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4年，中日重啟外交和防務領域對話。2月21日和22日，第29次中日外交當局定期磋商、第17次中日安全對話以及第16次中日經濟伙伴關系磋商接連舉行。這一系列磋商讓人們看到中日冰凍已久的雙邊接觸在復蘇，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出穩定中日關系的積極信號。

　　中日關系當前處在過于寒冷的不正常狀態，急需回到雙邊磋商和安全對話機制上來。安全對話之所以被擱置4年之久，一方面客觀上受新冠疫情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日關系氛圍急轉直下，給兩國政治、安全互信帶來極大破壞。去年11月，中日領導人曼谷會晤，一致同意保持高層交往和對話溝通。今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見日本外相林芳正。一周之內，中日召開四次高層對話，密集程度是近年來罕見的，這些對話是對兩國領導人共識的落實，但也同時反映出中日關系積壓下來的問題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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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尤其表現出了一種緊張感和緊迫感，但不得不說，其對標的點完全錯位了，或者說都不在點上。日本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到緊張和不適，對跟它本不相干的臺海局勢感到緊迫，這種庸人自擾式的國家精神內耗，導致日本這兩年的對華政策進入一種“惡性螺旋”。日本真正應該緊張的是中日關系下滑的勢頭，它的確是危險的。畢竟中日之間存在一些現實層面的矛盾，比如領土爭端；還有眾所周知的歷史恩怨。是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將它們管控住了，實現了中日互惠合作的良好局面。按說，日本應是最珍視四個政治文件的一方，由它作出沖撞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行為，是不可理喻的。東京對華呈現出極為擰巴的心態，這從它對華接觸的別扭中可見一斑。根據媒體透露的消息，日本多次主動尋求兩國進行高級別對話，但又不愿進行實質性對華政策調整，反而是不斷強化對中國的敵對態度，令雙邊關系的氛圍嚴重惡化。東京需要的不是某種形式感，而是要拿出能讓人感受得到的誠意和建設性態度來。它很強調溝通的重要性，然而日方需要向中國解釋和說明的遠遠更多：比如日本一次性購買500枚“戰斧”導彈，是要做什么用？日方修改三份安保文件，是否意味著“專守防衛”原則已經被打破？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對東京是否還有約束力？等等。

　　中國不像日本那么糾結和矛盾，簡單地說，就是用“兩手”對日方的“兩面”。針對日本損害我利益的言行，我們毫不猶豫地予以反擊反制；與此同時，也會就穩定雙邊關系與日本保持溝通交流。往好里努力，但做壞的準備。

　　中日都認為有必要加強對話與溝通，努力加速構建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重要共識——“穩定和建設性的中日關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曼谷會晤時還表示，日中作為近鄰，互不構成威脅，需要也應該和平共處。日本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國，反之也同樣。日方歡迎中國通過自身發展為世界作出積極貢獻。我們期待能更多從日本的實際行動中感受到這樣的態度。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周年。需要說的是，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中日關系是在這個框架基礎上走正道，還是繞開框架走上西方政治集團對抗的邪路，日本當前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這不僅事關中日關系，而且事關日本未來的前途走向，以及地區的和平穩定。（本文系《環球時報》社評，原題為：日本的緊張和緊迫感都不在點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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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