司擔任實習辦事員，卻換來父親的不諒解，要他升學，德魯克半工半讀先是擔任德國“法蘭克福商報”編輯及金融專欄作家，隨后在一家美國銀行的辦事處任職為經濟分析員，并于1931年取得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法學博士(主修國際法與憲法史)，該校破天荒地于1930年聘任他為講師，并在該校教契約法、犯罪法、訴訟程序、國際法、憲法史等課程。而在小學四年級時，深受愛莎與蘇菲老師的啟迪和教誨，讓德魯克“無可救藥地感染上教學的狂熱。”因此德魯克教學的鞭子直到92高齡才高掛墻上。

　　靠寫作維生的德魯克，可說著作等身，有33本巨著之多(如附表)，另兩本為”員工與績效、管理學專論“合并35本，其內容涵蓋甚廣，舉凡社會、經濟、科學、政治、教育、文化、宗教、神學、哲學、文學、心理、醫學、藝術、軍事、管理等，類別則有小說兩本、傳記一本、14本管理思想、6本未來學范疇、社會政治類有8本、論文選輯4本。

　　擁有無比的洞察力與對商業趨勢觀察超凡的敏銳力，及將一些相關和不關聯的資訊透過他動態的系統思考力，德魯克作出對人類、組織有價值、有意義的總結與創見。諸如發明(或率先提出)管理學，更是許多管理概念創見的先驅者——包括有目標管理與自我控制、民營化、效能與效率、顧客導向與創造顧客、顧客滿意、結構追隨策略堅守本行、國際分工、內部創業、世界購物中心、知識工作與知識工作者、跨國經營、聯邦分權、利潤中心、知識社會、知識經濟、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扁平化再扁平、社會責任與社會的影響力、退休金制度、后資本主義社會等概念，影響至深且遠。

　　(此資料由詹文明先生幫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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