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德魯克 可以為別人說話絕不和人們打成一片

　　唐學鵬

　　95歲的德魯克停止了思考，也終止了他的語辭發明之路�！澳繕斯芾怼薄ⅰ八接谢�”、“知識社會”、“創造客戶”、“非營利組織”這些詞語的集合已經脫離了它們的命名者私語化的體系，已經獨立構成了社會思潮的牢固基石，并被后來者渾然不覺衣帶傳承地拾起使用，在日益更新的智力流的沖刷下，越發展現它們的厚度和豐富性。

　　這位偉大的旁觀者贏得的幾乎全是贊美。他是現代管理學之父，他是出色的金融記者，優雅的演說家，日益更新教學內容的嚴謹的教師，喜歡從事公司管理生態調查的商業調查者，是新奧地利學派的呼應者，是老熊彼特思想的出色繼承人。他一發言，所有的管理者都豎起耳朵傾聽；他一寫書，將是企業領導惠及下屬的培訓讀本。

　　利潤與成本

　　作為熊彼特陣營里的一員，“創新”一詞是所有細密語言的會聚點。熊彼特認為，創新的來源是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創新和企業家精神都是一種殘酷、可怕但又不得不順從和贊美的東西，如同禁欲時代的性欲，創新在熊彼特看來等于“創造性的破壞”，創新讓過去的固定資產設備和資本投資過時無效悉數貶值，創新產生大量新的資本(利潤)來彌補這些貶值和無效。于是，熊彼特始終想問的是：創新導致的新資本積累，能夠提供浪費的成本嗎？能夠提供走向未來的成本嗎？能夠提供在企業界立穩腳跟的成本嗎？能夠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成本嗎？創新的可悲結果在于，創新會被大量地模仿，創新的利潤很快消失，黑暗重新聚合，新的創新在啼血的黎明儲備著新的生機。

　　德魯克去掉了熊彼特的悲觀主義氣氛。他在這其中玩了一個把戲，一個邏輯上的強占，一個語言上的花招。門格爾、熊彼特這些老奧地利學派(其實新奧地利學派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也大體是這樣認為的)人士認為，社會經濟在創新的攪動下是不可能存在均衡的，所有的微觀都是不均衡的，所有的宏觀都是經常擾動的。作為宏觀經濟學家，德魯克認可了這種觀念上的連續性，但是，他不愿意接納創新的利潤只是為了下一輪破壞預先“制造”或者“沖抵”成本。于是，他在微觀上借鑒古典經濟學的思考方式，構造出貌似完全競爭下的企業模式。對企業而言，也許就沒有“利潤”，只有成本(德魯克曾半開玩笑地說過，他很后悔當初創造了企業“成本中心”和“利潤中心”的區分概念)。德魯克的利潤(或者說是成本)是這樣的：“作為一項主要資源的真實成本，即資本；作為實際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定量的風險及所有經濟不確定性的必要的保險金；最后，作為明日就業和退休金的成本”。

　　在德魯克的思想圖譜里，一個可以出清的會計等式就建立起來了。利潤不會轉化為財富，還是會到成本的狀態。看上去德魯克正在觸摸“均衡的思想”，但，德魯克說，“我依然否定均衡的存在，因為，新的過程帶來新的產出，盡管企業家精神帶來利潤變成了成本，但是，這個過程的新產出是尊嚴、責任、知識分權�！�

　　人文主義奶油

　　當德魯克的管理學里出現了“尊嚴、責任、知識分權”這些詞語的時候，就像赤裸的燕麥上涂抹了一些精致的人文主義奶油。這是非常高超的學術路線選擇，當管理學引入了人文的因素，當管理學擺脫了泰勒制下的機械分工和組織整合所帶來的人性壓抑(值得注意的是，德魯克反復強調了對泰勒制的尊重和推崇，這是他二元話語策略的一個典型技法)，當德魯克高調地宣稱“員工不是成本而是資產”的時候，當他用“非營利組織”來證明“自發道德熱情的社會組織”是如何取代官僚科層的權力組織的時候，他陷入了一個很大的誤區：他努力讓人們相信每一種人力資本都是不同的，應該通過美妙的管理組合將他們的潛能發揮。但是，他無法說服自己，存在這樣的勞動力市場，當一種獨特的人力資本出現時，勞動力市場以及培訓市場、學校市場不會快速地生產出這樣的人力資本。

　　舉例來說，德魯克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是“兼并浪潮”的反對者，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兼并者如果不能為被兼并者的員工服務好的話，那么，這場兼并是無效的。而大多數兼并，都是在不看重被兼并方的人力資本的情況下發生的。兼并者僅僅看重被兼并方的資產，業務分布和銷售渠道。

　　德魯克的觀點也許會讓一些知識白領(尤其是新經濟人士)感到欣慰，但是，據我所知，幾乎任何一場兼并，都不會把員工的整合看做是優先內容，不會把尊重被兼并方原有的企業文化看做是第一要素。很簡單，自由市場產生了一個強大的知識勞動力市場。它會提供人力資本的缺口，無論該人力資本多么稀缺。每一場兼并被考慮的是，如何對被兼并方的哪些部門和人員裁減，并努力讓留下的人，新招的人和兼并方自己的人相處融洽，整合在同一個企業文化里，兼并方的企業文化里。

　　而且，兼并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消除資產專用性(威廉姆森)的風險。比如你是一家鋼鐵廠的話，你就要保證有足夠的不會讓熔爐熄火的鐵礦石。如果市場發育得很好，鐵礦石不愁買不到或者不愁寡頭壟斷高價，你就可以專心去做鋼鐵冶煉。但是，如果市場存在著不確定性，意味著你的鋼鐵廠的資產也存在制造利潤的不確定性，那么，為了消除或者控制這種不確定性，你就必須要兼并下游的鐵礦石廠。于是，兼并的首要原則，是資產原則而不是人力資本原則。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比誰都看得清楚。當然，我需要承認，并不是所有的兼并都是依照消除資產專用性風險原則。另外一個非常惡心的原則也很有市場，那就是股票市值原則。兼并帶來的股票飛漲，讓有股權和期權的公司高管冒著道德風險，大賺好處。

　　自信的獨行者

　　除卻了一點點小小的異議，我一直認為德魯克無疑是最偉大的管理學家。他的《經濟人的末日》和《工業人的未來》預測了納粹的上臺和毀滅。他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精神令人贊嘆，他討厭政府管制，但又不是那種米塞斯式的宗教狂熱，同時，他又能確認政府職權的邊界以及關注政府行動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承認強大政府的好處。他預見到了美國1970年代的滯脹和日本

　　他的判斷也存在一些錯誤。去年，他奇怪地認為，GDP增長率8%的中國其實遠遠不及GDP增長率3%的印度，印度實實在在地將農村人口從90%降低到54%(這個數字比例是錯誤的，印度存在大量的隱性農業人口)，而中國的農業人口根本沒有出路。中國的教育機制不能為中國承擔未來20年的增長，因為中國13億人口只有150萬大學生(這可能是15年以前的數字)。

　　14歲的德魯克就是一個自信的獨行者，他拒絕與別人一起游行，脫離隊伍，發現自己是永恒的旁觀者：可以為別人說話，但絕不和人們打成一片。這是一條多么美好的人生路線，也許獨立而負責任的人在中國弱勢人群的問題上，也應當采取這樣的做法：可以為別人說話，但絕不和人們打成一片。

　　懷抱一種火熱的情懷，進入集體主義的隊伍，失去旁觀者的分寸，是多么一種沮喪的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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